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眼818《2019----中国新时代的“抗美强国战争”！》

战后秩序的出发点是1941年夏天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提出的大西洋宪章。该宪章歌颂了设立新的国际机构、自由贸易、海洋自由、民族自由等自由主义理念。然而，同时，他们极力避免重蹈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覆辙——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尝试建立自由主义秩序，但最终失败——重视通过现实主义力量建立秩序。其表现是承认赋予由大国担任常任理事国的联合国安理会很大权限的联合国秩序构想。经济上，为了保障自由贸易，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但通过设定基于出资比例的表决权，确保大国的主导性。也就是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存在着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组合的战后秩序构想。
然而，随着二战后与战争期间的盟国苏联的对立加深，联合国陷入功能失调，政治上现实主义的力量对立增强，经济上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布雷顿森林体系推进自由贸易体系，但当时的世界经济只能依赖美国的经济实力，美国作为霸权国家，以开放本国市场和冷战政策为由，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通过提供资本支撑世界经济。虽说如此，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机构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并非说完全失去了自由主义要素。

冷战时期，尤其是在1960年代之前，促成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组合在一起的是工业文明。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结构确立起来，富裕的中产阶级保证了民族国家和国民经济社会的稳定。然而，从1970年代左右开始，因为国际资本流动日益活跃、新型工业国和资源出口国的崛起，这一结构开始逐渐地出现问题。
然而，在应对这些变化之前，冷战突然结束，这导致人们尤其是西方的政策精英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正如平成元年（1989年）秋天民众破坏柏林墙所象征的那样，东欧体制一下子崩溃。次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进攻科威特，美苏展开合作，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确定了应对方针，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突然恢复了功能。结果，第二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军主导的多国部队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更加印证了联合国的复活。当年末，苏联宣告解体，给人的印象是自由主义取得了胜利，“世界新秩序”的表述开始流行起来。
然而，将冷战的结束理解为自由主义的胜利即使在当时也是有一些勉强的。促使苏联和东欧转变的，不是自由主义理念，而是物质和技术上的动机。尤其信息技术的发展孕育了技术创新和需求的循环。从相关国家很多自由主义制度根基不稳的情况来看，物质和技术因素才是终结冷战的根本原因。

美利坚帝国与自由主义协调论的界限
然而，西方国家却将冷战的结束视为自己政治经济价值观的胜利。体现冷战结束后期登场的最激进自由主义思潮的“世界新秩序”论，在1990年代中期不再被追捧。尽管如此，西方国家仍坚信自由主义的优越性，继续追求基于该信念的乐观的秩序构想。
尤其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0年代末，占主导地位的是“美利坚帝国”论。该论调是以2000年左右美国压倒性军事、经济和技术优势为前提，将联合国等国际机构视为美国行动的制约因素，试图通过美国的力量和意志来维持和扩大自由主义世界。其最激进的主张者就是新保守主义者，他们积极肯定美国凭借压倒性的国力将美式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的做法。新保守主义者本身并不是美国政策精英中的多数派，但共和、民主两党带有国际主义倾向的人们大多持有该立场，被新保守主义激进的主张所牵引。
尤其9·11事件中，美国的中心区被恐怖分子所破坏，这也支持了新保守主义者的主张。在军事进攻恐怖组织根据地的阿富汗之后，美国将矛头指向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2003年，美国不顾部分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反对以及联合国的制约，强行对伊拉克实施了军事进攻。

美军高级指挥官表示，美军将防止任何美国资产及受其保护的国际航运受到伊朗的定点袭击。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保罗·塞尔瓦上将本周警告说：“如果伊朗人攻击美国公民、美国资产或美国军队，我们保留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他们需要知道这一点。这一点必须非常清楚。”
但特朗普简化了情况，指出美国公民的死亡将成为引发战争的导火索。
他认为，美国昂贵的无人侦察机被击落并非美方实施军事报复的正当理由，因为这是一架远程控制无人机。
另据法新社6月21日报道，特朗普经常发出好战言论和世界末日般的威胁，同时又极力抨击美国的军事干预行动。这种紧张从他在最后一刻取消美国对伊朗打击的行为中清晰可见。

当代中国第一次站到了可以塑造世界秩序的历史门槛上

　　纵观历史，世界秩序构建主要是围绕大国展开的。近代以前，中国与西方世界处于平行体系；近代，中国被西方工业文明和坚船利炮打败，从此被动融入西方主导国际体系，同时也步入积贫积弱时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不断提升，改革开放后经济地位开始崛起；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体量、综合实力稳居世界第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权威机构的预测，中国在2030或2035年时GDP总量将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虽然届时中国的人均GDP以及科技等方面的实力与美国仍存在较大差距，但是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将意味着中国的国际权势对世界而言举足轻重。比如，从2000年以来，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印度相对于美国的经济总量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2000-2010-2014年，日本占美国的比重分别从48%下降到37%和24.7%；德国占美国的比重从19%-22%-19.1%；印度占美国的比重4.8%-11%-10.6%。俄罗斯占美国的比重2.6%-10%-6%。而同一时期，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的比重则11%-40%-63%，2018年进一步上升到66.7%。也就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一国相对于美国形成了快速追赶态势，而其他国家实力大体上相对美国都在持续下降。由此可见，中国崛起是一种大势，而且这种大势不可逆转。这种情况下，当今中国确实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最中心，处于超越西方国家进而有能力改造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历史门槛上。且从现实情况看，中国致力于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意志和态度也是坚定而明确的。

　　三、中美间的冲突对抗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必然过程和“历史阵痛”

　　近代以来，所有世界新秩序的形成都是靠战争打出来的，战争胜利者无疑就成为新国际体系的领导者。比如，1812年英国打败法国之后称霸世界，1945年美国打败德国后成为世界霸主。冷战和平终结，美国不战而胜，在历史上属于首次。依照历史逻辑，未来世界新秩序的形成，如果不爆发中美之间的热战，也至少会类似美苏间的冷战。因此，可以预见，在中国持续崛起和追赶美国的过程中，中美之间的磕磕碰碰以及危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2018年4月以来，中美围绕“中兴事件”激烈博弈并开打贸易战，表明中美全面战略竞争的大幕已经拉开。近期“孟晚舟事件”表明，美国正将经贸战升级为科技战，矛头直指关系国家命运的高科技产业和5G技术。从中兴事件、贸易战以及孟晚舟事件看，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对华博弈中“无所不用其极”，且赤裸裸、无底线。前一阶段，美国把冲突范围不断扩散到社会人文、舆论和军事领域，且各领域协调配合，合力施压，迫我在经济领域做出令其满意的大让步、大妥协。下一步，美国将重点在台湾、南海、半岛、东海、新疆、西藏等问题上加大对我施压力度，中美冲突的烈度、广度和深度在2019年将不断升级。正因如此，习近平2019年年初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领，永葆斗争精神，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历史表明，实现中美之间的妥协，不斗争是不行的，不斗争是过不去的，只有斗才能和，而且不斗到一定程度，也很难和。

在中美斗争中，最核心的是科技战，比如5G技术、人工智慧、量子通信等新兴技术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将决定未来经济走势和国家命运。“中兴事件”、“孟晚舟事件”是中美科技战的序曲。

　　在传统安全风险挑战中，最危险和最根本的是台湾问题。它不仅事关领土主权完整，更关涉执政党的合法性和民众认同。同时，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想雄踞亚洲东部，就必须突破第一岛链的封锁，而台湾统一是最关键一环。因此，对于美国进一步在台海问题上的挑衅，我们必须积极回应，准备与美来一场恶斗，而且必须要赢。这预示着今后一个时期中美斗争的力度、广度和烈度将进一步加深。

　　四、认清中美斗争的边界、保持自我克制，是寻求中美运筹之道的题中应有之义

　　习近平指出，“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从现代国际政治斗争实践看，大国要想维护自身利益与塑造国际秩序，必须具备三大条件：强大实力、行动合法性和其他大国的支持。这三大条件规定了我对美斗争是有边界的，而非无极限。这种极限包括：一是美国、俄罗斯等国利益的底线不能触碰；二是中亚和印度洋被证明是世界一流强国战略力量延伸的极限所在；三是对外行动必须获得至少一个大国的支持或默认。中国对外行动的发力点，最好选在自身实力所及、合法性所在以及其他大国支持或默许的情况下，缺少任何一种或两种条件情况下都应高度警惕、谨慎行事。

　　综合研判，未来中国崛起为亚太地区性强国，第一岛链内应属于中国主导范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应是中美势力长期共存、磨合的范围，第二岛链之外特别是中途岛和夏威夷以东是中国能力越来越难以达到且美国坚决守护的利益底线。因此，我们在近周边应着力在最核心的利益上比如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完全和强有力的攻势，因为台湾主权归属是雅尔达体系规定的，且得到美国和俄国的认可，同时是中国能力所及的目标。在诸多战略方向中，台海之所以为主要战略方向，还是因为台湾问题是解决南海、东海、半岛等问题的枢纽。可以讲，台湾破，则南海、东海可解，半岛可稳。

　　反过来就是，中国要在南海、东海、半岛方向以及美俄核心利益线上的中亚地区以及印度洋海区采取适当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礼让”态势，在实力不及、合法性不足或缺乏至少一个大国的有效支持的问题上保持战略克制。

　　在2049年之前，中国要想顺利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就必须在以下方面进行自我约束：一是防止当前中美关系进入“恶性螺旋”，由冲突摩擦引发热战乃至大战，使两国关系彻底“锁死”为敌对关系。因此，双方当下应积极达成的最重要和最紧迫的共识是，中美之间必须齐心协力阻止大国间的对抗和恶性竞争，中美危机管控工作应作为紧迫的战略工程抓紧抓好。二是防止在南海、东海、半岛等问题上因小失大、见利忘义，汲汲于与东盟诸国以及日本和韩国纠缠于眼前利益，从而得罪了邻人并被美国所利用，进而引发我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三是在印度洋方向要与印度交好，稳妥解决边界争端问题，不在印度洋上参与霸权争夺。四是在中亚和中东方向要理性参与和稳妥规避，依靠多边解决“一带一路”问题，对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绝不单枪匹马去干。总之，廓清中美斗争的边界，核心是确定中国“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主要对象，力避走美国“权力傲慢”、“权力过度扩张”的老路，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五、运筹之道既要基于反制，更要基于超越美国和中美关系

　　人类的未来并非宿命，根本取决于人类的选择。战略从根本上讲受信念所决定。“修昔底德陷阱”作为霸权战争的现象，并不必然发生在中美之间。现实中，思考运筹之道，在术的层面，必须寻求如何反制美国，但在道的层面，则必须要超越美国和中美关系，看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绝非是美国与世界关系的“翻版”和“复制"。具体看，核心是两部分：

　　一是崛起的中国仍然是世界的一部分，绝非第二个“美利坚帝国”，“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是其基本逻辑，但中国无疑对东亚和西太地区事务具有决定性影响。

　　二是中国对美关系的出发点是“和合”（和平合作），但过程中必然充满斗争，而最终归宿仍是“和合”。斗争是对美策略，但对美战略仍然指向和平与合作。因此，中美之间的斗争是针对性的、有节制的。比如，台海统一后，中国海洋安全战略应做收缩性调整。

　　总之，思考中美关系及其相处之道，应当有一个国际视野、全球胸怀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框定。当前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历史大势中，正确认识和顺应这种大势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握和驾驭这一大势。从历史看，驾驭崛起大国的巨轮，避开与霸权国冲突的暗礁和冰山，既需要高超的智慧，也需要博大的胸怀和坚定的信念。

《甭怪中國，出毛病的是美國自己的經濟體制》，作者認為，美國要做的不是讓中國改變，而是要改變自己，因為出毛病的是美國自己的經濟體制。

文章稱，美國的經濟體制著眼增加股東回報，而普通民眾收入未見顯著增長，相比之下，中國經濟體制聚焦最大限度地發展國家實力，過去40年來，幾億中國人實現脫貧。

文章指出，中美體制大相徑庭，處於美國體制核心的是500家大企業。這些企業對美國並無特別忠誠度可言，只忠於股東。而中國經濟核心是國有企業，在經濟起伏中起平衡作用。雖說美國是民主國家，但多數美國人對公共政策毫無影響或影響甚微。支配美國政治的大企業只關心股價，對民眾福祉不聞不問。

作者認為，半數美國人40年沒漲工資，不是中國的原因。指望美國這些大企業為美國人創造好工作或提高國家競爭力是愚蠢的。不過，這並非要求美國學習中國，只是美國不要自以為是，要做的不是讓中國改變，而是改變美國自己。

《“修昔底德陷阱”谬论》的文章称，自2018年4月美国开始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学术界和媒体就在不断宣传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在其著作《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中提出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文章认为，西方世界各大媒体蓄意宣传“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目的就在于让公众和政治社会选择一方站队，然后推动预言的自我实现。
修昔底德是古希腊知识分子、军人和作家，他在公元前五世纪写了一本名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书，这本书至今仍是世界主要大学和研究中心进行地缘政治研究的题材。该书记述的是，古雅典的迅速崛起震动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老牌陆地强权斯巴达，恐惧迫使斯巴达人作出反应，威胁和反威胁催生了竞争，接着是对抗，最终酿成冲突，长达30年的战争最终毁掉了这两个城邦。
上述结果导致“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出现，艾利森将其描述为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霸权统治地位，守成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文章称，在西方历史上，这种现象出现过多次，例如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竞争导致三次布匿战争的发生，最终迦太基覆灭，罗马成为地中海世界的绝对统治力量。另一个更近的例子是德国的崛起，德国在1871年政治统一后经过25年的发展成为欧洲政治经济大国，挑战英国的霸权。面对德国的挑战，英国在1901年与美国结成战略联盟，以放弃巴拿马运河的修建权换取美国帮助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对抗德国。

“修昔底德陷阱”是对意识形态的操纵。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得到媒体的广泛宣传，以至于所谓“美国和中国最终将走向战争”这种理论在很多国家传播。这种宣传对谁有利？
文章指出，任何人都不能贬低修昔底德对历史学科发展的贡献。在世界历史尤其是西方历史上，大国之间的竞争确实造成了战争。但历史发展是一回事，西方世界各大媒体蓄意宣传“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是另一回事。毫无疑问，这种宣传的目的就在于让公众和政治社会选择一方站队，然后推动预言的自我实现。
文章称，宣扬“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主要目标是说服研究中心和大学的研究人员、政治记者和政府外交政策的舆论制造者接受“修昔底德陷阱”的有效性。
文章称，从各个方面来看，将战争视为正常现象都是不可接受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宣传机制已经改变。特朗普的推特外交和他一贯维持的煽动性言论让战争之弦在全世界紧绷。修昔底德陷阱理论非常契合这种战略。
文章指出，霸权国家世界理论与多极世界理论是冲突的。霸权主义导致这个时代发生地缘政治混乱和国际法崩溃，威胁到和平。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媒体宣扬“修昔底德陷阱”是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操纵，是不可接受的。

亚洲可成为先驱者
在美中对立中求生存，亚洲应该走的“道路”之一是，坚持自由贸易。世界自由贸易协定（FTA）中亚洲占三分之二，现在亚洲地区是全球化的堡垒。东盟和日中韩等16国的目标是，2019年内就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达成协议。这个FTA如果生效，不仅可以成为保护主义的制动器，还有望通过加深经济合作起到安保缓冲器的作用。
亚洲以人口规模为基础批量生产大数据，那么在兴起的数字经济中不再是欧美的模仿者，而可能成为先驱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5月30日晚宴演讲中提出“自由的数据流通圈”构想，目的是在全球化的框架中培育容易被保护主义割裂的数字经济。这一构想应该会引起亚洲各国的共鸣。
在美中对立方面，战争不应该成为选项。亚洲以及在亚洲的日本能做什么？在摸索建立新秩序的过程中，应该负责任的不只是美中。

各国冷静对待美国威胁
文章称，特朗普对伊朗“张牙舞爪”，但在对待其他国家的外交方面，“恐吓战术”并不一定行得通。特朗普暗示进行军事干预，威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下台，但委内瑞拉军队并没有叛变，反政府派别也没有充分集结力量。
文章还举例称，尽管美国威胁拒绝向北约盟国土耳其交付最新锐隐形战机F-35，土耳其还是决定引进俄罗斯制造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
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和气候问题《巴黎协定》，频繁要求北约国家增加国防支出，欧洲各国对特朗普政府的任意妄为感到厌倦。因此，欧洲各国绝对不会对特朗普政府唯命是从。
在与朝鲜的无核化谈判中，特朗普政府的“恐吓战术”也扑了个空。
文章表示，美国前副国务卿伯恩斯指责特朗普政府是“单边主义”和“自恋主义”的坏组合。本来，美国应该与日本和欧洲等盟国统一步调对伊朗施压。但奉行本国优先主义的美国过于重视国家利益，对盟国和敌对国家都是同样对待。这正是美国政府的最大弱点。

亚太国家不愿随美对抗中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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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5 12:48:52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贾元熙
核心提示：文章称，美国理所当然地认为亚太地区许多国家充分支持其在亚洲的目标。但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表明，美国存有一种“香格里拉谬见”，亚洲国家不会支持美国鲁莽煽动中美对抗。
相反，他明确告诉华盛顿，美国关于亚洲的假定是错误的。他警告华盛顿称，亚洲国家不会支持美国鲁莽地煽动中美对抗，令其发展为一场与中国的新冷战。
文章强调，这些话不是出自别人，而是出自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这使得这一警告更为权威。李显龙在开幕晚宴上的主旨演讲就美国对华政策当前的趋势提出了非常坦率的批评。
文章称，新加坡不仅是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主办国，也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伙伴。李显龙备受美国政策精英钦佩。一直以来，在他们眼中，新加坡不仅是美国的亲密伙伴，而且是美国一个事实上的盟国。
因此，不出所料，他的演讲引起了震惊、沮丧，甚至还可能引起了一些美国代表一定的怀疑，他的言论持续在华盛顿政策圈引起巨大反响。
文章称，这并不是李显龙首次就美国的对华政策向华盛顿发出警告，但这是迄今为止最严厉的批评——不仅对李显龙来说是这样，对任何地区领导人来说也是这样。显然，并非只有他一个人持这种观点。他的讲话甚至得到了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国的支持，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说，他的讲话包含了“许多与澳大利亚相同的见解”。

“文明冲突论”并不适用于东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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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20 11:13: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闫齐
核心提示：文章认为，如果特朗普政府把“文明冲突论”当成外交政策的模式，那将导致千奇百怪的预测和行为。
参考消息网5月20日报道 近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基伦·斯金纳将中美竞争比作“文明冲突”的言论，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议。特别是她将中国视为“美国第一个非白色人种大国竞争对手”的言论，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试图把“文明”当做借口，掩盖其白人种族主义立场的体现。
针对斯金纳的言论，美籍学者、韩国釜山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罗伯特·凯利5月6日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并不适用于东亚冲突，也不应成为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模式。文章编译如下：
针对基伦·斯金纳的言论，研究国际关系的学术界人士提出了很多反对意见。不少人指出，塞缪尔·亨廷顿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其实并无多少事实依据。
事实上，自从他提出“文明冲突”这一论调以来，全世界并未发生能被打上这种标签的“划时代”战争。
界定亨廷顿所谓“文明”的一个核心变量是宗教。正因如此，这种观点对反恐战争的影响才如此直观——在反恐战争中，宗教是一股强大而明显的暗流。但在东亚，宗教冲突从未像西方、中东和南亚那样激烈。从历史上看，宗教对东亚政体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儒家思想和佛教都具有显著的社会影响力，但它们并没有催生任何类似于宗教战争之类的东西。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首次将中国列为主要战略竞争者，但民调显示，只有一半左右的美国人觉得中国是对手、竞争者、威胁。彭斯的讲话意在动员公众和企业应对中国挑战，这是有意而为之。特朗普想扮演“坏警察”的角色，加强其谈判地位，但这只是战术性的，更具交易性的。而特朗普政府内确有共识，要动员公众意见。彭斯的讲话只是因为怕峰会举行不了而推迟，不是取消，因为这本身就是一场针对中国运动的一部分。

　　不具名美国政府高官对路透社说，一旦美中贸易谈判恢复，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才能完成。

美国不择手段中国怎么办？       
http://www.CRNTT.com   2019-06-10 00:10:05



以中美经贸大战为中心的中国“抗美强国战争”全面爆发了
　　中评社╱题：“经贸大战：美国不择手段中国怎么办？”　作者：赵宏伟（日本），日本法政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第一次明确地宣布了三条核心关切的原则问题，并明确地声明了在这三条原则问题上绝不会让步。这实际上就是应战布告了。不管中国的各路精英在主观上怎么自我解释，结果是：最后关头已过，以中美经贸大战为中心的中国的“抗美强国战争”全面爆发了。也已经有人说：这是中国在经济上的“抗美”战争。

　　一、最后关头？

　　中华文明视“战”为坏事，为下下策，是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言战的；而视之为最后关头时，“就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绝不言败，前进前进前进进！

　　而美国文化呢？美国一向不敢自称美国文明。4月29日，美国一黑人女外交高官，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宣讲文明冲突时说的是：现今是高加索人种的西方白人文明对非白人的中国文明的冲突①。她大概认为可以颠倒黑白，她的黑种是可以颠倒为白种的吧。美国文化视“战”为常态，是好事，是生意，打打看，赔了再停战撤军。

　　2019年5月，中美贸易战到了最后关头了吗？

　　新华社报导了此前从未公开说明过的中国在贸易谈判中的三条原则，指出这正是中美两国的分歧所在：第1，取消全部加征关税；第2，贸易采购数字应当符合实际；第3，文本平衡性。说这是三条中方核心关切的原则问题，美国全都反对。并说对于核心关切的原则问题，中国绝不会让步。

　　那么近5个月的时间，中美都谈判了什么呢？显而易见无外乎是上述三条。中美都有报导：谈判是2018年12月两国元首在阿根廷会晤达成共识后开始的，共识是：第1，取消全部加征关税；第2，贸易采购达到一个数字（中美双方至今未公布具体数字）；第3，平等互惠。

　　谈判的结果是美国推翻了全部的三条共识：第1，中国须取消对美国的全部加征关税，美国不取消对中国的全部加征关税。第2，中国须采购更多的美国商品（但美国至今未公布它要求的更大数额）。第3，中国须立法保护美国企业的利益，美国派员驻中国监督；而美国不会立法保护中国企业的利益，可以继续以安全保障等为由随时制裁中国企业，并且不允许中国派员驻美国监督。

　　可见，实际上完全不存在近期曾被广泛报导的那种中美已谈妥了94%的事。这三条原则问题，实际上是一年前的5月第一次达成协议后却被特朗普踢翻了的问题。其中就第2条，当时《日本经济新闻》有过如下报导：美国要求中国放弃从欧日等国的进口，转买美国货，说：这就够了嘛。中国回话：美国有多少能卖的都列出来。结果，制造业空洞化的美国对中国无货可卖，能卖的全卖也只能增加对华出口700多亿美元，还要等到2020年度才能达成。美国能卖的大宗商品只有农牧产品、油气、晶片、波音飞机；且就是这四大件美国的产能也不够满足中国的市场需求。当时就有中国网友调侃：赶快卖两条核航母过来吧，等中国开建了就又晚了。所以特朗普踢翻了已经谈好的协议案，铁了心搞了三条不平等条约。一年后的本月，这是第二次了，尽管有两国元首的共识在先也还是被特朗普踢翻了。中国为了维护美国政治正确的面子，用了前述的“文本平衡性”这一模糊字眼儿，可美国人不要面子只要里子，强要不平等条约。

　　一年前就没谈成的这三条，第二次又谈了5个月，结果也就是缓兵之计了。5月10日，中国第一次明确地宣布了上述三条核心关切的原则问题，并明确地声明了在这三条原则问题上绝不会让步。这实际上就是应战布告了。不管中国的各路精英在主观上怎么自我解释，结果是：最后关头已过，以中美经贸大战为中心的中国的“抗美强国战争”全面爆发了。也已经有人说：这是中国在经济上的“抗美援朝”战争。

　　二、战争的机制是不择手段地去争取胜利

　　首先，中美经贸大战是非武力的和平竞赛战，且是只跟美帝一家，而不是跟美帝集团的战争，这真是再好不过的开战格局了。

　　其次，三大原则也已明确，不是在原则问题上怎么让一步的问题，没有让步，只有为了胜利怎么打的问题了。单纯明快！近期媒体上有越来越多的中美两国谁会占便宜谁会吃亏的文章，怕吃亏就可以不打吗？美国不让你不打。华山自古一条路，只有杀出一条血路来。前人讲过什么是能打赢的士气：“横下一条心，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关键点是怎么打？必须认清战争是最后的手段，是最后决胜负，因此也从来就是不择手段的。美国是在不择手段地打着：诈骗、绑票、恫吓、威胁、毁诺、违规，违反美国国内法规，也违反包括WTO在内的国际法规等等，无所不用其极。中国也只能以一切手段对不择手段的兵来将挡，抗美强国。当然这其中也并不妨碍中国需要时就假装正确，因为美国也在时时装正确。这也是不择手段的题中之意。

　　下面沙场点兵，盘点一下中国掌中的胜负手。

　　第1，宣布绝不介入人民币汇率，大力推动人民币的自由化和国际化。这是绝对政治正确的。估计金融改革实际上会使人民币贬值10％以上。美国也常常使美元时涨时贬，这也是在学美国。人民币去年自然贬值了5％左右，加上今年合计贬值15％以上的话，美国加征的25％的关税率，实际上就被压到了10％以下的水平。如此，制造业就不会搬出中国，美国的打击中国产业链这个首要图谋就破产了；因为搬家的成本更高。

　　第2，再进一步给对美出口的企业增加年折旧费率5％。这不是补助和减税，政治上很正确；但这又是等于降税率降成本，使由美方所加关税带来的企业成本再下降5％。这就差不多把美国加征的25%关税压降没有了。此举还有鼓励企业对美出口的作用。

　　第3，把从美国进口的全部商品加征跟美国同等的25％关税。读者们马上会反对说：从美国进口的晶片要贵啦！其实也有很多手段可以让晶片贵不起来。比如，美国晶片巨头高通运来了晶片，中国海关收下高通美国总公司缴纳的25%的加征关税，收美元；然后通知高通这笔钱作为高通在中国扩大投资时的中国政府奖励金，也可以用给高通在中国生产晶片的公司减免同额度的所得税的做法，此时留给高通的是人民币。此类措施是把美元从美国圈来中国，会使高通美国总公司财务报表恶化，高通也就不用向美国政府交所得税了；同时，还有鼓励高通在中国扩大生产的作用。

　　第4，中国有“内部指示”这一行政手法，内部通知企业对美国货能不进口就不进口。这等同禁运，等同100％的高关税。去年中国已经这样做了，如大豆，中粮公司曾公开宣布没跟美国出口商签一张大豆订单，事实上是禁运了。美国对中国50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中国实际上对美国1500亿美元商品加征了100%关税。背着抱着一样沉，平等。

　　第5，内部通知：消费者不买进口的美国货。比如说，进口美国车，让美国车企无法向中国出口，只能关了美国工厂，在中国扩大生产。2018年，美国车企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第6，同时，中国奖励美企大规模移驻中国，如让高通等全额在中国生产中国市场所需商品。美国也一张口就奖了鸿海百亿美元嘛。高通、英特尔、美光、通用、福特等已在中国有大规模工厂，建新厂的话，中国政府补助、融资，让它们不花自有资金也可以建成投产，如上海引入特斯拉的模式。中国的目标可以是掏空美国所剩无几的制造业。

　　第7，学习美国打击华为的做法，打垮美国支柱企业。波音就以安全为由全禁了。这是非常的政治正确。中国只买欧洲的空客。此举同时也让欧盟知道知道其中利害。

　　还可以让苹果归零，给华为、小米让路。美国在公然禁止中国手机嘛。宣布美国给予中国手机企业平等机会的话，中国才给美国手机企业以平等机会。中国可以通过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打击美国支柱企业，由中国主导构建成中美企业机会均等的制度安排。

　　第8，对美国国债只卖不买。卖美国债券所得的美元，用于奖励来中国投资的美企。

　　还有什么好路数？中国人的长处就是套路多。

　　三、超越美国不是梦  何不潇洒走一回

　　中国经济确实连续下跌了几年，国人担心：能扛得住美国的不择手段的攻击吗？特朗普也时不时放大话：美国的关税战打垮了中国的经济！

　　不过，一个浅显的逻辑是中国经济的七年下跌跟中美经贸战争无关；一个浅显的论据是，关税战满打满算到6月才满一年，而中国经济已经下跌了七年了。中美无战事，中国经济也一样一直下跌七年。所以，为什么怕中美经贸战呢？没道理！丢掉对美国的患得患失情绪，特朗普要打，我们就欢呼打一场史诗级的！坚决打，这才是硬道理！同时，自身的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什么调整呀，降速呀，不是硬道理！弄不好会弄出个慢性自杀来。

　　如果喜欢研究中美经贸战的孰得孰失，也请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地收集资料，计算资料，解析资料。国人浮躁，炒作者多，研习者少。在这里，推荐一贯踏实的日本研究者们的一个研究，这还是日本政府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细亚经济研究所的官方研究《美中贸易战争对亚细亚经济的影响——IDE-GSM的分析——》②。这项分析实证了：美中贸易战争对除中国之外的亚洲各国会产生正面影响，但是却微不足道，仅有0.1-0.4的正影响。不过，亚洲各国经济不像中国那样大而强，所以经不起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的冲击，因此还是应该要求美国停止一切贸易战争。贸易战争对美国和中国的影响都是负面的，负0.4和0.5；但是，特别是在电子电机产业美国负12.4对中国负7.5。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政府认识到了，是美国将遭受破坏性打击。中国6.5%的GDP增长，负去0.5还有6%；而对美国年2%多的GDP增长来说，负0.4就等于丢掉了20%左右。在电子电机产业，美国更会遭受毁灭性打击。没有企业能扛得住-12.4的打击的。我们知道，赫赫有名的高通只是因为3月份终于从苹果公司拿到了40多亿美元的专利费，才免于年度巨额亏损。

　　也有国人跟着美国政府的论调唱衰中国将在科技战方面一败涂地。这里介绍两篇《日本经济新闻》头版头条发表的最新研究。2018年12月31日文章《尖端科技研究中国先行》③：高品质英文科技论文中，中国的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科学家的论文数在最尖端的30大项中，23项排在第一名，占了80%；而美国只有7项第一，别的国家没有一项第一。并且在更受瞩目的最尖端30大项的研究发明国际专利方面，是第一位的中国133万项对第二位美国的60万项。

　　2019年5月6日文章《科技研究中国跃进》④：2015年至17年的主要151项理工研究领域的高品质英文论文数，中国占了71项第一，美国是80项第一，他国没有第一。

　　可以说，在科技上，中美已经并肩。只是国人看不到，日本人看到了。在科技上谁卡谁呢？今天有的仅仅是中美互相合作还是互相卡脖子的问题。

　　“超越美国不是梦　何不潇洒走一回！”

航母在导弹时代面临火力投射范围不足的问题。某些具备反舰能力的中程弹道导弹的射程轻而易举就能覆盖美国航母舰队的航行范围。黑姆斯指出，与一系列远程无人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相比，美军舰载型F-35B和F-35C隐身战机的航程性能非常不利。
美国航母不仅越来越易受远程打击，且超高速导弹技术的不断发展对美国战舰来说也意味着巨大威胁。此外，航母运作的成本也十分高昂。

5月份经贸磋商中断时美方坚持，现在仍坚持中国必须在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等方面进行结构性改革，执行机制必须是协议的一部分。美方不会停止这个要求。

过河拆桥的美国离退出G20还有多远\周德武
2019-06-28 03:15:27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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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围绕大国转”的版本今天在日本续写，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云集大阪，将围绕数字经济、环境与能源、可持续增长、创新等全球治理等问题进行讨论并安排一系列会晤。像去年12月阿根廷G20峰会一样，中美首脑成为各路媒体追逐的重头戏。在中美贸易战陷入僵局的大背景下，两国领导人向外界释放的任何信号，足以在世界泛起涟漪。

　　在特朗普赴东京前，美众院下达了对独立检察官穆勒的传票，特朗普大骂这帮人“没完没了”。“通俄门”成了戴在特朗普头上的紧箍咒，佩洛西一不高兴就拿出来念念，搞得特朗普心烦意乱。更让他烦心的是，本来通过打压华为，为自己在中美贸易战中多一张王牌，不料美国的大公司开始反目，有的设法利用美国法律条款的漏洞，向华为恢复供货；有的则公开要求政府签发许可证。美国众多共和党议员和州长们也加入到游说特朗普的行列，恳求他“见好就收”，搞得特朗普打贸易战的底气四处漏风。

　　技术市场无法忽略中国，资本市场同样也无法忽略中国。如果说十年前美国财经类节目很少有中国上证指数的新闻，但现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动向同样为华尔街所关注。自去年开始，中国的许多股票已被纳入世界级的指数基金。美国反华急先锋、参议员卢比奥近期致函明晟指数编製公司，要求其提供有关为何增加中国公司股票在其指数中权重的资讯。公司的答覆是，“中国正从一个人们可以关注、但感觉没有必要参与的市场，变成一个你必须参与的市场，因为如果你不参与，代价将非常高昂”。这样的答覆令卢比奥十分沮丧。

　　技术市场、资本市场如此，其实美国经济之所以很快走出低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国的帮助。特朗普口中的“美国建设了中国”恰恰是相反的剧本。

　　时针拨回到2009年的G20峰会。那时的美国深陷美国次贷危机，走马上任的奥巴马面临资本市场的满目疮痍。最傲气的美国总统也没了底气，市场的信心触及最低点。道指、纳指、标普三大指数於2009年3月9日创下21世纪以来的最低点，道指为6440点，而纳指为1265点，标普为666点，当时美国股市市值不到10万亿美元。在此情势下，G20峰会很快在伦敦召开，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全程报道工作。伦敦主会场的三个大字格外醒目，稳定（STABILITY）、增长（GROWTH）、就业（JOBS）是20国的当务之急，尤其是让全球金融秩序从惊慌失措中稳定下来，是摆在领导人面前的迫切任务。G20峰会的初心充分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国领导人被推到了最显眼的位置。

　　众所周知，中国为缓解当时的金融危机果断出手，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措施，有力拉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仅中国一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曾一度高达50%。当然，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的最直接后果也带来了诸多后遗症，但这种牺牲体现了中国在危机面前的应有担当。

　　美国量宽政策最直接后果是拉抬了美国股市。由於市场中没有好的项目可以投资，公司於是採取回购自家股票的方式推高股价。加之美国实行零利率政策，各种公共基金在这种状况下无法生存，於是抱团取暖，转投股票类高风险资产，客观上对股市上涨起到了拉动作用。截至2019年6月27日，美国股市市值高达30万亿美元，道指达26536点，纳指达7909点，标普达2913点，与十年前的最低点相比，分别上涨了401%、624%、439%，而同期GDP的整体增幅只有39%左右，股市的增长完全脱离了基本面，著有《非理性繁荣》一书作者席勒指出，美国股市再度呈现非理性繁荣；“华尔街不长记性”。而脸书、亚马逊、苹果、微软和谷歌五家公司就佔美国标普500公司市值的13%，资本的垄断性进一步加剧。美国历史上标普的市盈率通常为15倍左右，而现在已高达26倍，可见，美国股市已患有严重的恐高症。

　　美国人很好地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向全世界分散了风险，使得美国率先从危机中走出，美国参与G20的热情随之减弱，国际社会对美国过河拆桥的抱怨声四起。由於特朗普发动全球贸易战，世界经济的同步增长势头被美国摁了下去。由於主要经济体开启关税“互殴”模式，中间产品及消费品价格整体抬升，全球通胀形势不容乐观。但特朗普反其道而行之，多次警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赶紧降息，为明年大选拉抬经济，美联储的中立性遭遇特朗普的强力挑战，上星期鲍威尔的立场也不得不出现鬆动。

　　回望美国经济复甦的十年，一些看似是当年危机的“解决之道”，正变成新问题之源，尤其是货币万能主义的氾滥，给世界留下巨大的后遗症。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全球经济减速的重要原因，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公报草案中，就此表达了明确立场，但因美国方面反对出现贸易紧张关係的表述，这句话被迫从联合公报中被删除。如果连这个基本的事实都无法凝聚共识，那麼二十国首脑如何就全球治理找到共同答案成了大大的问号。与十年前相比，美国对G20的兴趣已经下降了几个量级。如果G20峰会形成对美国一家的围剿局面，特朗普会不会一跺脚，以后不跟你们玩了呢？

克鲁格曼：特朗普正在输掉对华贸易战       
http://www.CRNTT.com   2019-07-06 14:01:51



（图片来源：新华社）
　　中评社北京7月6日电／美国《纽约时报》网站7月4日发布了题为《特朗普正在输掉他的贸易战》的文章，作者为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现将文章编译如下：

　　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说的“贸易战是好事而且容易赢”这句话肯定会被当做名言载入史册——但不会是被当做好的名言。相反，它将被用来作为负面例子说明，傲慢和无知常常成为重要政策决定背后的驱动力。

　　因为现实是，特朗普幷非正在打赢他的贸易战。的确，他的关税伤害了其他国家的经济，但这些也伤害了美国。而且也没有迹象表明关税正在实现特朗普所假定的目标：迫使其他国家作出重大政策改变。

　　但为什么说特朗普的贸易战在走向失败？中国本身是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但它卖给我们的东西比它从我们这里买走的东西要多得多，所以你们可能认为这导致它容易屈服于美国的压力。那为什么特朗普却无法把自己的经济意志强加给中国呢？

　　我认为有三个原因。

　　首先，认为我们能够轻松打赢贸易战的想法所反映的正是那种严重扭曲的唯我主义。有太多身居要职的美国人似乎无法理解一个现实，即我们幷不是唯一拥有独特文化、历史和认同感的国家，幷不是唯一为自己的独立感到自豪的国家，幷不是唯一极不愿意做出好像屈服于外国霸凌一样的让步的国家。“国防愿出万金，进贡不给一分”幷非美国所独有的观点。

　　具体而言，认为在所有国家当中，偏偏只有中国会同意一项看似向美国屈辱投降的协议，这样的想法简直荒谬可笑。

　　其次，特朗普的“关税人”生活在过去，与现代经济的现实脱节。他们怀旧地谈论威廉·麦金利（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本网注）的政策。但在当时，若提问“这个东西是哪里制造的？”一般都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如今，几乎所有制成品都是跨越多个国家的全球产业链的产物。若对在中国组装但许多零部件来自韩国或日本的商品征税，生产线不会转移到美国，而是转移到越南等其他亚洲国家。

　　最后，特朗普的贸易战不得人心——事实上，贸易战的民调支持率非常低。

　　中国从美国买的东西可能没有向美国卖的东西那么多，但中国农业市场对美国农业州选民来说至关重要，而这些选民是特朗普必须牢牢稳住的。因此，特朗普对轻松取得贸易胜利的设想正在变成一场政治消耗战。

　　与此同时，特朗普对以往贸易协定的随意破坏严重损害了美国的信誉，削弱了国际法治。

　　哦，我提到麦金利征收的关税即便在当时也极不得人心吗？事实上，在有关这个问题的最后一次讲话中，麦金利的话似乎是对特朗普主义的直接回应乃至否定，他宣称“商战无益处”，幷呼吁建立“善意和友好的贸易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