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之流可以称为政治叛徒

王长江之流可以称为政治叛徒

近来，中央党校所谓的大教授王长江等人公开质疑共产主义信仰，贬损中国共产党，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这到底是言论和学术自由争鸣，还是严重违反政治原则和政治规矩?这到底是为了坚持真理的大胆建言，还是违背职业道德的狂悖无道?这到底是充满真知的建设性批评还是罔顾事理的大放厥词?对这样的人和事应当如何看待和对待?我认为，王长江此事比老毕事件恶劣十倍不止，必须处理，绝对不能姑息养奸。
　　

　　第一、  我认为王长江之流可以称为政治叛徒。一个知识分子有自己的不同思考和独立见解，甚至是离经叛道的主张，只要没有付诸行动危害国家，都是可以接受的。但一个党校资深教授，占据共产党理论信息中枢，窃居高位，长期利用共产党提供的优厚资源，职务便利，经费支持和优越条件，却干着损毁共产党的研究，挖苦共产党的宣传。这种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人，是政治理想的叛徒，我个人坚持认为，这是相当卑鄙无耻的一种行径。

　　你可以说共产党不好，你可以表达自己的不同政见，但是你不能顶着党校教授的帽子干这事，你不能在中央党校混差事的时候干这事。要骂共产党，就应该滚出党校，要在党校混饭，就应该闭嘴。一个员工备受信任器重，却处处诋毁老板，世界上不会有一间公司留用这样的家伙。王长江的作为，如同在佛庙不敬佛主，在教堂不敬天主，除了不是吃饭长大的人和王长江们之外，这么简单的道理是人人都懂得。王长江这种异类还不清退，天理不容。
　　第二，要知道中央党校是红色信仰教育的圣殿。1924年5月，党为了加强党内教育，养成指导人才成立了两所最早的党校——安源党校、北京党校。1925年1月，党的四大重申要为加强党员相互间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而开办党校。1926年2月，党中央通过《开办最高党校问题》的决定。1927年，党的五大曾同意在武汉创立中央党校。1933年3月，中共中央局在苏区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这是中央党校的前身，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被迫停办。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1935年11月，中央党校在延安复校。从1939年至1943年，党中央有计划、分期分批从全国各地抽调干部到延安进行培训，先后有六七千名县团级以上高中级领导干部集中在这里学习。1943年3月，毛泽东亲自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从这个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央党校，是共产主义信仰的总策源地和最高学府，是红色理想教育的最高圣殿，是培养革命骨干的大摇篮，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阵地。

　　第三，毫无疑问，中央党校的教授必须搞清一色。由以上回顾就可以看出，中央党校乃至各级党校，并不是普通的学术、研究、教学机构，它是共产主义信仰的教廷。因此它的教员甚至普通工作人员都必须是共产主义坚定的信仰者。它的教授可以有不同流派、不同见解、不同观点、甚至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清一色姓共。他们必须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学习者、解释者、创造者、传播者、实践者。

　　党校尤其是中央党校，绝对不能像普通学术机构那样各色人物杂陈。像王长江、蔡霞等一批这样的异类，混迹于党校教授队伍，但他们在微博、网站、讲坛、课堂公开亮明否定共产党、否定毛泽东、否定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态度，向党叫板，王长江等人以近乎流氓习气和戏谑、油滑、调侃的口吻，给党的高级干部上课。更有甚者，王长江是在全国党校教师培训课上公开丑化党和党的领导人。网上一片哗然，共产党的纪律检查部门何故八风不动?

　　尤其令人恐怖的是，王长江的听众多是各级党校教员，面对这样的胡说八道，竟无一人拍案而起。面对这样的大放厥词，听众居然听得下去，没人站起来打断，辩论，没有把他轰下台，可见满座也没有几个真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状况多么令人吃惊。党校教员队伍信仰不纯、滥竽充数的现象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王长江之流居然长期在中央党校这样的信仰中枢招摇撞骗，想起来都令人恶心。呼吁共产党，一定要把这些老鼠屎从党校的大锅里清理出去。

　　可能有关部门觉得判断一个教授是否言论过火，是否信仰马列，是一个软问题，不好下结论。确实，有很多教授，并不一定篇篇文章正确，次次讲话正确。但是，我是学数学的，我们讲究一个统计概率。像王长江这样的人物，其崇尚西方民主政治，诋毁共产主义信仰和共产党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其政治态度很好甄别。建议共产党建立考评机制，监控中央党校教师队伍一些人背离、背弃、背叛信仰的情况，对假马克思主义者，要发现一个清退一个。

　　第四，中央党校有且只有这三大职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有一个语重心长的讲话，他谈到了三个关键点，这就是不忘初心，党校姓党和坚定信仰，对应这三点，我认为可以推导出党校的三大职能。一是培养信仰坚定的骨干和干部;二是进行党内教育和培训，增强党员对主义之信仰;三是培养信仰的热情传播者，到人民中间去宣传发动。这三点，在战争年代我们做得很好，可是在执政之后，最后一项职能几乎完全退化了。

　　第五，党校最重要的一项职能应该重新确立。在战争年代，那时候党校学员毕业去干什么了，主要是到各地传播理想，发动人民，扩大军队，建立政权。但是今天党校学生回去后，主要是干什么呢?是当官，我没有看到一个干部到人民群众中去直接传播理想和主义。是的，时代变了，分工变了，宣传工作好像有了专门机构、专门媒体、专门渠道，表面上很专业很庞大，好像不需要党校的学生们再像过去那样到人民中间演讲、座谈、宣传、谈心了。

　　其实不然。你们观察一下，目前主要的宗教信仰，在发展巩固信众方面，仍然是以面对面的交流、交谈、讲经、讲道为主要形式的。信仰的传播，最有效的方式，永远是一对一，面对面，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因此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宗教信仰静悄悄、不声不响在中国就有了惊人发展，它们基本上没有也不被允许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做宣传，可是他们发展得很快。这足以证明，信仰传播的基本形式是直接摆事实讲道理，这个形式绝对不能丢。

　　因此，建议中共认真考虑党校队伍的纯洁化，并通过这样一支红色圣徒队伍，培养出一批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高校政治教师、中学政治课老师、小学品德教员、幼儿园园长、社区讲解员、企事业单位工会宣传员、共青团员等等，让他们深入到人民中间，不是偶尔，而是经常，就像精准扶贫一样，精准进行思想扶贫，让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跟党走，团结在党周围，信仰共产主义，由此实现民族复兴，不给王长江他们忽悠中国人上当的机会，避免走苏联亡党灭国的死路。

　　心胜则兴，心败则衰。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早在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 ·杜勒斯就曾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上这样说道：“人的脑子，人的思想，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这是关于“政治转基因”战略直白而又形象的描述。

王长江，“五类分子”的孝子贤孙，西方敌对势力的间谍，资产阶级大政客，共产党的敌人！

准确地说，王长江是颠覆中国社会主义的急先锋。

建议国安查一查这个王长江有没有在海外留学时被外国情报机构策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下行的经验和教训        扫描二维码访问中评社微信
http://www.CRNTT.com   2016-08-12 06:45:45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历了1978年到1987年、1988年到1996年、1997年到2015年3个S型阶段。每个S型增长阶段上，都有中短期的L、J和倒U型不同的增长区间。归纳以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三个S型增长阶段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些有规律的结论。

　　首先，每一次S型经济增长速度进入L型下行通道时，将其变化为J型的上行，都是由突破性和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扭转的。如第一次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J型高速增长，是20世纪80年代初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农村分田到户、联产承包制，集体产品可以进入市场，城镇适当放开个体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放权让利，东部地区兴办出口加工区等改革开放启动的；再如第二次90年代初国民经济J型高速增长，是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进一步明确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允许外资在中国投资兴办企业，上海浦东、沿江沿边内陆等进一步开放引发的；还如第三次21世纪初国民经济的J型高速增长，则是由加入WTO倒逼国内改革，制造业准入全面开放等发动的。每一次经济危机时都有怎么办的激烈的争论，这三次改革开放，与每一次启动之前的意识形态观念、所有制结构、行政管理体制、法律制度等，都是关键时刻，重大的突破性的扭转乾坤式的举措。因此，一个结论是，对于国民经济长期性下行的扭转，用财政刺激，或者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拉动，无济于事，不可能实现。只有突破性和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才能扭经济增长下行翻转为上行。

　　其次，每一次突破性的改革开放，其推进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动力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从规律上讲，存在着边际动能递减的客观趋势；如果没有再一次突破性大力度的改革开放，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想起动新一轮J型国民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如分田到户、联产承包，对于突破当时集体经济的吃大锅饭和低效率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随着农业的现代化、市场经济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及非农业流动，其边际动能就递减，甚至到最后释放完毕。这时，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速度到倒U型最高点，再掉头下行。其中，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只是起暂时的提升作用。如2008年开始的经济增长下行，2009年在货币方面加外币贷款，比上年新增贷款10.5万亿元；财政政策上，中央政府扩大了赤字和增加了国债及投资项目，各地各层政府也加大了融资平台债务扩张和建设项目，使经济增长速度在2009和2011三年间提升外，2012年开始下行，一直到2016年上半年。

　　再次，虽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技术进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但每一次国民经济J型增长，与20世纪后期美国信息高速公路、大数据、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革命性突破不同，不是由颠覆性技术进步和革命性新产业发展启动的。

　　改革开放后的前10年中，装备技术的引进，旧生产能力的技术改造，也即对国外进来的技术的学习、模仿和应用，对国民经济增长也出现了一个J型推动的作用。但是，到了中期10年左右，转变成了资本规模和数量型投入推动的增长；后期10年左右，仍然是资本和资源型投入推动为主，虽然在一些重大技术进步方面有所启动，但是经济增长总体上由技术和产业创新效率推动的权重还是在下降。2008年开始，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一路下行，2012年破8%，2015年破7%，期间我们也在一些技术进步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在整个上没有形成颠覆性的技术突破，没有成为中国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引爆点，国民经济增长下行也没有得以扭转，迎来新一轮的S型增长。这既是因体制僵化而产生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可以由化大力气彻底加以解决，并成为下一轮国民经济较高速度增长的空间和机遇点。

　　第四，从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三次S型增长的更替，即前一次S型增长乏力，需要有新一轮的S型增长启动，都是在一个事实求是、思想解放的意识形态操作方式下获得的。

　　（1）1978年，我们讨论的是，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搞阶级斗争，还是要发展经济？是废除人民公社，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分田到户，联产承包，还是坚持社队体制？工业都由国家办，还是让农村社队也办一些集体工业？是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还是将企业变成一个国家生产的车间？是搞一点市场分配资源和商品，价格有一些由市场供求决定，开个双轨制口子，还是全部都搞计划经济？是允许一些个体经济存在，还是不让他们存在？建不建立出口加工区，实行特殊的政策，计划外搞点来料加工、出口创汇，还是全国大一统，不允许东部沿海这样做？是我们解放思想，转变了固守过去体制的观念，才实现了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由改革开放启动了现代意义的国民经济第一轮的J型高速度增长。

　　（2）1989年后的一段时间里，经济增长速度在下行，却发生了公有制比重变化、经济领域和平演变、效率与公平谁为先后、计划多少为好等问题的争论。面对这些思想和理论领域的回潮，面对国际上1989年后对中国各方面的压力特别是经济制裁，党中央并没有后退到一大二公、计划经济和重新闭关锁国的体制上。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讲发展是硬道理，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鼓励个体和私营企业大发展，放开外资企业准入，设立特区和浦东开放。实际也是20世纪80和90年代之交，国民经济衰退的关键时刻，又一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逆势而上，启动了第二次力度更大的突破性的改革开放。没有第二次解放思想，就没有20世纪的90年代新一轮的国民经济高速度增长。

　　（3）20世纪90年代后期，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国企坏帐增多重组、冗员下岗分流，经济增长速度又进入一个下行时期，美国对中国在国际政治、外交和贸易等方面的敌对也日益加重，10多年加入WTO的谈判旷日持久。怎么办？恰好2001年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美国需要中国支持反对全球恐怖主义，中美关系迎来一个自1989年后的改善机遇期。美国主导的WTO谈判，让中国在2011年末，正式成为国际贸易组织的成员。实际，那时也引起了为什么要按照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经济规则进行体制和法律方面的改革，加入WTO后会不会对民族产业产生冲击，市场和经济的开放会不会影响中国政治经济的安全，WTO谈判的一些条款是不是卖国等等焦点问题的激烈争论。有学者还责难，加入WTO是中国全面资本主义化的倒退。然而，我们对此也是思想解放，采取了理论上不争论，实际上实施了更深入地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开放战略。从加入WTO的结果看，我们实现了国民经济21世纪初的J型高速增长的启动，并有了10多年之久的高增长时期。许多美国学者在研究中感叹，让中国加入WTO，是美国政府所犯的一个重大战略性失误。美国也希望通过亚太经济再平衡战略，特别是TPP的建立和运行而边缘化WTO。中国30多年来发展的实践和历史证明，没有意识观念上的思想解放，就没有扭转乾坤式的大力度的改革开放，也就不可能在每一次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关键时刻将其翻转为上行。

　　特别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运用意识形态治理国家，不同的时期，需要用不同的组合。国民经济过热上行时，可以强调统一思想，整顿降温，建立秩序；而国民经济下行时，则宜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释放创造力和活力动力。意识形态工具的运作是有成本和收益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动能也有影响。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意识形态工具进行解放思想等开放性操作时，体制向着有利于释放活力的方向改革，劳动者得到正确利益回报和激励，财富者感觉财产安全，资金所有者愿意投资创业、兴办企业，境外资金愿意流入体制前景较为明朗的国家。这种意识形态工具使用的调节，其投入的成本并不高，但是，推进国民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非常丰厚，往往成为推动经济下行为上行J型增长的巨大动力。

　　而当意识形态工具进行收敛性操作时，虽然也可能强调体制改革，但是实际的体制、法律、工作环境朝着抑制活力的方向变动，劳动者和人才得不到合理利益的回报和激励，财富所有者感觉财产不安全，资金所有者不再继续投资创业、兴办企业和扩大生产，外资可能因前景不明朗而撤离，学生大量流出到国外留学，国内纷纷向国外流出以防不确定性和避险，移民、转移资金和产业。因为我们所处的是互联网、电子划帐、银联卡、地下钱庄、边境携带等世界经济和货币体系开放和流动的时代，财富和资金追求的是收益和安全，哪个地方没有投资机会、收益低、财产不安全，就从哪个地方流出；而哪个地方有投资机会、收益高和财产安全，就往哪个地方转移。堵住财产和财富流动的难度很大、成本很高、民怨不小。这个内在和客观的转移，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而，意识形态收敛性的操作直接成本也并不高，有时可能是无意的，但是其造成的人才、资金、财富、消费、产业等外流，其经济代价往往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国民经济增长下行区间，意识形态收敛性操作，不仅起不到启动国民经济重新J型增长的作用，反而会将国民经济增长拖入持续大幅度下行的深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增长起落与意识形态开放与收敛的对应，也从实践上证明了这一规律。

　　来源：和讯网　　 作者：周天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