慧眼818 《改的什么革－－民主臭大街了！！！》

        冷战后，民主成为全球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甚至美国就因为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就可以抛开任何国际组织的支持，用武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输出民主。然而，二十年过去了，民主在全球令人失望（如台湾、东欧、印度）甚至令人恐怖（俄罗斯、泰国、伊拉克、阿富汗）的表现，或者象捷克和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南斯拉夫彻底肢解，在当前中国，即使最激进和最原教旨主义的民主支持者，也认为应该采用渐进式推动民主的方式，以减轻民主转型时期的巨额成本，特别是社会动荡成本。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和解智库”提出的“五十年民主方案”。即中共启动民主进程，但仅部分席位进行自由选举。并每五年增大自由选举席位的比重，力争用五十年的时间达到全部自由选举的程度。在这个过程中，既可保持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发挥一个成熟政党的执政经验，保持转型过程中的稳定，同时全社会对民主有一个实践和学习的过渡期。二是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提出的可以先从新闻自由开始，逐步放开。

　　应该说，这些建议提出的本身就是对民主持有较为理性的看法，知道民主是有条件的，有巨额成本的，甚至是有高度风险的。然而，这种渐进性民主化理论是否行的通呢？人类历史上是否有先例呢？

　　事实求是的讲，这样的先例有，但不是在当代，而是民主以现代社会形态出现的早期。英国以1688年的“光荣革命”成功为标志，正式进入民主政治。然而，哪个时候拥有投票权的仅仅是贵族、上层有产者。至多是寡头民主。英国七百万人口中，仅有25万人有投票资格。到1877年城市劳动者才有了投票权，1884年，农村劳动者有了投票权，1918年21岁以上的男性和30岁以上的女性有了投票权，1921年21岁以上的男子和女子都具有了投票权。到这一步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基本如此。美国黑人1965年才有了公民权，瑞士1971年才实现普选。但是，自从西方彻底完成民主化后，这种情况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所有转型国家都是采用瞬间突变方式完成的。开放报禁、党禁，立即实现普选。象韩国、台湾、俄罗斯、东欧、印尼等等，无一例外。有的国家付出较少代价完成了转型，如韩国。但有的国家至今仍在转型成本中挣扎，如泰国、中国台湾地区。更有俄罗斯不得不重新走向威权。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波兰曾试图进行渐进式的民主转型，但结果却超出所有人的意料。1989年，面对困难的局面，波兰共产党与轩结工会进行圆桌会议，分享权利。一部分席位进行自由选举，波共则掌控其余大多数。结果在选举时，波兰民众拒不投波兰共产党候选人的票，甚至团结工会出面呼吁都无济于事。最后获选的波共代表均退出了波兰共产党，团结工会瞬间取得了执政权。然而，并没有做好执政准备的团结工会很快便陷入执政无能、内部分裂和腐败的境地，并迅速被选民抛弃，而过去的共产党改组后重新执政。但这个轮回过程中，整个社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因此，至少从实践的角度讲，并没有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先例。如果中国----这个被黑格尔称为一切例外的例外的国家----希望创造奇迹的话，则必须首先解决面对的如下挑战。

　　一是当中国启动渐进式民主进程的时候，西方的态度如何。尽管美国严格立法，禁止任何外国资金和势力介入本国大选，但它却一直以大量的资金甚至军事输出的方式介入其它国家的民主进程。如果被西方投资了二十多年的海外人士回到中国，西方是否有耐心再等五十年？哪些在海外苦等二十年的群体是否会再耐心的等上五十年？特别是当中国政府由于国家利益与西方发生冲突的时候，西方是会继续支持中国政府的渐进式民主过渡还是更支持被其投资了二十多年的群体上台执政？

　　二是从中国历史现当代史来看，政府、政党之间的承诺鲜有遵守和兑现的前例。如1912年清皇室和平退位，是以仍然住在紫禁城和每年中华民国提供四百万两白银做为条件的。然而，几年间，先是清皇室在张勋的政变下走向复辟，随后就是民国政府将之赶出北京，四百万两白银的财政拨款也取消。1945年，国共双方达成“双十协定”，但很快双方就兵戈相见。“双十协定”成了一张废纸。事实上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上来看，就缺乏现代契约精神。如果中国启动渐进式民主进程，就算是开始各种力量达成妥协和一致，撕毁协定只是早晚的事。比如现在发生的金融危机，恐怕反对派就会借题发挥，撕毁协定。当然，不遵守契约即使在西方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当前苏联崩溃，接替的俄罗斯全面衰落之际，美国就单方面废除了中导条约。实力不济的俄罗斯除了发出一两声无力的抗议，也只能吞下这个苦果。美国和中国建交时，承诺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苏联崩溃后，美国战略上不再需要中国，便在没有宣布废除公报的情况下，却一再违反。

　　三是，中国有九亿农民，目前选举人大代表都是按照城乡人口1：8的比例。如果按照1：1的比例，人大代表的主体将是农民无疑。然而，中国实行民主化后，是否可能继续执行这个比例？是否8个农民才有一张选票？尽管做法和思路在西方民主发展阶段是惯例。但是现在，西方会认可吗？中国的百姓会接受吗？

　　因此，关于中国的发展前景，只可能两种可能性。一是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和完善，最终建立类似于新加坡的模式：廉洁、高效、富裕、有限制的政治自由。二是由于突发事件，中国一夜间走向民主化。而这种结局则很难预测。只能说有这样几种可能性：或者象韩国，或者象台湾、或者象俄罗斯、泰国、印尼，或者象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分崩离析，不复存在。不过从第三波民主浪潮中，韩国只是极少数的个案来看，中国成为韩国的可能性极小，甚至成为台湾的可能性都不大，而是更有可能象俄罗斯、泰国或者南斯拉夫。

高连奎：打败腐败的不是民主，而是福利社会


与70年前的“打老虎”相比，中国新一任政府的此番行动更具震撼、持久等特性。但古今中外的历史已经证明，清除腐败不能靠运动，而是要靠制度。那么，什么样的制度能够根除腐败呢？“打败腐败的也不是民主而是福利社会，即有福利的国家不会腐败。官员腐败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如果不腐败也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腐败呢？” 著名经济学家高连奎在力作《反误导：一个经济学家的醒悟》中对中国当下经济学界普遍流传的、对经济学原理以及社会-经济现象的错误认知，进行了独树一帜地解读和批判。以下为图书正文部分节选，以飨读者。

民主国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福利的民主国家，一种是没有福利的民主国家。我们所期待的“政治红利”是“有福利的民主国家”才有的。但其实“民主政治红利”并不是由民主带来的，而完全是由“福利社会”带来的。

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打败腐败的也不是民主而是福利社会，即有福利的国家不会腐败。官员腐败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如果不腐败也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腐败呢？福利社会就是这样。在福利社会，任何公民都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当然官员也不例外。而且福利社会建成了，所谓的民主的优势才能发挥出来。其实官员廉洁根本不是民主的优势，而是福利的优势被民主盗用了。

我们做样本研究，确实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与这个国家的福利程度成反比。福利越高，腐败越低；福利越低，腐败越高。所以真正让腐败消失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福利国家和地区，它们的福利制度让腐败得到了极大的抑制。比如北欧、新加坡是高福利国家，腐败几乎绝迹；德法是中等福利国家，腐败极少；英美日是低福利国家，腐败也有，但不多；“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中国台湾排斥福利，腐败一般严重；而中国大陆、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福利制度建设非常落后，腐败问题就非常严重。总之，腐败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关系不大，只与一个指标挂钩，那就是福利程度。

分权、限权、严刑峻法，都不是根治腐败之策。比如，中国严惩贪污的法律法规不可谓不重，但腐败问题仍然严重，归根结底就在于官员缺乏安全感。众多调查表明，官员是幸福感最差的阶层，而且官员的基本工资和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相比，是非常低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在社会上每月可以收入3000多元，如果是公务员很可能只有1000~2000元，而一位副部长的月工资不到一万元。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公务员，特别是官员怎么可能不腐败。

贪污是犯罪，是巨大的冒险，谁都知道“一个人冒险是为了巨大的收益”，但很少有人进一步追问，“他要那么大的收益做什么”？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如果一个人有了安全感，就不会再冒那么大的风险，而且这些冒险都是有代价的。福利社会就是为整个社会营造一种安全感，让整个社会不再那么急功近利。

腐败是冒着失去自由的风险去犯罪，治理腐败重要的是“断贪念”，如果没有贪念了，给他多大的权力都没问题。而构建福利社会，就是让整个社会都充满安全感，让官员凭自己的工资就可以过上非常不错的生活，就可以充分享受生活的快乐，那他为什么还要冒失去自由的风险呢！

同样的国家在不同阶段，其腐败程度也有区别。比如欧美所谓的民主国家，在早期也是非常腐败的。所谓的“民主国家”这个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广泛流行起来的，之前的西方政治学者将这种多党政治称为“政党分赃制”，或是翻译为“政党分肥制”。当时的西方多党政治最核心的就是“分赃”，腐败近乎掠夺，议员职位可以买卖，每次政党更替都是政党分赃的过程。其实，即使是现在的美国总统，他可以分配的职位仍然高达六七千个，其中驻外大使等都是经常用于“分赃”的肥缺。

同一种制度在不同国家，或是同一国家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其实这些表现和这种制度根本就无关。西方国家腐败的降低，根本不是分权、限权在起作用。西方国家腐败问题的逐渐好转，是与它们的福利社会建设同步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设的福利国家，让这些国家的政治腐败得到了极大的抑制，即不是民主打败了腐败，而是社会福利打败了腐败。如果是“三权分立”和“民主自由”消除了腐败，那为什么西方国家在其20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腐败透顶的，而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即福利国家建成之后才消除了腐败呢？

不仅是西方国家，我们看看离我们最近的“亚洲四小龙”也是这样。它们在从威权政治转型到民主政治后，腐败程度不仅没降低，反而增加了。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是这样，比如2013年10月，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发布的《公务员任用制度开放度与腐败程度》报告数据显示，韩国的腐败程度在全球21个发达国家中排第4，仅次于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韩国市民组织的“反腐败国民联盟”曾经以首尔等12个城市的3017名中学生为对象，进行社会腐败程度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被调查的韩国青少年中，92%的人认为韩国是“腐败的国家”。而中国台湾的腐败丑闻更是不断。2009年的一项国际调查显示，中国台湾的贪污程度比中国大陆更严重。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亲自召开记者会，强调那些贪污渎职案件都发生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并宣示其全力肃贪的决心。但没过多久马英九的“行政院”秘书长、马英九的嫡系亲信就爆出巨大的贪污丑闻。历史证明，法律根本管不了贪污腐败，我们只能从根本上治理，那就是降低官员以及整个社会的不安全感。

福利的根本作用是改善道德，是积聚社会正能量的根本基础，除此之外，任何宣传、教育、惩罚都对贪污腐败治标不治本。中国的很多学者强调治理腐败，但又反对福利社会，而他们主张的改革模式只能造成更大的腐败，这也就是中国越改革越腐败的原因。可惜这些人还没看清楚，还用改革不彻底搪塞，如果改革彻底了，那只能是彻底腐败了。中国很多学者主张的改革目标更接近于印度模式，印度、菲律宾这些国家根治腐败了吗？显然没有，而且是全民腐败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只有民主，而没有福利。

也有其他治理腐败的思路被广泛提及，比如新加坡的高薪养廉。但我认为新加坡的成功不是因为高薪养廉，而是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新加坡是世界上公认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样板国家。

另外，如果没有整个国家的福利建设，仅仅给官员高薪和高福利也不行。因为官员的安全感缺失，并不仅仅来自于他自己，还包括他们的家人，比如子女。如果仅仅是为自己，那不用贪污很多就可以满足，而如果考虑到子孙，那多少钱都不够，所以官员都会越贪越多。因此营造整个国家的福利是根本，而高薪养廉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

《反误导：一个经济学家的醒悟》（什么是原汁原味的“凯恩斯大战哈耶克”吴敬琏、张维迎、张五常、林毅夫，谁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

苏联颜色革命，乌克兰颜色革命，都给中国敲响了警钟，敌人就在党内

等的改革吗，让一部分猫人富起来移民出去

14亿中国人 56个民族，必须有个强有力的政党领导
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执政

美国西方式的所谓民主，在我中国不合适

其实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主席就对外宣布，中国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国家

只有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必胜，也是康庄大道

兰色凡尘 发表于 2016-1-14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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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尘不扫，不会自己跑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