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边制造人权灾难一边向中国输出“新自由主义”，动机阴险

“自由是一种人格追求，不是政治天真。国际政治是诡秘莫测的，国家机器是复杂危险的；所以在自由面前任何一个真正能追求自身和平，富足，发展的国家，真正的权力核心所需要的都不能是那些发表动人说辞的演讲者和煽情者，而是能坚守底线的“持剑人”。”---周小平

这些年，美国一直在鼓吹媒体至上论，言论自由最高论。似乎只要嘴巴一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也不用管任何后果，不用负任何责任。似乎只有这样才是“自由”。我也是主张媒体开放和全面思想解放，比起一言堂的社会，我更喜欢百家争鸣的社会。但是媒体如果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媒体，媒体人不是中国自己的媒体人，那么这种媒体权力本身的最终就不会是以服务自己的国家为目的，而是服务于其资金来源国为目的。那样的话，只有他们才会有言论自由，而我们则不会拥有任何言论自由。

周小平认为，媒体开放不等于恣意妄为，言论自由不等于造谣煽动。在中国宣布取消秘密拘捕的时候，美国却正在通过国家安全法做出引用规定：“凡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可以进行无限期秘密拘捕。”这恰恰说明因为如果任何形式的恣意妄为，都是有可能造成一个国家走向内斗、分裂和毁灭的，舆论也不例外。

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人民有任何分歧和想法都是可以公开鼓励的，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个走向富强的中国，不再需要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来维持国家稳定。只是，现在有的媒体和媒体人已经走向了极端，他们甚至公开鼓吹取消中国军队，取消中国政府，一切都交给美国最好。这种思想正通过被外资控制的媒体、微博、论坛、图书等林林总总的出版物，以小段子、小故事、小常识等方式悄然对中国的下一代人进行意识形态洗脑。

这些年，中国的媒体自由化程度越来越大。不过中国的媒体领域有多种性质。一方面中国媒体都挂靠官方背景，但实际上又有相当成分的民间资本在运作。和美国和西方的媒体不同的是。美国的媒体是直接隶属于其金权国王，是金权集团旗下的自身业务。他们本身就是监管，换句话说他们自己即是媒体也是媒体监管机构。所以，美国的媒体很少出现因向企业索取广告费用失败而大肆进行抹黑和负面报道的情况，是因为这都是他们的自家买卖。其次，美国的媒体绝不可能随时倒戈向自己的老板开炮。最多在民意的压力下几年来一次轻描淡写的擦边球，其主要攻击目标还是将民怨指向没有实权的职业挨骂人：“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所以美国的媒体监管看似没有一个专门的监管部门机构，但反而实行着是最实效的监管体系。

媒体失去峙衡则杀人于无形。周小平并不否认的是媒体的自由很大程度上为政府自身的改进提供的镜子和压力。有利于社会的公正和进步。但是和西方不同的是，西方的媒体由于其自身就是为金权国王服务，所以自身对自身形成了监管。他们可以造谣抹黑“总统”，但不会贸然造谣抹黑老板的产业，不然就会失业，在美国谁都明白这一点。而中国的媒体起背后的民间资本不像西方只有几大寡头那么单一，官方背景也多种多样。在利益面前很难保证对竞争对手的公平报道，甚至可能为了自身的影响力恶意造谣，制造耸人听闻的言论来赚取发行量和强奸民意。

比如赫赫有名的假鸡蛋事件。事实证明所谓的假鸡蛋壳是不可能的。因为就算假鸡蛋是里面装的泥土，仅外面的蛋壳本身的制作成本和工艺难度就超越了N个鸡蛋的价值本身。可是，有些媒体一样可以把这种事情烘托得像模像样。

再比如，记者在查地沟油事件，实际原本是回收油，即食用油残渣的重复利用罢了。这种老油废油对人体当然是有害的，当然值得查出。可是有的记者却偏偏要通过移花接木的手段，要把化粪池有人捞油，地沟下水道有人捞油，以及发现很多日产几百吨的炼油厂在日夜回收利用这些和回收油无关的线索拼接组合起来，制造百姓在吃大粪油、下水道油的骇人新闻。

可实际上，化粪池油，下水道油根本是不可能返回餐桌的。那些炼油厂也只不过是国家先行政策下给予补贴和鼓励生物柴油回收利用加工企业，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否则那么大的非法厂子怎么可能长期存在吗？早就不知道给封了多少次了。可是记者们就是要制造这种我们的监管体系出了问题，只吃饭不干活，进而推导出体制出了问题的荒唐谣言。

一方面这种新闻确实有利与官方改进自身，但是一方面难道造谣不是一种罪而写入了刑法吗？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吗？不是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吗？难道现在要因为记者的不同身份就可以凌驾于法律至上，就可以任意践踏法律？对于重复利用的锅底油或者反复使用的食用油当然是要揭露，改批判，要改进，可是难道为了改进回收油问题就有权力去制造全国恐慌性的大粪油，地沟油噱头吗？化粪池和下水道里的地沟回收物所提炼的生物柴油价格在6-7块钱不等，一般最低廉的那种食用油才4块钱一斤。仅从经济学角度它就无法返回餐桌，仅从它的成分上就不可能用于炒菜。但是，媒体的力量是强大的，这样的影响已经造成。那么犯造谣罪的人为何要逍遥法外？

很多人说媒体不需要监管，他们只需要自己遵守新闻从业道德就可以了，比如西方就是这样的。但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西方媒体也受新闻法律法规管束，而不得随意造谣。如果媒体可以不被监管的话，那按这样的逻辑，人民也不需要监督政府了，因为官员也只需自己遵守政治家从业道德就可以了。这样行么？

我开篇就说过，西方媒体没有中宣部管理，但不代表其没有被监管。因为它自身就是为美国的资本寡头代言的，随意绝对不会也不敢对着自己的主子倒戈相向。一个失去监督的媒体一定会成为最恐怖的毒裁者，因为他可以做到一呼百应，因为他信徒众多，所以他可以指哪里打哪里，想灭谁就是谁。

我赞成新闻自由也赞同建设法治社会，但这两者必须同步进行。记者在报道新闻或者事件的时候，不能以谁谁说这件事是怎样的就是怎样的，也不能以传某地发生某事，更不能以我被一个电话威胁过之类的东西作为报道证据。这就好像一个法治社会，如果你要证明一个人犯罪，你必须要有犯罪的证据，不能以传言这个人犯罪，或者某某说他犯罪了，就先斩后奏。因为怎样不是人权和法治的进步，也不是自由的进步，而是人权和自由法治的倒退。

报道证据可以是录音，可以是录像，也可以是真名实姓并承诺对此负责的证人，但不可以是无法追查的录音和录像和不愿意声明负责的证人。否则任何人都可以尽情的伪造录音。随便叫个朋友找个投币电话，给自己打一通所谓的威胁电话，然后就大肆报道和造谣。又或者把随便听到的坊间传闻就当做证据和证言来对他人发起责难。

实际上周小平观察到，这些年由于无论是网络还是媒体，所引发的各种谣言或大字报式的批判太多，造成了许多愿假错案。这些冤假错案这是不仅对人权法治和自由的污蔑，也是走向媒体极端的外在表现。如果我们要主张新闻自由，主张依法治国。那么就应该早日用新闻出版法为依据来建立相关的问责机制，对新闻和舆论形成互相的有效的制衡，和增加媒体的自律性和责任感。

比方说，有记者宣称发现了一个地沟油炼制厂，宣布其油流回餐桌。那么他要为此保留证据。厂子在哪里？油的去向，官方和普通公民一起前往看个究竟。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查封企业，追查监管机构责任。如果不是，记者就必须承担《刑法》中早就明文规定的相应责任，媒体要承担相应罚款，同时媒体的公信力评分也要相对扣减。就像开车的驾照一样。

绝对的自由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我们不妨看看前苏联民斗作家季诺维耶夫，此人是原苏联的自由主义分子，是推销美国民主自由理念的“大V”。后被原苏联驱逐出境。他的反苏共的书籍多达30多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从美国返回解体后被破坏的千疮百孔的俄罗斯时，万分愧疚和痛心地说，“我早知道如此，那30部书就不写了。”

1995年他在自己新出版的《俄罗斯的实验》一书中，就用忏悔的笔调写道：“在人类历史上很难再找到类似的例子，一部分人为了满足自私的、常常是虚幻的利益而竟能以如此一种激情和技巧成功地将自己的人民消灭掉。”季诺维耶夫之后一直在俄罗斯从事反美工作，以及试图重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而努力。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觉醒和悔悟是以苏联被民主之后的凄惨为代价的。而他也希望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能吸收苏联的教训，不要再上同一个当。同样的教训不要让它付出两次。

以下是苏联被民主之后的一些数据，大家观后也许就能明白，为什么苏联民斗作家季诺维耶夫为什么会悔不当初，为什么会从美国回到俄罗斯然后毕生都在从事恢复共产主义信仰的原因。

寿命： 俄男性现在的平均寿命为58.6岁，比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男性寿命的63.4岁还低了4.8岁。2007年中国男性平均寿命70岁。

宏观经济：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五千多倍。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买大米是2元一斤，被民主之后你就要花上10000元才能买1斤了。

工资：1988年，苏联平均工资可以买1250公斤土豆，1992年只能买172公斤土豆。2008年俄国恢复到1989年的收入水平。考虑到苏联解体后巨大的贫富分化，底层百姓的生活更加凄惨。如果说今天你供房需要花掉你30%的工资，那么被民主之后，你的工资仅仅够供房的1/3。

食物 ：1990年，包括下水和猪膘油的肉类，人均消耗75公斤，到2000年只有45公斤。1990年，牛奶和奶制品消费，人均消耗387升，到2000年只有215升。注意，1990年的时候，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起1988年已经发生了急剧下降。

货币：在苏联解体之前，卢布很值钱的，但是在三次兑换货币之后，卢布的价值接近废纸，许多人毕生的积蓄毁于一旦，沦为赤贫。通货膨胀达到1992年俄罗斯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000％。1992年解体前1美元=0.9卢布。如果你有10万存款，你就有11万美元。而几年以后，100万卢布=35美元。我看在嚷嚷民主之前还是先看看你的工资存款，在想想被民主有多恐怖吧。

贫富分化：俄罗斯最穷的20%人口人均收入减少了一倍多；而最富裕的20%人口人均收入增长了一倍多。解体前位于中间阶层的60%人口因为通货膨胀和货币的上万倍贬值而重新变成穷人。

粮食产量：苏联1991年粮食产量3.2亿吨，2008年左右俄罗斯粮食产量8000万吨。苏联是粮食进口国，而现在成为粮食出口国，因苏联时期生活水平高，消费水平高，所以消耗物资较多，现在俄罗斯人生活条件下降，肉类、蛋类等消费减少。

国债：苏联留给俄罗斯的债务是649亿美元，2008年俄罗斯的外债是5600亿美元

腐败：透明国际的2010全球清廉排行榜，中国腐败问题居于第78位，而民主之后的俄罗斯是121位，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排名越高越腐败。）

俄罗斯的科学正在走向死亡：俄罗斯作为一个科技大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变轨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整个科研体系完全被破坏。从拥有人类第一个太空空间站，拥有庞大的航母群，变成彻底失去空天权，航母也只剩下老旧的一艘。一个国家失去还手之力，就只能变得贫弱不堪。军工失去了创造力，民生经济和制造业更无从谈起。重新沦为依靠卖资源卫生的最贫困经济体。

俄罗斯去工业化：近10年来，俄罗斯投资下降了80%，工厂根本不开工。1985年时，俄罗斯经济总量是中国的2.5倍，现在只有中国的1/5。普京曾说，俄罗斯经济要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需要每年增长8%，连续增长15年整个工业基础都毁掉了，一无所有，完全没有技术没有积累没有基础，你怎么参与全球工业竞争？

俄罗斯沦落为资源出口国：俄罗斯的GDP有一半都是石油创造的，在世界产业链的地位就是资源出口以及初级加工工业。靠着疯狂采油，疯狂开采天然气，俄罗斯才维持了今天的经济。而现在世界原油储量第一大国还是沙特，俄罗斯储量连委内瑞拉都比不上。中国是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大部分资源的第一大进口国。

黑社会：俄内政部长称十分之一国土受黑社会操控。叶利钦1996年也承认：现今的俄罗斯已超过了意大利，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黑手党王国。1/4 国民经济“染黑”，受控于有组织犯罪集团。各种叛乱武装经常把诉求通过绑架，暗杀，爆炸，挟持来进行逼宫和威胁，安全问题成为民主后的俄罗斯心腹大患。

俄罗斯军队早已不象样子了：没落的海军军舰已减少了一千艘，而核潜艇也减少了三分二。目前俄军的开支预算，每年只得50亿美元，仅是美军开支预算的百分之一。
空军在苏联解体后监控领空能力丧失近一半。

私有化造就操纵政权的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公然宣称：“资本应该拥有高水准的独立性，并不受来自国家的干扰。企业家的活动应该加强其在国家中的作用。今天，俄罗斯国家政权最强大的支柱是大资本”；“作为国家，有责任听取企业家们的意见，而无权给他们穿小鞋。”所以俄罗斯的民主政策全部偏向于寡头企业，对民生建设不能有半点帮助。

媒体沦为资本掌控的工具：新出现的金融工业集团寡头们相继插手俄罗斯大众传媒领域；到1990年代后半期，俄罗斯大多数大众传媒已经落入他们的控制之中。凡是不符合他们利益的言论一律冠以阻碍民主自由的名义封杀。比如说，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下，反对者的意见就算再过分，也可以在网络和南方报系发表。而我周小平反对民主政治的声音则绝不可能出现在他们的势力控制范围内。追求这种民主和自由必将导致言论的绝对独裁。

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力主民主化的前苏联人物，当他明白已经上当无力回天之后，他说道：“我给中国的忠告是:不要再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搞垮了苏联之后的戈尔巴乔夫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沦为了穷困潦倒的国际乞丐。

戈尔巴乔夫如小丑般地在美国人难以掩饰的嘲讽笑容下接受“自由勋章”。

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什么自由繁荣，主宰国家命运的是上层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骗手段发了大财的暴发户演变而来的一百五十个到二百个寡头。他们把卖油卖气卖资源作为发家的手段。让俄罗斯人民处于极端贫困中。只能看普京是否能力挽狂澜，将通过煽动民主把利益垄断到寡头手中的权利，通过共和体制还给人民。

而在面对中国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人受到任何自由的限制的今天，美国中情局认为：一旦人们开始接受一种堕落式的生活理念，自由就会变成引起分化和争端的工具。他们会开始追求以分裂为目的的极端自由。这一策略延用的依然是对苏联的策略。这是来自当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当着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针对苏联发表的一篇演说：

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者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深层的过程的兴趣。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赛过惧怕野兽、羞耻之心的缺失、叛卖、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仇恨--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

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真正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思想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逆反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以上信息皆为美国中情局当年战略演说。但我们依然不难从中看到这一切都在中国的大陆上重演。

就好像父母总是在教育他们的孩子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一样。我相信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将来都有一天或者已经做了父母。除了那些无所顾忌的富二代之外，我想你们才知道钱为什么可以花，要花在什么地方。那假设在这样一个时候，你所在公司或者工厂老板的富二代孩子跑到你家孩子面前炫富，炫耀各种限量版包包，钻石手机，并且对你的孩子说：“你们家其实每年收入也不少，你要是全部拿出来花的话，我手里这些玩具你也一样能拥有。可惜呀可惜，你从小就被洗脑了，你的父母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你看他们每天花在吃喝上那么多钱，一年算下来该是多少？如果少吃一点，不就可以改善你的民生了。你看他们在供房身上花了多少钱？房地产的虚高就是为了限制你的消费。回去争取你的自由吧，我真诚希望早日你能过上和我们一样自由花钱的幸福生活。”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你怎么可能跟孩子解释得清楚？多少孩子会大哭大闹的要着要那，多少父母又无可奈何。孩子不懂事，大人何其苦。如果这个时候，富二代的孩子还悄悄递给你儿子一把刀。说：“杀了他们吧，杀了他们你就自由了，有钱了。”可怕不？你当然知道，你死了，那才是真的完蛋了。诚然，你的存款也许可以够你儿子胡花乱花一阵子，可以后怎么办呢？以后他必将沦为煽动他的富二代的奴隶。但，你无可奈何。

只有经历过这些的孩子，可能才会有所醒悟，比如中国北面的俄国虽然有多党民选制度，现在的普京-梅德韦杰夫十分强势。西方媒体反复批评当今俄国的民主自由比叶利钦时代少了许多。但显然俄国民众普遍地对普京的评价远高过对叶利钦。他们这时已经明白实际利益比空洞的没有面包的自由更重要得多，而且同样很自由。

但是在西方鼓吹的自由诱惑之下，多少孩子毫不犹豫地举刀刺向了他的父母，狂欢之后又以悲剧和动乱收场。那么我们就来一个个的细数这些案例吧。

丘吉尔也曾说过，除开其他政府形式不说，民主自由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这是一个曾经吃过民主苦头的英国政治家的心底话，有几分的调侃，但更多的是无奈。民主这东西，听起来是个好东西，但一碰上现实，就肯定不是个东西。

文 | 周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