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亡我之心不死，中美发生战争的概率有多少？

原标题|“75%”？！这真是中美发生战争的概率吗？



　　一

　　近几天来，南海戏文的脚本大变，菲律宾撤出了前台角色，美国不得已自己上场，咚锵咣咣，这是一种战前的锣鼓吗？

　　自从美國政治学家、哈弗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以下简称格氏）于两年前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把中美关系作了“修昔底德陷阱”（以下简称“修氏陷阱”）的类比之后，这个术语就开始以极高的出镜率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忙碌起来。在当代各方人们的高度关注下，“修氏陷阱”仿佛成了一把悬在处于全球最高层的国际战略博弈——中美关系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想想跟在美国重返亚洲身影之后中国周边的一系列激荡风云，哪一环节不是明里暗里牵系着美国这条“修氏陷阱”的战略主线？未来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否真的能被避开或落下，的确已成为中美、亚洲、乃至全球当前的重大利益关切。

　　作为教授级的政治学家，格氏在文中这样说道：“如果我们用历史的例子打赌，那么对“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的答案是明显的。自1500年以来所出现的新兴大国挑战现时主导大国的15个史例中，11个发生了战争……”。当代最著名的统计学家弗拉基米尔•万普尼克有一句名言：“在理性的基础上，所有的判断都是统计学。”格教授在这里以学术面貌的统计学宣布了当代中美落入“修氏陷阱”的“明显的”战争概率，那就是11:15=73.3%！

　　时至去年初秋，格氏又在九月号的美国政界闻名的《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修昔底德陷阱：美国与中国在走向战争吗？》一文，并将史例从15增至16，而根据新的表格统计，发生战争的概率有了1.7%的提升，即：12:16=75%！

　　另外，为突出这一数据的重要性，我们还看到新文中的副标题：“在新兴大国与主导大国间博弈的16个史例中12个以流血告终”！如果我们再参照美国著名智库“贝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发表的“修昔底德陷阱史例档案——16个崛起大国对抗现时主导大国的主要史例”的摘要，同样会发现这段“在这种对抗中，16例中的12例发生了战争”的文字被特别着意地用粗体作了强调。

　　75%！这个被反复暗示和强调的足以令当今世界战栗的数字，真的能在客观上反映当今中美发生战争的概率吗？格氏举着这个有理论研究面貌的统计表格说：是。而美国的重返亚洲、美太平洋总司令部司令口中的准备“今夜就开战”以及美舰“迪凯特”号再闯西沙群岛，似乎也都用行动在印证着“修氏陷阱”这个理论的现实性。

　　为此，面对格氏的这个“修氏陷阱”的“学术”，我们在这里也只能学术一下，看看他的这种统计、选例、解析等方法和这个数字本身，作为美国在南海兴波作浪的某种理论依据，是否真能经得住历史、社会和哲学观上的客观检验呢？

　　二

　　我们首先来看看格氏所给出的新的史例的表格：

　　（注：对此表格的缺陷，格氏自己也心知肚明，故他也承认这项研究仍属进程之中；并且已提出为修订增加史例而征询各方意见。但在提议增补的10例之中，6例是战争，4例无战争，这样的概率统计结果为——18：26=69%，仍接近70%！这表明添加后的表格的概率结果依旧可以用来在学术理论上佐证和框定中美之间的冷战格局）

　　在格氏的表格下方，我们看到一段加了括号的简单说明：一是在选例上，该表格“采用的是西方学术界主流的历史判断，避开了那种对事件进行的初创性的、特殊解读的诱惑”；二是确定“新兴大国”和“现时主导大国”，“是依照其传统的定义，主要是强调相对的GDP和军力方面的迅速变化”。

　　三

　　如何来评断格氏这一表格的学术客观性呢？我觉得如下几点需要做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检验：

　　1)史例时间点的框定

　　从挑选史例的时间范围方面，格氏选择了“1500年以来”或“16世纪早期”这两个时间起点至今，为什么？这或许对西方学术界来说有相当道理，因为西方文明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之后崛起，正是以文艺复兴前后这段有些光彩的时期开始的，所以这个时间点在西方的史学、社会和哲学等各界都乐于被取用。尽管如此，但我们应当看到：如果从纯粹客观的角度衡量，时间点的选择对统计的概率绝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量。

　　例如，我们可以从历史的时间点向前统计，可以把希腊及其黑暗时代发生的许多内容都囊括进来，那么所得的数值会是75%吗？这大可怀疑。同样，我们也可以把16世纪早期这个时间点移向更近的时段，此处我们不妨直接借用格氏表格，如，倘若我们以1760年工业革命为起始，那么格氏表格中的前5个史例将被排除，所得的概率就将变为：7：11=63.6%。如果我们再向近代靠近，把起点定在20世纪，那么从20世纪至今的8个史例中，发生战争的是4个，则4：8=50%！战争与和平的概率各半！对这个数字我们是否应当比对格氏的数字能多舒几口宽慰之气呢？

　　以上提出时间点上质疑的两例所涉及的哲学和理论的实质是：以文艺复兴为起点、以工业革命为起点或是以20世纪为起点，这三种统计方式到底哪个更科学或正确呢？我想格氏对此应当无法做出合理或有说服力的哲学解答，而以上两例仅仅是历史上无穷时间点上的两个。据此我们可以说：在史例时间点的框定之上，格氏的表格只能是众多的随机性选择之一，而这足以令我们对75%这个概率及其统计的可靠性打上问号。

　　2）史例地域的选择

　　从史例的地域空间点来看，格氏的选择主要集中在欧洲：16个史例中15个有欧洲国家的参与，而10个史例本身直接就是在欧洲地区国家之间进行的，而涉及欧亚的史例有4个，涉及美国的有3个。请注意：涉及作为今日“修氏陷阱”之“主角”一方的中国只有1个。当然，欧洲在近代几百年来似乎一直处于人类重要活动的中心，把地域国家多框限在这一地区也并非不可，但此处理论上公正的问题同样是：对于统计数字的客观性来说，地域空间选择的不同是否像上述时间点的选择一样，也构成一个浮动的变量呢？

　　为简便起见，我们同样以格氏的表格为例。如，我们可以把表格按洲际区域的地缘关系定义为《1500年以来在亚洲、欧洲、美洲之间新兴大国与现今主导大国发生战争概率表》（这种表格定义对中美这两个居于不同大洲的国家来说更具现实意义），而据此定义我们可以看到：符合的只有6个，其中3个发生了战争，即3:6=50%，就是说三个不同大洲的国家之间发生这种战争概率的统计结果是50%；同样，我们还可以把战争的地域全部仅框定在欧洲自身，那么欧洲的10个史例中发生战争的有8例，即8:10=80%。这些例子醒目地表明：地域性选择确系一个影响概率结果的变量。

　　上述例子只是就格氏现成表格中的史例随机做出的，但实际上对史例的地域性选择的理论和哲学分析，意义应远比上述的例子要广阔和深刻得多，其内涵应包括下列诸多学术问题：如两个大国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否对其产生“修氏陷阱”关系产生作用呢？另外，与欧洲的例子相比，亚洲、非洲、美洲等广大地区的史例都不重要吗？或说这些地区不存在这种“格氏陷阱”式的对抗或交替的史例吗？对于此点，格教授似乎也难于给出任何相关的学术说明。

　　3）对史例的选择

　　对史例的选择更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如果我们以当前网上通行的《世界历代战争年表》为据，那么从1500年至今，共发生了较重大的战争计482个（经笔者统计），对此我们可以问：面对茫茫史海的这些战例，格氏表中这只占总数2.4%的12个战例是怎样选择出来的呢？还有同类的问题是：那4个没有发生战争的和平史例又是怎样在众多和平的兴衰交替中被筛选出来的呢？这两类史例的遴选，是否存在大大小小的学术遗漏呢？

　　如果我们接纳格氏表格选例的完美，那就等于认同了如下命题：即从1500年左右至今，世界上“仅有”这16种新兴大国挑战主导大国的事件发生。此论断若出，怕是立马就会成为一个引发历史学家们热烈吵闹的问题。史海浩繁，我这里仅举一例：葡萄牙作为欧洲一个崛起的帝国，其国力在16世紀达至顶峰，以垄断半个地球的航线跻身海上贸易第一强国；而当哥伦布为西班牙在海上开辟航线之后，两国并未走向战争，而是经过近一年的谈判，在罗马教皇的主持下，签署一个海洋领域划分条约：葡萄牙的份额在东方，而西班牙的份额在西方的美洲。这个葡、西先后崛起的史例是否应当纳入到格氏的表目中去呢？此类的例子应当不少……故，史例选择对概率结果也构成了不可小觑的变量。

　　4）大国甄选的标准和定义

　　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性质，格氏对可纳入的大国阐释了其资格的标准和定义，即“依照其传统的定义，主要是强调相对的GDP和军力方面的迅速变化”，这段话的要义有三点：1.国家的GDP，2.国家的军力，3.前两点变化转换的迅速性。此定义为什么会有“迅速转换”这一条呢？是因为如果对抗双方的GDP和军力是慢慢转换，就不至于酿成有强度的冲突而引发“修氏陷阱”呢？还是要以这个“迅速”来为“迅速崛起”的中国量身定出一个增加其“修氏陷阱”角色相似度的标准呢？耐人寻味。

　　如果仅从此标准的GDP作为选择重点的话，那么我们不妨浏览一下1500年至1700年的世界，中国和印度都是该时世界上GDP最高值的国家，而印度的莫卧儿帝國在1700年更达至世界第一，其疆域几乎包括了整个南亚次大陆。但为什么这些GDP最高值的国家在那些地缘政治中没有史例可供选择呢？即便战争的没有，和平的也没有吗？此外，如以表格中的荷兰为例，该国在17世纪时GDP只占中国的2%，占当时印度的3%，那么格氏的这个新兴大国或主导大国的GDP量值取用标准在这里是怎样确立的呢？

　　我们再看看标准定义中的“迅速转换”，在史例中亦体现得隐晦不明。此处仍取史例序号4的现时主导大国荷兰与新兴大国英国为例：表中标明时间框架为17世纪，但要看完荷兰与英国之间争夺海上霸权的整场演出，观众恐怕早就被这种“超慢转换”的剧情折磨得不疯亦狂了：双方的4场战争，从第一次的1652年直到第四次的1784年，前后跨度拉长至132年，而在这期间除了战争，也有签约、互换领地、结盟和补偿等非战争形式存在，总之，不仅这一个多世纪时间的转换毫不符合定义中的“迅速”，而且把这漫长时间中的打打谈谈过程都概括为战争一项，似乎也不乏学术商榷之余地。

　　5）等类史例的疏漏

　　这里所谓等类史例的疏漏，即指按表中所选的某些史例，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拒绝另外一些完全等类的他例入表，所以这种等类史例的疏漏就可能已经直接影响了数据统计的结果。如我们可以看一下表格中的第16项，时间跨度是1990年至今，其中英法为一方，德国为另一方。如果从GDP来看，德国从1970年就排在英国和法国之前（直到2007年才被中国超过），并且多年来这三个国家的世界GDP排名实际上并无多大的变化。它们的这种新兴与现时主导之间有多大挑战的张力呢？无从回答；反观中国，1990年位居第10，95年第7，00年到第6，06年达第4，08年是第3，09年至今已到第2。如据此现实，中国在这期间应当已经与周围和世界上多少现时的主导力量构成某种挑战关系了呢？如果格氏的列表中出现中国与日本、俄罗斯、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被中国近几年超越的国家作为和平崛起的例子，难道一定比现今表格中第16的英法与德国形成的无战争的竞争关系更缺少表格中的和平例示性吗？恐怕格氏对此同样也是难于作出服人应答的吧。

　　6）“修昔底德陷阱”中二元与多元问题

　　从格氏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和表格中，我们看到基本上是“新兴”与“主导”两种力量在对抗和博弈。但无论在历史还是现今的世界舞台上，并不总是那种两个对手博弈的格局，尤其是在人类已向“地球村”迈进的时代，世界格局的变化已远不像两种力量一起一落那么简单。即便在格氏的表格中，我们看到哈布斯堡和奥斯曼，也都含有着相对的多元成分；而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更不能简单地作为俄、英、法与德国或美国与日本之间的新兴大国与现时主导大国之战争，因为其参战国和战争领域及其涉及的世界政治史之深广意义，已远远超越了双方兴起和衰落这种较为单纯的归纳和概括，正像今天，我们也不能把多元世界的主导问题简化为中美之间的问题一样。

　　当然，如果我们继续分析推敲，还可能会7）、8）、9）的进行下去，但这里点到即止，因为笔者只想说明：格氏用此表格“学术性地”支撑他为中美关系构思的“修氏陷阱”理论，其本身并没有初时乍看起来那么客观和“学术”，所以根本也完成不了在历史、哲学和学术上托举住这个“修氏陷阱”理论的任务。

　　四

　　既然格氏表格本身及其解读方式只反映了一家之言的随机性和某种主观选择的任意性，那么他就没有理由阻止我们重新设计出不同的表格以作不同理念的表达（本文在此意上不做延伸），或以其他的方式去解读或运用他现成的表格。

　　当格氏以他自己的表格向世界说中美之间走向战争的概率是75%时，我们则可做同样表述：“如果我们用历史的例子来打赌，那么对“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的答案是明显的。自1900年以来……的8个史例中，4个发生了战争……”。或“如果……明显的。自1950年以来……3个史例中，0个发生了战争……”。这样，在格氏和我们的两例中，因取例时间点的不同，世界就听到了75%、50%和0%这三种不同但都是实实在在的中美战争的概率。

　　为此，格氏能向世界证明他的声音比我们更“真理”吗?他或许会说，从1500年划线统计比从1900年划线统计史例多、历史跨度大所以更真实；但我们也会说：在西方“结构主义”盛行的当代，采用1900年甚至1950年以来积累的史例，因其体例在结构上更接近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政体、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各层面的格局、趋向和特点，所以对判断中美关系这种现世的问题应更有同时代的共时性、同构性和现实类比性，比之前者，我们的这些理由难道不是更现实有据吗？正像如果我们研究当代中美之间大国关系时，探讨20世纪苏美核冷战时期的内容，不比参照16世纪的那些由骑兵、长矛和需两人才能抬起的火绳枪一类的战争对今天有更准确更现实的意义吗？

　　至此我们不免会问：为什么格氏在谈论中美关系的当代走向时要从希腊历史中淘出这么一段古老的故事呢？而他在讲述这段故事的现实感之时，为什么在表格本身的许多可塑性和解读方式中，偏偏抽离出这么一种趋于悲观和冷战的解读方式呢？为什么西方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对这个故事及其讲法如此热衷欣赏，并一定要使之成为确立今日中美关系定位的框架和结构呢？“修氏陷阱”，难道真是一幕为框定当代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而量身制作出来的学术脚本吗？

　　“修氏陷阱”本来就是一个西方的故事，这个故事与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本质毫不相干。即便看看格氏的表格，16例之中也只一例有中国，而中国在其中的角色，也只是一个没有退路的被挑战者，缘何能作为“修氏陷阱”的主导方或是挑战方立身其中？再看看格氏表格中的那些在历史的多次烽火硝烟中频频出场的主角们，如果对号入座，有的出镜频率已达到或接近16个全例中的半数左右，格氏用发生在这些角色身上的那些历史故事和统计数码来臆断今日中国崛起对世界和平或挑战意向，有多少可靠的历史类比性依据呢？再看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近几十年的发展成就，那一项不是中国人民在和平的旗帜下用自己的辛勤血汗和不息劳作换来的？哪一项是靠呼啸的导弹和轰鸣的大炮在烽鼓不息的战争乱象中豪夺攫取的呢？

　　对中美关系来说，中国有许多与“修氏陷阱”不同的故事要讲，中国国家战略讲的就是和平崛起和互惠八方的故事，中国有从古至今的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的“好”的故事，有“新型大国关系”和“利益共同体”的“和”的故事，有“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的心胸广阔的故事……这些故事对中美关系的建构来说，哪一个不是比“修氏陷阱”更光明、更积极、更顺应当代和平发展主流、也更惠及中美双方和广大世界的脚本？

　　中国已经以各种方式反复表明自己与美国在和平互惠中共同发展的战略意图，而在“道德高地”的意义上，美国总统也几次表示“欢迎”中国和平崛起。但美国真的愿意让中美关系步入中国提出的“合作共赢”与“和谐世界”的发展轨道么？回答是个大大的问号，美国的战略心态似乎更接近“修氏陷阱”中的斯巴达，把中国的和平发展看作是对自己的现世霸位的挑衅，由此出发，就要要围堵中国。

　　美国“重返亚洲”就是围堵中国的战略表现。而重返亚洲既要回应“道德高地”的质询，又要有地缘政治的理由，这样，就需要营造一个冷战的环境；为此，中国东海、南海周边等一系列环环紧扣的地缘政治闹剧便轮番上演了；而在理论和哲学层面上，“修氏陷阱”的理论也应时而至；这个理论的最机巧之处，就是将美国阻挡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微妙地隐蔽和包装在一个学术上似乎完美的由历史实例组成的理论框架之中，使之幻化为一个似乎是人类历史的客观规律和命题，它仿佛在说：瞧，现今中美关系的关键，不在中美在各自主观的“道德高地”上孰高孰低（此点美国明显理亏），不在中国和平发展愿望，也不在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意图，而在那个“修昔底德陷阱”：一种挑战者和被挑战者之间的一种具有历史“规律”般宿命的冲突和对抗，并带有75%战争风险的概率。

　　由此，美国重返亚洲与中国展开冷战不仅有了一个以历史和哲学理论为基础的理由，也让中美关系依照“修氏陷阱”这个美国设计的冷战框架而非中国倡导的和平共赢格局发展前行。在这个“修氏陷阱”的剧情下，守卫在自己家门口的中国的和平形象幻化为现存秩序的主动挑战者，而从远方打到别人门前的美国那咄咄逼人的进攻形象也柔化为现秩序的被动的正义守卫者；在“修氏陷阱”这个貌似公允的理论和统计数字下面，我们可以明确感到那种非要把今日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框定在与美国竞争对抗的格局之上的冷战意向，而这才是“修氏陷阱”所包含的精深的国际战略用意和被西方热炒不息的真正本质。

　　五

　　习近平主席访美时曾在西雅图欢迎晚宴的演讲中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何谓战略误判？在中国诚心以和平共赢与美国建构发展关系来看，战略误判的起始方主要将源自美国：把人类社会和世界看成是永远的争霸舞台是战略误判，把一个中国文明正常崛起的命题转变成中国挑战国际秩序、追求和争夺霸权的命题是战略误判，把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格局和潮流看成是冷战而非和平发展是战略误判，把中美关系的冷战格局看得比和平共赢格局对美国更有利是战略误判，而把中国文明的崛起看作是可以通过经济、政治、颠覆甚至军事等手段在历史上打压下去更是战略误判。

　　此时我不禁想到与中美两国各有关系的两个战略误判的例子，即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和“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两例都是历史上战略眼光太过短浅的战略误判（尽管两者都有瞬间的战术成功），因为这种只考虑在历史上瞬间态势得失的战术思维，从文明和国家长远潜力等宏观历史战略角度上看，是过于浅薄和幼稚了。

　　从一个宏观的战略层面上看：一个现存古老文明大国的崛起，在历史的时空中是可以阻挡的吗？就中国来说，已有近五千年连续文明的经历。春花秋月之中，在世界上落于人后的时段也就一百多年，即便以二百年计算，占中国文明的历史时长也仅只4%，充其量也就是万里晴空的几片云彩，何足道哉？即便中国在崛起的道路上可能遇到现实的艰难和意外，这艰难和意外或许来自外部，或许来自内部，但作为一个有着人类文明史中最深厚生命活力的古老民族和文明，在历史的时空中必然地绽放光芒是毫无悬念的。正像已经见证过东方、西方以及包括美国在内许多文明和力量在风风雨雨中破土而出一样，历史也有足够的时空来见证中国的必然之崛起。不管是有人阻挡也好，没有人阻挡也好，以“和谐世界”的方式也好，或是被迫采取“修氏陷阱”的方式也罢，中国都是要崛起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有权利、理由和能力阻止中国这种顺应历史的潮流和大势的崛起。

　　“修氏陷阱”理论本身就体现着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误判。面对中国的和平共赢的诚意，面对中美关系仍将具有的某种未知的无限广阔的未来时空，美国应当仔细想想：难道美国真的要在历史上导演出一段迫使中国在“修氏陷阱”式的博弈中崛起的故事吗？难道围堵中国的冷战思维真的对美国的长远的国家利益有利吗？

　　今天，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重要时期，与其说是一个历史节点也不为过。

　　中美之间能发生战争吗？格氏说：有75%的战争概率！而我们说：发生战争的真实概率并不存在于格氏的那些学术上并不严密完整的所谓的历史统计之中，也不在于中国的和平战略，因为在“和谐世界”的中国战略中从来没有冷战和战争的选项，中国的和平崛起根本不需要“修氏陷阱”。而未来中美战争的真正概率，是75%？是50%？是100%还是0%？真实的答案都在美国对中国的主观战略意图和真正的现实战略判断和决策之中。

　　今天，中国将遵循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依然会以最大的诚心、耐心、细心、信心和正义无畏的勇气和决心来处理和应对中美大国关系的未来走向和发展。

　　中国相信：“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等理念，在世界上应当比“修氏陷阱”这个口号更正义、更积极、更响亮也更普世。这些口号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因为它们代表的不仅是中国的利益，也涵盖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及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福祉。

　　但愿未来的历史将证明：在中美关系发展的道路上，“修氏陷阱”只是一个希腊的历史故事，只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被人们讲过和讨论过，它并没有在中美交往的历史中真正留下任何负面的阴影和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