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眼818《特狼普：老子（美国）就是流氓---怎么样？？》》

幻想转移美国的注意力，以获得“战略机遇期”的想法是不成熟的。美国已经将中国列为了最主要对手，这是中国不断增强的实力使然，中美双方的博弈不可避免。美国再怎么表面上对伊朗问题偏执，心里还是明白伊朗和中国孰轻孰重，在哪边需要投入更多的。所以当前的中国，更需要的是直面挑战的决心与勇气，而不是心存侥幸。中国要时刻准备，高度警惕，继续长期和美国展开斗争

美国为何视华为为洪水猛兽？       
http://www.CRNTT.com   2019-06-19 00:03:29



　　中评社香港6月19日电（评论员　陈鸿斌）随着5G浪潮汹涌而至，一家勇立潮头的中国企业引发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这家企业就是总部位于深圳的华为公司。华为公司至今不过刚逾而立，当初就是由任正非与几个朋友，通过集资2.1万元开始起家的。一路筚路蓝缕，几十年艰苦创业，如今华为早已破茧成蝶，令人侧目而视。

　　2009年，当瑞典的电信公司Teliasonera将北欧好几个城市4G网络建设大单交给华为之际，除了在中国国内以及少数新兴国家以外，在整个国际社会华为几乎还是一家默默无闻的企业，而当时4G网络建设刚刚起步。这家瑞典企业无疑是很有前瞻眼光的，也是很有魄力的。

　　随即在同一年，华为又与挪威政府签订了一笔大合同：重新构建该国的移动通信网络，此前的网络是由爱立信和诺基亚建设的。这次华为又完成得非常出色，而且缩短了工期。

　　在北欧如此接二连三的成功，奠定了华为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因为华为并非通过压价抢单，也不是引进别人的技术，而是完全依靠本公司独自研发的技术，从而在强手林立的欧洲市场站稳了脚跟。此时此刻，国际社会才意识到：华为的产品并非新兴市场国家常见的“便宜没好货，”无论在质量还是价格上都极具竞争力。

　　如今，华为已悄然变身为中国民族企业的一面旗帜，成为全球通信行业的领头羊。去年该公司的营业额高达1075亿美元，4年就翻了一番多，其产品遍及全球170个国家。

　　在5G这一引领未来人类社会的全新领域，华为也是一马当先。在5G专利上，华为公司拥有1554件独占鳌头，超过诺基亚、三星、高通和爱立信等国际巨头。今后专利使用费收入将成为其营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颠覆性的历史变化。迄今为止，中国企业都是向外国公司支付专利费，而华为将开始改变这一局面。华为已要求美国电信运营商Verizon为其所使用的超过230项专利支付超过10亿
美元的使用费，于是此前一贯指责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的美国政客，马上就变脸詈骂华为是“专利流氓”，美国还决定在今年年内不再向WTO状告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美国如今之所以如此将华为视为心腹之患，就是对华为将可能成为未来的高科技领域的“一超独霸”而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如果这一前景完全成为现实，则中国也将对美国形成明显优势，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将不复存在。5G早已超越单纯的技术范畴，俨然成为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战场，”对此，美国当然要对华为公司痛下杀手，全力封堵，以便“防患于未然”。

　　通信领域是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往在该行业发展得风生水起的都是美日欧的顶级企业，中国企业对此只能充当“观众”，望尘莫及。如今居然有一家中国民营企业使得白宫当家人坐卧不宁，这让多年来一直一骑绝尘的美国精英们情何以堪啊？他们理所当然地全力支持美国政府对华为公司所采取的所有措施。

　　华为如此惊艶亮相，当然会引发各种各样的议论，这一点也不足为奇。但美国的分析家们却总喜欢在华为与中国政府的特殊关系以及任正非的转业军人身份上大做文章。连华为公司早期生产的程控电话客户包括军队，国家开发银行向华为提供300亿美元贷款等也被许多人无限放大，试图从中归纳出华为的发展经验。其实迄今为止，作为一家不上市的民营企业，华为只是受惠于中国政府的相关产业政策，而没有接受过任何来自政府的资助。国开行的300亿美元融资已是十多年前的陈年往事，那是银行为了支持企业“走出去”，而同样得到银行贷款的远非华为一家，为什么其他企业没有取得华为这样的惊人业绩呢？还是应该从华为的发展战略来寻找其成功的答案。

　　企业通过上市，可以从市场大量融资，资金对企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许多企业来说上市都是企业发展的不二法门。但任正非坚持华为公司不上市，则可看出其独特的眼光。因为不是上市公司，就没有必要按期公布财务报告，更不必在企业发展战略问题上受到股东大会的制约。只要企业的发展方向为员工所认可，企业就可以心无旁骛地专注发展，而不必受到任何牵制。

　　1991年，华为公司开始着手研发程控电话。当时中国企业都是与外资企业合资，因为自己没有技术，只能由此起步。但华为公司却坚持自我研发，从加强研发入手推动企业发展。以至几年后公司的研发队伍增加到500人，而生产线上只有200名操作工。这一非同寻常的发展思路，就使得华为公司的发展起点要高于其竞争对手，使其一路走来相对顺利，以至到1998年在国内市场上已与其最大的竞争对手上海贝尔公司（中美合资企业）并驾齐驱了。当然任正非以及华为员工当年也没有预计到华为会有今天，否则2003年也不会差一点以75亿美元出售给摩托罗拉公司了。其时双方已经签了合同，幸亏后来的摩托罗拉老总否决了这一交易，真得感谢那位老总。

　　在国内确立地位后，华为公司开始走出去，试水国际市场。由于华为产品价廉物美，而且还拥有一大批吃苦耐劳的工程师，所以其外国对手很难在竞争中占据上风。如今华为产品在全球通信设备市场上已占据29%的份额，其中在亚太地区则高达43%，在拉美也占据34%之多，而非洲70%的4G网络都是华为建设的。就智能手机而言，今年第一季度华为已超越苹果跃居全球第二，接下来的目标当然是冲击三星的全球老大地位。

　　由于华为公司不上市，所以公司可以自由支配资金的使用，而该公司将收入的很大部分用于研发，如今华为全年的研发投入已超过150亿美元，在全球名列前茅。全公司18万名员工中，多达8万人从事于研发工作。在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这一关键环节上，华为也与美国的顶尖高科技企业不相上下。

　　如今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本国企业与华为开展业务往来，对此美国企业发出一片反对的呼声，因为这么做将给美国企业带来很大的损失，所以连白宫预算主管也呼吁推迟实施对华为的禁令。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还强硬要求美国的盟国与其保持同步，对华为实施禁令。但迄今为止，只有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加拿大予以呼应，而欧洲国家则根本对此不屑一顾。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都在考虑邀请华为建设其5G网络，德国和英国也表示不会排斥华为。美国驻德国大使为此如此威胁德国政府：如果不排除华为的话，美国将不与德国分享机密情报。对此德国总理默克尔明确回应：德国的选择标准由德国自己决定！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此前在东京明确表示：该国将尽可能多地采用华为技术。

　　事情很清楚，如今在5G领域，实际上角力的就是两家：华为与美国。就5G而言，它可以分为以下三块：首先是设备本身，其次是5G网络，最后是5G的整个应用领域。在第一个领域，华为的领先已毋庸置疑；在第二个领域，美国也很可能无法占据上风。接下来双方争夺的是最后一个领域。据估计，第一个领域在今后4年中有望创造570亿美元的价值，而后者如发展顺利，在两年中就将创下4万亿美元的惊人产值。目前美国看上去与中国和韩国并驾齐驱，实际上中国政府已发放了5G牌照，而美国在明年年底以前根本不可能建成5G网络。当年美国率先推出了互联网，由此使美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各领域赚得钵满盆满，如今在5G上的角力也恰似当年的互联网，眼看这块“肥肉”将落入中国人的碗中，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客们能不急吗？

强调这种斗争不可调和性的事实是，中国正在"破坏"世界体系。和中国"斗法"将在几个方向进行。其中之一，是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这一过程，将伴随扩大基础设施建设，部署美国先进武器系统。

　　第二大方向是，美国和印太国家扩大军事政治领域的伙伴关系，从大国印度到小国老挝和蒙古国等等。美国将更加积极地推动军事接触，与这些国家发展军事技术合作，提供援助和举行军演等等。更直接指出，有必要为一些国家提供帮助，其中包括老挝，以使其摆脱对中国的"过多依赖"。

　　最后是第三大也是最为重要的方向。推动包括美国和印太地区国家在内的多边合作，即可独立也可在美国的支持下进行。其中有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四方安全磋商机制，以及其它各种形式的合作，比如美国、日本和韩国等等。

　　这份报告，是中美恢复正常关系40年里所公布的文件中最为反华的战略文件，体现了两国关系在安全领域的新状态。对地区和世界政治，将造成相当严重的后果。

韩粉次次挤爆　庶民翻身运动       
http://www.CRNTT.com   2019-06-23 00:38:33


　　中评社快评／韩国瑜22日在台中市举办的造势大会，现场挤进20万人，创下台中市选举史之最。加上之前的台北、花莲、云林各场，韩国瑜已于初选期间连续举办4场造势大会。韩粉不畏暴雨烈日、不怕关山阻隔，场场挤爆，以“震撼人心、势慑敌手”形容，并不为过。

　　台中造势大会完埸前，韩国瑜领唱“坚持”，现场20万人制造“手机灯海”，场景如“三山造势”翻版。韩粉忠心不二，所谓“你愈黑我愈挺”、“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如此“坚持”，也是台湾选举史上奇迹。

　　前台中市长胡志强昨天将韩式造势活动定性为“一场庶民大翻身的运动”。台湾前“行政院”发言人胡幼伟则将韩粉的支持比喻为近似于父母对儿子的、上对下的呵护与肯定，也就是望子成龙，谁坏事，就跟谁拼命，谁挡路，就跟谁斗到底。

　　的确，韩粉的忠心，不是下对上的着迷或崇拜；而韩国瑜的“接地气”，不是“拜托你们一定要支持我”，而是“我跟你们一齐脱离苦海”。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风云际会，翻转台湾，正是眼下发生的事。

　　如胡志强所言，庶民力量正在写台湾历史，这是台湾政治史上没有的现象。庶民大翻身运动，可能为2020年选举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如去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一样，台湾2020年大选一定高潮迭起，轰动岛内外。

战后秩序的出发点是1941年夏天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提出的大西洋宪章。该宪章歌颂了设立新的国际机构、自由贸易、海洋自由、民族自由等自由主义理念。然而，同时，他们极力避免重蹈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覆辙——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尝试建立自由主义秩序，但最终失败——重视通过现实主义力量建立秩序。其表现是承认赋予由大国担任常任理事国的联合国安理会很大权限的联合国秩序构想。经济上，为了保障自由贸易，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但通过设定基于出资比例的表决权，确保大国的主导性。也就是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存在着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组合的战后秩序构想。
然而，随着二战后与战争期间的盟国苏联的对立加深，联合国陷入功能失调，政治上现实主义的力量对立增强，经济上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布雷顿森林体系推进自由贸易体系，但当时的世界经济只能依赖美国的经济实力，美国作为霸权国家，以开放本国市场和冷战政策为由，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通过提供资本支撑世界经济。虽说如此，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机构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并非说完全失去了自由主义要素。

冷战时期，尤其是在1960年代之前，促成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组合在一起的是工业文明。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结构确立起来，富裕的中产阶级保证了民族国家和国民经济社会的稳定。然而，从1970年代左右开始，因为国际资本流动日益活跃、新型工业国和资源出口国的崛起，这一结构开始逐渐地出现问题。
然而，在应对这些变化之前，冷战突然结束，这导致人们尤其是西方的政策精英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正如平成元年（1989年）秋天民众破坏柏林墙所象征的那样，东欧体制一下子崩溃。次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进攻科威特，美苏展开合作，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确定了应对方针，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突然恢复了功能。结果，第二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军主导的多国部队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更加印证了联合国的复活。当年末，苏联宣告解体，给人的印象是自由主义取得了胜利，“世界新秩序”的表述开始流行起来。
然而，将冷战的结束理解为自由主义的胜利即使在当时也是有一些勉强的。促使苏联和东欧转变的，不是自由主义理念，而是物质和技术上的动机。尤其信息技术的发展孕育了技术创新和需求的循环。从相关国家很多自由主义制度根基不稳的情况来看，物质和技术因素才是终结冷战的根本原因。

美利坚帝国与自由主义协调论的界限
然而，西方国家却将冷战的结束视为自己政治经济价值观的胜利。体现冷战结束后期登场的最激进自由主义思潮的“世界新秩序”论，在1990年代中期不再被追捧。尽管如此，西方国家仍坚信自由主义的优越性，继续追求基于该信念的乐观的秩序构想。
尤其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0年代末，占主导地位的是“美利坚帝国”论。该论调是以2000年左右美国压倒性军事、经济和技术优势为前提，将联合国等国际机构视为美国行动的制约因素，试图通过美国的力量和意志来维持和扩大自由主义世界。其最激进的主张者就是新保守主义者，他们积极肯定美国凭借压倒性的国力将美式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的做法。新保守主义者本身并不是美国政策精英中的多数派，但共和、民主两党带有国际主义倾向的人们大多持有该立场，被新保守主义激进的主张所牵引。
尤其9·11事件中，美国的中心区被恐怖分子所破坏，这也支持了新保守主义者的主张。在军事进攻恐怖组织根据地的阿富汗之后，美国将矛头指向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2003年，美国不顾部分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反对以及联合国的制约，强行对伊拉克实施了军事进攻。

推翻敌国政府很快就实现了，但美国却因为在失去政府的社会进行战后统治陷入泥潭。坚信美国自由主义价值普遍性的政策领导人们在不了解阿富汗和伊拉克各种势力对立关系和复杂感情的情况下发动了战争。
美利坚帝国论最终失去力量是因为2008年的雷曼危机。基于合理的经济学知识的市场经济运营是美式自由主义的主要要义之一。然而，始自美国的房地产资产泡沫的破灭发展为全球规模的金融危机，这导致美国国内和全世界对收入差距和市场经济产生不信任。
然而，在这一阶段中，自由主义以自由经济协调主义的形式获得重生。雷曼危机后，美国总统布什召开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就是其象征。在该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外的新兴经济体，比如被称为“金砖国家”的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的存在感已经不容忽视。自由主义者预测，通过分担一定的权限和责任，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应该是可以协调的。美国前国务卿佐利克2005年希望中国成为“利益攸关方”就是这种期待的象征。2008年，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他主张国际协调，拥有较强理想主义倾向的世界观。

美军高级指挥官表示，美军将防止任何美国资产及受其保护的国际航运受到伊朗的定点袭击。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保罗·塞尔瓦上将本周警告说：“如果伊朗人攻击美国公民、美国资产或美国军队，我们保留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他们需要知道这一点。这一点必须非常清楚。”
但特朗普简化了情况，指出美国公民的死亡将成为引发战争的导火索。
他认为，美国昂贵的无人侦察机被击落并非美方实施军事报复的正当理由，因为这是一架远程控制无人机。
另据法新社6月21日报道，特朗普经常发出好战言论和世界末日般的威胁，同时又极力抨击美国的军事干预行动。这种紧张从他在最后一刻取消美国对伊朗打击的行为中清晰可见。

5月份经贸磋商中断时美方坚持，现在仍坚持中国必须在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等方面进行结构性改革，执行机制必须是协议的一部分。美方不会停止这个要求。

过河拆桥的美国离退出G20还有多远\周德武
2019-06-28 03:15:27大公报
字号
分享
　　“地球围绕大国转”的版本今天在日本续写，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云集大阪，将围绕数字经济、环境与能源、可持续增长、创新等全球治理等问题进行讨论并安排一系列会晤。像去年12月阿根廷G20峰会一样，中美首脑成为各路媒体追逐的重头戏。在中美贸易战陷入僵局的大背景下，两国领导人向外界释放的任何信号，足以在世界泛起涟漪。

　　在特朗普赴东京前，美众院下达了对独立检察官穆勒的传票，特朗普大骂这帮人“没完没了”。“通俄门”成了戴在特朗普头上的紧箍咒，佩洛西一不高兴就拿出来念念，搞得特朗普心烦意乱。更让他烦心的是，本来通过打压华为，为自己在中美贸易战中多一张王牌，不料美国的大公司开始反目，有的设法利用美国法律条款的漏洞，向华为恢复供货；有的则公开要求政府签发许可证。美国众多共和党议员和州长们也加入到游说特朗普的行列，恳求他“见好就收”，搞得特朗普打贸易战的底气四处漏风。

　　技术市场无法忽略中国，资本市场同样也无法忽略中国。如果说十年前美国财经类节目很少有中国上证指数的新闻，但现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动向同样为华尔街所关注。自去年开始，中国的许多股票已被纳入世界级的指数基金。美国反华急先锋、参议员卢比奥近期致函明晟指数编製公司，要求其提供有关为何增加中国公司股票在其指数中权重的资讯。公司的答覆是，“中国正从一个人们可以关注、但感觉没有必要参与的市场，变成一个你必须参与的市场，因为如果你不参与，代价将非常高昂”。这样的答覆令卢比奥十分沮丧。

　　技术市场、资本市场如此，其实美国经济之所以很快走出低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国的帮助。特朗普口中的“美国建设了中国”恰恰是相反的剧本。

　　时针拨回到2009年的G20峰会。那时的美国深陷美国次贷危机，走马上任的奥巴马面临资本市场的满目疮痍。最傲气的美国总统也没了底气，市场的信心触及最低点。道指、纳指、标普三大指数於2009年3月9日创下21世纪以来的最低点，道指为6440点，而纳指为1265点，标普为666点，当时美国股市市值不到10万亿美元。在此情势下，G20峰会很快在伦敦召开，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全程报道工作。伦敦主会场的三个大字格外醒目，稳定（STABILITY）、增长（GROWTH）、就业（JOBS）是20国的当务之急，尤其是让全球金融秩序从惊慌失措中稳定下来，是摆在领导人面前的迫切任务。G20峰会的初心充分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国领导人被推到了最显眼的位置。

　　众所周知，中国为缓解当时的金融危机果断出手，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措施，有力拉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仅中国一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曾一度高达50%。当然，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的最直接后果也带来了诸多后遗症，但这种牺牲体现了中国在危机面前的应有担当。

　　美国量宽政策最直接后果是拉抬了美国股市。由於市场中没有好的项目可以投资，公司於是採取回购自家股票的方式推高股价。加之美国实行零利率政策，各种公共基金在这种状况下无法生存，於是抱团取暖，转投股票类高风险资产，客观上对股市上涨起到了拉动作用。截至2019年6月27日，美国股市市值高达30万亿美元，道指达26536点，纳指达7909点，标普达2913点，与十年前的最低点相比，分别上涨了401%、624%、439%，而同期GDP的整体增幅只有39%左右，股市的增长完全脱离了基本面，著有《非理性繁荣》一书作者席勒指出，美国股市再度呈现非理性繁荣；“华尔街不长记性”。而脸书、亚马逊、苹果、微软和谷歌五家公司就佔美国标普500公司市值的13%，资本的垄断性进一步加剧。美国历史上标普的市盈率通常为15倍左右，而现在已高达26倍，可见，美国股市已患有严重的恐高症。

　　美国人很好地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向全世界分散了风险，使得美国率先从危机中走出，美国参与G20的热情随之减弱，国际社会对美国过河拆桥的抱怨声四起。由於特朗普发动全球贸易战，世界经济的同步增长势头被美国摁了下去。由於主要经济体开启关税“互殴”模式，中间产品及消费品价格整体抬升，全球通胀形势不容乐观。但特朗普反其道而行之，多次警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赶紧降息，为明年大选拉抬经济，美联储的中立性遭遇特朗普的强力挑战，上星期鲍威尔的立场也不得不出现鬆动。

　　回望美国经济复甦的十年，一些看似是当年危机的“解决之道”，正变成新问题之源，尤其是货币万能主义的氾滥，给世界留下巨大的后遗症。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全球经济减速的重要原因，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公报草案中，就此表达了明确立场，但因美国方面反对出现贸易紧张关係的表述，这句话被迫从联合公报中被删除。如果连这个基本的事实都无法凝聚共识，那麼二十国首脑如何就全球治理找到共同答案成了大大的问号。与十年前相比，美国对G20的兴趣已经下降了几个量级。如果G20峰会形成对美国一家的围剿局面，特朗普会不会一跺脚，以后不跟你们玩了呢？

特朗普是精明的生意人，更是政客，他的算盘打得比任何人都精。特朗普如此充满种族歧视的发言，如果放在过去，那可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政治前途必然断送无疑。但是自从特朗普上一次参选总统之后，即不断挑动白人至上的潜意识，把它从原来潜藏在心底的意识，变成公然大胆的话语，并且藉此赢得总统大选。换句话说，特朗普已经创造了另一种的政治正确，因为这种政治正确才是他的政治资本。  

　　特朗普已经把种族主义的魔鬼释放出来，可以想见他要再度利用这个魔鬼打2020的选战。老实说，这是美国民主自内战以来最大的危机，也难怪哈佛大学两位教授要写“民主如何死亡”一书，提醒美国民众危机当前。他们写这本书可以说是用心良苦，在导言中有这么一段话：“现在美国政客把对手当敌人，恫吓自由媒体，威胁拒绝接受选举结果。他们企图弱化我们民主的制度性缓冲，包括法院、情报单位与伦理机构。”看了这一段话，读者大概有一种错觉，这不也是台湾正在上演的情况吗？  

特朗普利用的是种族主义，把种族主义当政治资本；民进党利用的则是转型正义与恐中症，也将其当政治资本在挥霍。在转型正义的掩护下，民进党成立“促转会”及不当党产委员会清算反对势力。在恐中反中的掩护下，民进党以“国安”为名修订“国安”五法，并且还准备制定中共代理人法。除此之外，台湾民主应有的制度性缓冲，包括司法、监察、“中选会”、通传会、及情报机关等等，也都成了民进党鹰犬。  

　　“中研院”院士、政治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吴玉山出席“台湾与民主的距离”研讨会时指出，看待蔡政府许多作为，不是担心走回威权体制，而是担心落入威权体制和自由主义民主中间的灰色区域，可以称为“竞争性的威权主义”或“非自由式的民主”，其内涵就是指表面上有多党竞争、规律选举、当选人执政，基本上符合民主选举的条件，但政治自由却受实质限制。简单的说，只有符合民进党意识型态与利益的，才享有各种的自由，这样的民主，顶多也只能算是半个民主。  

　　台湾民主走了这么长的路，在民进党全面执政之后却开始走回头路，真的是历史的大讽刺！

美国正造就一个可能无法战胜的敌人
2019-07-24 09:02 人民日报  
傅立民
0参与
　　编者按：美国前驻华公使、尼克松总统首席中文翻译傅立民6月13日在布朗大学外交政策协会作了题为《中美脱钩及其影响》的发言。他强调，美国利益集团和精英阶层费尽心思将中国树为敌人，但并无必胜把握。其观点可参考，编译如下：
　　一、美军工行业努力帮助美国树立敌人
　　美国人正费尽心思制造排外情绪。部分美国民众间歇性的本土主义情绪爆发，实在令人尴尬。当代美国人对这个世界本来就十分无知，再加上各种社交媒体和非主流小报胡乱揣测、臆想和制造幻觉，使问题更加严重。这些编造故事里的反派主角多半是中国，还有俄罗斯、伊朗和古巴等“邪恶国家”。按其说法，他们的影响力都已进入委内瑞拉这个距美国南海岸仅1600英里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但委内瑞拉没有资格成为美国的敌人。而身患“敌人缺乏综合征”的美国军工复合体却找到了解药——中国，所以才有了上述荒诞的故事。由于苏联出人意料地缴械投降，美国军工复合体不仅失去了“魔鬼般”的对手，也失去了财富来源。如今他们欣喜地看到了中国崛起，就像发现了新宝藏。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在与美国的冷战中意外出局，并不能为我们预测美中对抗的最终结果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参考——与苏联大为不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卓有成效，其非但没有解体，反而持续不断地在经济和国家实力上提升自己的全球地位。欧洲人、美国人和日本人曾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让中国人尝到了屈辱的滋味，但如今中国似乎注定会重新夺回它曾保持了数千年的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在制定政策时，似乎只有国防预算随着中国崛起相应提高，却没有考虑美国实体经济、消费和科技的相应提升。这意味着：美国保持了140年的全球最大经济体地位，将落入中国手中。失去“第一”光环的美国，将不得不与中国以及其他曾受西方压迫的国家，一道分享权力。
　　二、美国既得利益集团欲将矛盾转嫁到中国身上

　　中国的确做过一些令美国反感的事，比如他们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些做法。然而，美国在过去一年里出现的反华浪潮，更多是由美国人自身的焦虑情绪，而非中国人的所作所为导致的。
　　退一步说，美国政治中民粹主义对“恐华症”爆发产生的影响，至少与中国“不良行为”的作用是不相上下的。这种民粹主义实际上是精英阶层煽动的结果。美国富裕精英阶层执掌着能左右经济命脉的银行和大公司，许多美国民众此前感觉自己一直受到精英们的轻侮。随着当前美国社会阶层流动性陷入停滞、贫富差距进入危险区域、民众生活水平不升反降、企业高管和金融精英们中饱私囊，美国民众的愤怒情绪已达到失控边缘。尤其是中下阶层白人，成为照顾少数族裔的“政治正确”的牺牲品，甚至沦为“可怜虫”(译注：希拉里·克林顿称特朗普的支持者一半都是“可怜虫”)，这让他们怒火中烧，很容易受到舆论蛊惑。
　　三、美国试图通过打压对手而非强大自身来应对挑战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精英们试图将责任推给中国，以转移缓和民众的这种负面情绪。但显而易见，这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当前美国国内问题重重，再加上国际威望日益下降，都会重挫美国民众心理。这种情况是对美国人的韧性、务实精神和意志力的一场考验。事实上，我们必须着眼国内，改革和调整税收政策、投资政策、劳资关系和教育政策等，使这个国家重新振作起来。
　　但很多美国人坚持认为，问题不出在国内，中国崛起才是最大的威胁——中国一定渴望像二战后的美国那样去主宰世界。然而，中国人想要的是尊重和威严，使自身得以在安宁环境中走向繁荣。因此，随着中国愈益富强，其不再向美国霸权低头，也不再认为始终以卑躬屈膝换取闷声发大财的机会是值得的做法。
　　这让很多美国人无所适从。当然，他们似乎铁了心要维持自己的超然地位——不是通过改正问题和强大自身，而是通过给中国下绊子、上铐子，来达到目的。美国一边要求中国更加开放的同时，自己却日益走向封闭。这种变化并非吉兆——无论最终是美国放过中国，还是美国通过削弱中国来保全自己的全球主导地位，这两者成为现实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美国试图打倒中国的努力，更有可能削弱和拖垮美国经济，而不会阻止中国前进。
　　四、美国难以遏制中国
　　不能单纯拿GDP衡量竞争力。拿不同国家的GDP作比较，相当于是把苹果和橘子放在一起作比较，其结果不足以反映国际竞争力的真实情况。挖沟工人或金融工程师们带来的GDP增量，与钢铁模范工人或诺贝尔奖得主带来的，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虽然不能说GDP无关紧要，不过一个国家的精神、自豪感、意志和耐力，才是决定经济总量能发挥出多大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二战时的日本，GDP仅为美国的1/10，但其仍成功偷袭珍珠港，并牵制美国将近四年时间，最终也只是因为缺乏核反击能力才投降。
　　中国工业竞争力比其GDP更为出色。当前中国工业产值占全球1/4，超过美国、德国、韩国工业产值的总和，这一点比GDP能体现出的要重要得多。此外，在中国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类工作的劳动者已占到全球同类劳动者总数的1/4，是美国的8倍，而且增长速度也是美国的3倍以上。
　　中国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成为其优势。与美国和苏联不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充当救世主的欲望。若有其他国家试图模仿中国制度，中国人自然觉得脸上有光，但其并不介意其他国家内部究竟如何治理。中国施行的是一党执政制度。尽管美国宣称中国在海外推广专制、反对民主，但这对中国其实是莫须有之罪。
　　中国没有令人忌惮的霸权思维。随着中国的财富和实力与日俱增，邻国们无不担忧自己将不得不顺从中国，然而没有哪个国家真的担心中国入侵。美国人兜售的夸大的“中国威胁论”，在国内比在国外更受欢迎。即使那些对中国心有戒备的国家，美国这套说辞也没有产生很强吸引力——那些国家看不到迫于美国压力在美中之间选边站队能为自己带来什么实际好处。美国指望靠危言耸听来冲淡中国的正面宣传，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外交。
　　邻国不会站在美国一边与中国打擂台。中国是其所有邻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并逐渐成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和投资目的地。中国只要求邻国以礼相待、互相开放贸易和投资，不与第三方合谋威胁中国安全，除此之外并不索要其他东西。因此，这些国家不想在中国面前惹是生非，也不会跟美国一道挑衅中国。他们之所以寻求美国支持，目的不是为了与中国对抗，而是希望借助美国力量寻求与中国保持一种平衡的、可持续的和解状态。这也是为何中国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的周边，不断构筑据点来建立固定存在，但这些国家并不寻求把中国赶走。这也解释了为何特朗普试图联合其他国家排斥中国的行动难以奏效的原因。这些行动非但没有削弱中国的影响力，反而破坏了美国的领导地位。
　　五、与中国脱钩，美国很可能自食苦果
　　发动对华贸易战得不偿失。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已让中国经济付出了代价。但中国的反击也同样对美国造成了影响——美国实体企业和消费者将迎来持续加大的负面冲击。而中长期负面影响更不容小觑：最典型的或是，供应链和贸易模式或遭遇永久性脱节。对中国来说，生产商为规避美国关税而转投东南亚、东非和拉丁美洲，一方面，使自身在价值链上的地位得到提升;另一方面，对外生产性投资加大了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此外，当前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国家农业获得了蓬勃发展——这都是以牺牲美国农民利益换来的结果。对美国来说，由于其已向中国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善变的、不可靠的贸易伙伴，使中国人有充分理由去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美国正在减弱其在中国市场的份额。
　　限制中国对美投资产生了巨大机会成本。由于中国公司基本不能用赚来的美元直接在美国投资，中国政府以前一直用这些外汇购买美国国债，从而补贴了美国政府的挥霍行为。15年前中国对美投资约占其对外投资总额15%，但如今已大幅降至2%，而同期中国对欧洲投资占比已大幅升逾30%。若没有美国政府愚蠢的禁令，中国企业本可每年拿出800亿美元投资美国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领域，并创造大量就业和出口——这是巨大机会成本。
　　封锁中国科技进步将损及美国自身创新能力。科技进步需要各国间加强合作，没有国家能闭门造车。美国每年大约有65万从事科学和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人。若排挤他们，美国将损失大量科技人才。预计到2025年，中国拥有的熟练技术工人的数量，将超过经合组织所有成员国总和。若与中国脱钩，意味着美国疏远的是世界上科学家、技术专家、工程师和数学家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支出，正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远超其他任何国家。若切断美中科技交流，与其说会阻碍中国的技术进步，倒不如说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创新力。美国还试图通过“断供”摧毁中国大型科技企业。但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使这些企业具备强大生存能力，并鞭策它们加快自主研发速度，使中国科技巨头更早地主宰世界。
　　六、美国正在将中国逼成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
　　目前在中国南海问题上，美中无异于在玩“谁是懦夫”的游戏。在美方支持下，日本在钓鱼岛正发起类似挑衅。在中国台湾地区问题上，美国的政策似乎促使台湾一些政客认为，他们手持的是一张美国背书的空白支票，有底气与中国一战。这使我们距离与中国爆发海战仅一步之遥。若战争爆发，这将是美国自1945年来第一次遭遇海上冲突，也是第一次与拥核国家发生冲突——然而，我们并无必胜把握。更糟糕的是，当前美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并未建立类似美苏冷战期间的那种危机管控机制。
　　美国还在与中国展开军备竞赛。中国最近测试了航母杀手弹道导弹、电磁炮、高超音速滑翔弹头、量子卫星通信系统、反隐身雷达以及射程空前的远程反舰导弹和空地导弹等，其中一些武器已经部署——我们未必能够在这样一场军备竞赛中取胜。美国在太空领域与中国的竞争也在加码。当美国梦想着在火星上进行华丽冒险时，中国正务实地为开采月球和小行星上的资源有条不紊地做准备，以便能够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引力平衡的拉格朗日点建造驻留地和工厂——最终中国或才是这场龟兔赛跑的胜利者。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数十年前就提出，若美国将中国视为敌人，那么中国就会变成美国的敌人。当前美国正不断把中国逼成一个自己可能无法战胜的对手。中国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崛起中大国，美国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做法，不但不能说服中国为了共同利益改变我们不喜欢的政策和做法，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即便把中国视为大国竞争对手，美国的取胜之要也并非打压中国，而是改变正在分裂和削弱美国竞争力的国内政策，使自身真正强大起来。

美国现在已经不是全球贸易的重心。全球贸易的流向，亚洲和欧洲各占35%，包括美、加、墨在内的整个北美占15.9%。2018年美国商品进口总额是2.54万亿美元，美国只进口了全球13%的商品，其他87%商品跟它没关系。

“石油美元”的根基越来越松动
2019-07-30 00:45 环球时报  
殷雄
0参与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界”，这句话总结了那些躲在幕后决定美国外交和国内政策的少数精英人物的强权哲学。基于这种战略思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大力推动美国的石油开采，现已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最大产油国，且很快要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由此导致世界能源格局出现两个重大变化：一是页岩油的开采，大幅提升了人们对石油储藏量的预测;二是对能源依赖最大的中国，大力发展新能源，努力摆脱对石油和煤炭等化石能源的依赖。
　　美元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重要地位，是美国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之一。今年3月，中国开通了上海原油期货市场，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正式挂牌交易。这是一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意味着“美元石油”和“石油美元”作为长期左右国际大宗货物和货币市场的唯一要素的时代，从理论上宣告结束，“人民币石油”和“石油人民币”应运而生，并将是新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外媒报道，中国引入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似乎选在了中美贸易争端的时间节点上，但实际上，中国已经为这项计划准备了20年。对中国而言，石油期货的推出顺应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需求，是中国在世界石油贸易地位的自然反映，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必然体现。
　　当美国不再需要进口石油，美元作为石油结算货币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作为美国竞争对手的产油国，必然需要寻找替代的结算货币。正是这个时刻，拥有世界较完善工业体系、生产绝大部分生活必需品和工业品的中国成为最佳替代者，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世界新经济秩序形成的必然结果。在此前提下，“石油人民币”的推出，与其说人民币想取代美元，倒不如说是为了避免“石油美元”体系崩溃而提早做好风险对冲机制。

　　当然，“石油美元”体系的地位并非短期内可以撼动，要取代美元的霸权地位也绝非易事。但这种兆头毕竟出现了，美国的当政者似乎也看到了这种趋势，因此才变得心急如焚，而美国对各大产油国不同形式的制裁，将激发出这些国家摆脱美国控制的念头，可能将它们推向以人民币计价的上海原油期货交易所。
　　目前，石油在全球贸易中的计价方式呈现出“去美元化”的趋势，更多的是石油市场向买方倾斜后，自身演变过程中逐渐出现的一种多样性。现在判断“石油美元”的终结为时尚早，人民币计价方式的推行也难以证明“定价石油”时代的来临。但毫无疑问，“石油人民币”的推行，将有力冲击现有的“石油美元”体系，促进全球货币体系的多元化，从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随着“石油人民币”国际化及其地位的巩固，将有更多投资涌入中国经济体，这是不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如《下一波全球货币大战》一书的作者詹姆斯·瑞卡兹所说的那样：“现在，43年过去了，车轮正在脱落，世界对美元又失去了信心。”(作者是中国广核集团专职董事，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中美这两个国家从来就没有同心同德过，中美之间是错位的默契，中美走在一起是错位的，根本就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从美国方面来说，美国跟中国发展关系的目标是什么？对抗前苏联。这完全是地缘政治因素，但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仍然追求其他两方面的战略目标。此外，在经济方面，如果中国变成了一种市场经济，美国最终在经济利益上会得到好处。最后，从意识形态来说，在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美国很关注改变中国，使之与美国一样。

　　赵穗生说，1967年，尼克松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文指出：“中国这个占世界1／4人口的大国处在愤怒的孤立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不改变，这个世界就不可能安全。”当时的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必然要经过政治自由化、民主化的阶段，而美国是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如果中国跟美国有一样的价值观念，就不会有价值观的冲突。在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社会中，中国的发展就不会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向中国开放市场，是因为他觉得中国可以改变，而这个改变无论是对美国的价值利益、价值观，还是对他的经济利益都有好处。

　　“而中国当时为什么要跟美国恢复关系？”赵穗生认为，因为中国也想被美国改变，但不是按照美国预想的方向改变。中国改变的方向是富国强兵，通过搞现代化一雪百年耻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当时对美国开放，美国跟中国接触，都是要变，但变的方向不同，中国要达到富国强兵，洗刷百年耻辱，强起来、富起来、站起来的目的，而美国则希望中国变成像他那样的社会，这就是错位的默契，双方有默契要在一起合作，但合作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一样。中美之间这种错位默契维持了很多年，一直到冷战结束。

　　他指出，中美之间的这种错位默契，虽然从一开始就是错位的，但维持了这么多年，一直到2009年、2010年中美才最终摊牌。这个摊牌并不是哪一方出现问题，而是两方都出现了问题。次贷危机发生后，中国对美国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国内认为美国在衰退、中国模式必胜的声音逐渐增多，中国的信心也在不断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