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伪造的三个北洋“卖国贼”

五四运动中伪造的三个北洋“卖国贼”导读：五四运动乃是犹太势力及其走狗毁灭中华皇汉族传统文明的“文化革命”运动。被极力丑化的北洋三外交官根本不是什么卖国贼，而是有气节的传统中国人。北洋政府竭力跟犹傀西方列强争夺中国山东主权，但是其统治权仅限于几个行省，不可能有能力夺回主权。北洋政府从没有签署过任何出卖山东主权的条约。相反五四运动学生头目教师幕后的老板却是 统治欧美列强，瓜分中国主权的犹太金融共济会。由欧美金融财阀共济会建立的清华北大，是民国时期西方培养中国卖国叛族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北洋外交官是竭力争取中国主权失败的民族英雄。而攻击他们的学生头目教师却是西方渗透控制中国教育界组织的走狗，是无耻的叛汉奸卖国贼，他们竭力煽动无知愚昧民众社会动乱，帮助西方搞垮汉族本位北洋政府。弱国无外交！国家枪杆子不硬，政府自身难保，外交官竭力争取国权失败，顶多免职尔，难道就变成了卖国贼？？？就应该被一群西方反华势力的走狗疯狂围攻？？
张鸣著    　来源：中外书摘
五四运动中众口一词的卖国贼   
       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是五四运动中众口一词的卖国贼。五四当时编的小册子《青岛潮》，甚至说火烧赵家楼时，学生冲进曹汝霖家，发现“曹氏之客厅正中，悬一日皇御像”（事实上后来很多内地组织的带有明显倾向性的回忆中，没有一个人这样说，可见并不是真的）。不仅学生这样看，市民这样看，连政府内部的相当一部分人士，包括一些有实力的军阀也这样看。直系军阀自不必说，吴佩孚等骂曹、章、陆骂得比学生还厉害，连皖系干将张敬尧，在运动期间，也打电报要求罢免这三人。安福俱乐部控制的国会，也接二连三提出弹劾曹汝霖、章宗祥的议案，明白说他们是“国贼”。在运动当口上，还有很多人声言要拿住这三人，连同他们的家人一并杀掉。连摆地摊说相声的都编了相声《揣骨相》，指桑骂槐地骂他们，“没骨头，金钱搂足，以外人为护符”。说他们属于“大贼骨头”，卖国求荣，明知挨骂装聋子，是“现代秦桧”（张寿臣相声）。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样从知识界到底层百姓高度一致，甚至国共两党高度一致，万人唾骂的人物，大概除了袁世凯，只有汪伪政权的三剑客：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
       的确，他们三人是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不仅在皖系当家时如此，此前很长时间，都是如此。日本大隈内阁倒台，寺内上台之际，日本方面曾经特意表明要曹汝霖担任特使访问日本，重商两国关系。北京政府随即通知驻日公使章宗祥，准备派曹汝霖以赠勋为名，出使日本。但是，此议遭到国会方面的激烈反对，国会为此几乎要炸了窝。最后，北京政府取消原议，改派老资格的官僚熊希龄前去，但为日本方面所拒绝。按西原龟三的说法，日本方面的公开提议中还有徐世昌的名字，但实际上日本方面的真实想法，曹汝霖才是最为合适的人选。而当时急于跟中国改善关系的日本寺内内阁，居然为了一个曹汝霖，如此羞辱中国政府，可见日本方面对曹的看重。当然，国会和舆论对曹任特使之事群起而攻之，也是因为他的亲日之名。
   
三个“卖国贼”早年经历   
       曹、章、陆三人，都是19世纪末比较早的留日学生。在中国的留学史上，留日学生的数量最多，多到跟去英美的学生完全不成比例的地步。但绝大多数留日的学生，都是学速成的。日本人出于挣钱的目的，专为“清国留学生”办了许多速成学校，一年就了事，学到什么，只有天知道。多数人连语言关都没过，反正当时的日文跟中文相差不大，学了几个新名词，回国就可以唬人了。能进正规的专门学校的，大约占3％或4％，进大学读本科的，不足l％。曹、章、陆三人，都是日本名牌大学的本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见机得早，赶上了好时候。曹汝霖先进早稻田，然后转到东京私立法学院，1903年按照专门学校令升格为东京法学院大学，1905年改名为中央大学。而章宗祥的经历简单一点，是明治大学的毕业生。跟曹汝霖一样，章宗祥回国后参加特别为留学生准备的“科举考试”，被赐予进士头衔，曹汝霖名次还非常高，排名榜眼。陆宗舆也不差，在日本政治家摇篮的早稻田大学毕业，不过回国的留学生考试却没考好，只得了举人头衔。曹、章、陆三人，由于去得早，日本政府有优待政策，入大学无需考试，而且由于人数很少，“清国留学生”很稀罕，自然很得优待。据曹汝霖说，他来日本最初两年，留日学生文武都算上，也不过56人。
       他们三人，作为留学生而言，其实命运很是不错，留学赶上优待，不像后来没有赶上点的留日学生，人数众多，鱼龙混杂，考学艰难，在日本上一个专科，都难上加难。而且生活上饱受日本人的歧视，早期的优待全无。更幸运的是，这三人毕业就赶上了清廷的新政，朝廷缺人之时、用人之际，回来就进入刚组建的以西方为模本的政府机关，春风得意，很快就身居要职，到清朝覆灭时，曹汝霖已经升任外务部左侍郎，变成部领导了。不像第一批留美幼童，无论学成与否，回国来只能到海军当兵，从最基层做起，一步步往上爬。也不像后来的留学生，人数太多，朝廷里已经没有多少位置了，只好往学校挤。他们三人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是，都在清廷新政时期，被当时的强人袁世凯延揽到自己的夹袋中，跟袁世凯和北洋系结下了很深的关系。同时，作为留学生，他们都是当时政府中开明、年轻而干练的能臣，曹汝霖曾经受命到宫里，给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讲过宪法，充任过一回高层政治学习的讲师。也曾参与过中日间岛问题的交涉，部分地为中国挽回了权利。而章宗祥则参与了新政时期中国法律改革，对于新刑法和商法的改革，颇有贡献。特别的，是他在京师巡警厅负责时，曾经负责审理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汪精卫犯了这么大的事得以不死，章宗祥是出了很大力气的。陆宗舆则被徐世昌收入帐下，担任过东三省盐税总办，一个很肥的肥缺，他将东三省的盐务，办得风生水起。陆宗舆还随同徐世昌出国考察，深受信任。
   
三人不过是资深职业官僚   
        没错，这三人的确在段祺瑞政府的亲日政策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曹汝霖自不必说，他不仅因为在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时，为段张罗来了非常关键的来自日本方面的款项，否则讨逆军很难发动，而且还是日本特使西原龟三和段祺瑞之间至关重要的中间人。在段祺瑞推行亲日政策的这段时间里，曹汝霖不仅担任交通总长而且兼任财政总长，把北京政府最有钱的两个部都拿下，势头压倒老交通系，一向号称财神的梁士诒都在曹面前矮了三分。因此，曹在段祺瑞的皖系集团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这个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跟日本的关系，依赖于西原借款。
        章宗祥作为这一时期的驻日公使，不仅参与西原借款，而且若干为人大为诟病的中日秘密协定，大都出自他之手。涉足最浅的是陆宗舆，也是西原龟三来华最初的接洽人之一，尽管在西原借款筹划期间，在双方签订备忘录的时候，西原不无讥讽地回忆道，“陆宗舆害怕将来被诽谤为卖国贼，在战战兢兢中署了名。”但是，他还是担任了借款的产物中日合办的汇业银行的董事长。三个经手借款的人，都说此番借款，他们没有拿回扣。章宗祥甚至说正因为此项借款没有回扣，他才勉强介入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三个中方的经手人和日本方面的西原龟三一样，大体上是干净的。比起此前的经手借款的盛宣怀和梁士诒，他们三个，个人品性的确要好一点。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五四运动，这三人成了卖国贼，由此追溯到“二十一条”的签订时，曹汝霖是外交次长，陆宗舆是驻日公使，所以都有了责任。陶菊隐先生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直斥当时身为中国外交次长的曹汝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代理人”，说他在公府的会议上，“得意忘形地暴露出，他事先就得知日本将提出‘二十一条’”，把袁世凯都气坏了。但在历史档案上，这种事是没有的。曹汝霖也好，陆宗舆也好，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跟日本的“二十一条”的阴谋，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对推动中国政府签订条约，起过什么作用。陆宗舆为了缓解中国的压力，在日本还是做了不少情报工作。有资料说，他在和日本外务省交涉过程中，曾经把一把手枪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晚上则放在卧室，扬言若日本方面再行逼迫，就饮弹自杀。这种行为，无论是吓唬人也好，做给国人看也好，毕竟跟卖国扯不上干系。
       现在看来，段政府的亲日政策，尤其是借外债打内战，对中国和中国老百姓来说，都是一场灾难，而中日间有关胶济路的换文，还直接给了巴黎和会上英美一个羞辱中国的借口，直接促成了五四运动。作为具体的操作者，这三位政府中的亲日派官员，当然负有责任。但是，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卖国之罪？如果是的话，我们是否可以从法律上追究他们的叛国之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自晚清以来，直接跟西方打交道的人，一般都难逃脱卖国的恶谥。处在第一线办交涉，妥协就等于卖国，但不妥协，又无路可走，只要你经手操作，这种两难境地，概莫能外。连曾国藩这种在朝中声望如此高的人，也会因办理天津教案的中法交涉，而背上骂名，在羞惭中死去。在近代史上，被骂得最多者，莫过于李鸿章，“李二先生是汉奸”，几乎成为那个时代朝野的共识。李鸿章最大卖国之举，莫过于签订马关条约，但是，李鸿章不去签，别人也得去，别人去签，肯定不见得比他签要好一些。纵观李鸿章在马关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很难找出他有意出卖国家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来。弱国无外交，在丛林时代，弱肉强食，是个基本的国际惯例。弱国的对外交涉，能够利用国际法和国际的势力平衡，为自己国家多少挽回一点权益，让损失小一点，已经是不错的了。应该说，从技术上讲，曹、章、陆所做的中日交涉，甚至包括引入西原借款，都无非是袭承晚清外交官们一贯的做法，尽可能在字面上抠来抠去，以求减少损失，尽可能用协议和条文，对强暴的对手加以某种约束。但是，他们也许没有想到，段政府武力统一和亲日政策的结合，在大前提上，就已经大错而特错了，在错误的前提下，沿着错误的政策做的任何事情，都只能是错的。
       据曹汝霖家的仆人后来回忆说，五四那天，在学生刚来的时候，其实北京的警察总监吴炳湘也在曹家，看见学生气势汹汹，吴炳湘说要加派警察。曹汝霖却说：“几个小孩子，就让他们闹一闹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属实，说明曹汝霖对待学生还比较客气。但是，家被烧了之后，态度有点变化。多年积累的家产被毁，倒也难怪。五四运动曹汝霖家被毁、章宗祥挨打之后，他们三人都有一个表态。曹汝霖是提交了一份辞呈，通篇充满抱怨之辞，从家产被毁到自家的外交业绩，尤其念念不忘主持借款，未收一分钱回扣之事，被后人讥为“‘表功’多于‘自责’，尤注重于经手借款，未收回扣，以矜夸其廉洁无私，殊不知国人所指斥者并不在此也”。陆宗舆好一点，除了抱怨有人“借外交问题，以为倾轧之具”之外，倒是没有表功，以身体不好为由，自请辞职。其实他跟曹汝霖一样，把五四学生游行，看做是某些派系对他们的倾轧。曹汝霖在日后的回忆中，几乎点名说他们之所以挨整，就是因为林长民的挑唆。而林长民之所以如此，不过是因为怀疑曹汝霖坏了他做总统秘书长的好事，以及一次跟他借钱，没有痛快地给。只有章宗祥态度最好，火烧赵家楼，他饱挨了一顿打，若不是碰巧前来的中江丑吉拼死挡了一下，后果不堪设想。挨打之后，章宗祥住进了医院，据说很长时间都没有脱离危险，闻听肇事的学生被捕，不仅没有提出控告，反而由其妻子代表章宗祥具呈保释学生。虽然“自知众怒难犯，亦可见其风度”。可见，在“三个卖国贼”中，也有分别，对于段政府的亲日政策，责任最大的曹汝霖，对于五四运动，怨气也最大，直到写回忆录的时候，已经是90岁的皓然一老，依然恨恨不已，而陆宗舆和章宗祥则低调得多，平和得多。
       事后来看，三位不过是资深职业官僚而已，跟亲英美的顾维钧、罗文干、施肇基等人没有多大的区别。只要当政者需要加强跟日本的关系，自然会重用他们，没有别的选择。而他们的政务操作，和亲英美的官僚一样，也日趋技术化。在晚清和民国，前有朝中清议，后有媒体开放，作为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办理对外交涉的人，委实处境很难。一方面国家受欺凌的处境很难改变，所谓交涉，无非是吃亏大些还是吃亏小些的分别。但是，无论大亏小亏，清议和舆论都不会答应，于是，交涉者就成了众矢之的。而曹、章、陆所亲的日本，恰好在近代扮演了一个令中国人既嫌恶、又艳羡、又很恐惧的角色，中国从日本学的最多（正好跟古代掉过来），受到伤害也最多。可以说，对日本人，中国人既熟悉，又陌生，既看不起，又有些畏惧。这种局面，自甲午以来，就已经形成了。进入民国之后，尤其是“二十一条”签订之后，日本再次成为中国人最讨厌也最忧心的对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二十一条”不废除，日本大举介入中国政局，国人焉得不忧？作为背上打上印记的亲日职业官僚，在此时此境，即使离中日交涉远远的，都未必有好果子吃，更何况他们三人不避瓜田李下之嫌，首当其冲，背上卖国贼的恶谥，实在是逃无可逃。不过，作为职业技术官僚，他们三人大体上还是守本分的。同为官僚中人的张一■后来说，自曹汝霖因五四运动辞职之后，继任者曾毓隽更加不堪，放手挪用部款，一点规矩都不讲，比曹汝霖还不如。
   
虽在沦陷区却都未担任伪职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尽管这三人官瘾不小（作为职业官僚，无可厚非），但自打五四以后，就从政坛销声匿迹，再也没被重新起用过。抗战时期，这三人虽然都留在沦陷区，但都没有出来担任伪职。其中曹汝霖曾经是日本占领军重点的争取对象，出山的压力相当大，日本方面的土肥原贤二，和北平特务机关长喜多骏一，都亲自前来劝驾。唯有他的日本好友中江丑吉，劝说曹汝霖千万不要出来，保持晚节，曹汝霖也就没有出山。一位跟中江丑吉很熟的日本学者写道：
       日华事变发生后当时立即就把其中意味参透了的中江，到天津拜访了曹汝霖。并将事变的性质与前景说与曹，还有如下记录：你作为政治家为了保全晚节，在这个时候无论怎样的劝诱也绝对不要在政治方面的事情上出头，如果是实业界的事，那也就没有办法。曹氏当时泪流满面听从了中江的劝告。日本的军阀及其手下的浪人正焦急想找一个北方派的大人物做傀儡。事实上，曹氏听从了中江的劝告，很久一段时间没有出来。现在他没有被作为汉奸，如果是这样算的话，中江应该算是救了曹氏两次。
       曹汝霖不仅没有下海做汉奸，而且在沦陷区的时候，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做了一些好事，帮人挡了好些事。有人被捕，找到他，也能捞出来。的确，因为曹、章、陆没有下海做汉奸，光复以后，他们三人都没有受到国民政府的追究。可见，曹汝霖所说自己亲日而不卖国，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至少，比起那些当时的名声比他们还要好一些的北洋政客，王揖唐和王克敏之辈，要强多了。■
    （摘自《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广西师范大学，责任编辑：曹凌志）

自晚清以来，直接跟西方打交道的人，一般都难逃脱卖国的恶谥。处在第一线办交涉，妥协就等于卖国，但不妥协，又无路可走，只要你经手操作，这种两难境地，概莫能外。连曾国藩这种在朝中声望如此高的人，也会因办理天津教案的中法交涉，而背上骂名，在羞惭中死去。在近代史上，被骂得最多者，莫过于李鸿章，“李二先生是汉奸”，几乎成为那个时代朝野的共识。李鸿章最大卖国之举，莫过于签订马关条约，但是，李鸿章不去签，别人也得去，别人去签，肯定不见得比他签要好一些。纵观李鸿章在马关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很难找出他有意出卖国家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来。弱国无外交，在丛林时代，弱肉强食，是个基本的国际惯例。弱国的对外交涉，能够利用国际法和国际的势力平衡，为自己国家多少挽回一点权益，让损失小一点，已经是不错的了。应该说，从技术上讲，曹、章、陆所做的中日交涉，甚至包括引入西原借款，都无非是袭承晚清外交官们一贯的做法，尽可能在字面上抠来抠去，以求减少损失，尽可能用协议和条文，对强暴的对手加以某种约束。

但是，他们也许没有想到清末民初期间，袁世凯北洋政权们与孙文南方国民政权一贯性思想沿袭 知日亲日媚日资日输日政策的结合，在大前提上，就已经大错而特错了，在错误的前提下，沿着错误的政策做的任何事情，都只能是错的。

台灣獵戶人 发表于 2013-6-11 02:24
自晚清以来，直接跟西方打交道的人，一般都难逃脱卖国的恶谥。处在第一线办交涉，妥协就等于卖国，但不妥协 ...

人家有親日思維  後來日寇請他們出山 作傀儡  他們還有有國格的

而54運動的幾個組織者 後來都儅了漢奸

贏政 发表于 2013-6-11 10:12
人家有親日思維  後來日寇請他們出山 作傀儡  他們還有有國格的

而54運動的幾個組織者 後來都儅了漢奸

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 這3人可沒有儅漢奸

他們實際並沒有出賣國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