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眼818《香港：从东方之珠到东方臭猪！》

香港经济真相　空心泡沫       
http://www.CRNTT.com   2018-01-23 11:07:23



　　表中的总就业人数，扣除三大类的合计数据，剩下的就是公共服务人员，也就是吃财政饭的公务人员。2017年的数据为51万。
　
　　这篇文章要为大家讲述一个正走向没落的香港，一个毫无希望和未来的香港。

　　首先，我们来建立一个基础概念：香港曾经拥有非常强大的制造业。1985年，香港201万总就业人数里，有85万的制造业工人，占比高达42%。1980年代也是香港制造业最辉煌的时期，拥有完备的纺织、钟表、塑胶和电子产业链，当时香港能够名列亚洲四小龙之首，不是靠金融地产吹出来的，而是建立在当时香港扎扎实实的实业基础之上。在这一年，一个熟练的香港技术工人的平均月薪为3450元，而银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月薪也只不过4140元，相差也并不算大。香港人民站在踏踏实实的实业基础上，充实而忙碌，骄傲且幸福，于是他们创造出了引领整个亚洲的时尚文化。追逐香港明星，成为70年代出生的亚洲人民的普遍记忆。

　　然而自此之后，香港开始抛弃实业。香港开始将制造业整体迁移到大陆，并关闭香港境内的研发和销售基地。这种事仔细想来还真是奇怪。比如说，大量的台湾企业同样也会来大陆开厂，但是它们只是将最基础的、最耗费人工的装配部分搬到了大陆而已，核心零部件的生产，技术研发以及销售部门，依然留在了台湾。然而香港不是。香港抛弃制造业抛弃得极为乾脆，手里一点家底都不留。在香港市民眼中，制造业这种东西太低级了，他们要炒楼，要玩金融，要高大上，要世界金融中心，要超越纽约和伦敦。于是，到2000年，香港制造产业工人数量下降到34万，占当年度321万总就业人数的比值，下降到了11%。制造产业工人的占比，从巅峰时期的42%下降到微不足道的11%，香港只花了15年时间。在工资待遇上，2000年香港制造产业工人的平均月薪为9960元港币，远低于银行业平均14950元的月薪，当然更没法与房地产开发业15200元的平均月薪相提并论。
　
　　然而这还没有结束，新世纪之后的香港继续坚定的抛弃制造业。产业升级？精细化生产？智能制造？不好意思，香港人对这些东西一丁点的兴趣都没有。他们只对所谓的金融地产感兴趣，只对豪门恩怨和娱乐八卦感兴趣。于是，到2017年9月底，香港制造产业工人数量下降到可怜的11万，占全部384万就业人员的比值只剩下3%。到这一刻，香港本土的制造业只剩下一丁点的服装、中药和珠宝而已，已经没有产业链可言了。即便直接说香港的本土制造业已经消亡，也算不上夸张了。

香港经济真相　空心泡沫       
http://www.CRNTT.com   2018-01-23 11:07:23


  
　　然而在香港制造业消亡的同时，香港市民寄予重望的所谓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香港股市并没有能够吸纳整个亚洲的优质企业，除了红帽子的大陆国企之外，充其量也就是在中国大陆严格的上市审查制度之下，那些个不堪审查的私企跑过来上市罢了。2000年的时候港交所的内地企业股票交易量只占总交易量的10%，到2017年，这个比值已经超过70%。港交所看起来就像是上交所的香港分所。这里顺带吐一下槽，港交所的管理水平和效率也不比我大中国的沪深交易所好多少，在官僚主义、无心进取和懒政问题上，港交所跟大陆如出一辙。港交所死抱着90年代的那点英国的金融法规的底子不放，一点与时俱进的意识都没有。至于进出香港的国际资金，此前是借道香港来大陆淘金，现在则是借道香港出逃，基本上没有资金会在香港停留。在抛弃了实业之后，香港的已经没有了可以留住资金的载体。香港的金融地位，变得完全依赖大陆而存在。
　
　　正因为这样的原因，香港的金融行业发展很快就到达了天花板。2005年到2010年的5年时间里，香港金融保险业从业人员从14.6万上升到21.7万，增加了7.1万人，年均增加1.42万人。但是从2010年到2017年的7年时间里，香港金融保险业从业人员只不过增加到了25.8万，增量只有4.1万，年均仅增加5860人。至于地产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更加惨淡，从2000年到2015年，从业人数只不过从8.1万增加到12.9万人，对于香港300余万的总就业人数来说，这点数据恨不得都能忽略不计。2015年之后香港地产行业就一头撞上了天花板，彻底丧失了就业增长性，就业人数始终维持在13万的水平上，2017年的数据为13.1万。
　
　　到今时今日，香港最能吸纳就业的部门，只剩下一些个基础服务业而已。在零售餐饮业做服务员，在外贸行业做报关员，在运输行业当货车司机，在通讯行业当接线生，如此而已。2017年香港的新增工作岗位这类基础服务业提供了7万新增工作岗位，而收入较高的专业服务业只提供了1.4万的新增工作岗位。两相对比，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香港的年轻人如此绝望。2017年，每6个香港的年轻人，只有1个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剩下5个，都得去端一辈子的盘子，洗一辈子的碗，开一辈子的车，没有任何职业前途可言。香港人在1980年代得意洋洋的抛弃实业的结果，就是2017年，香港的年轻人彻底的丧失了未来。
　
　　当然，香港本来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它可以做大“法务财务等专业服务业”，为大陆的实体企业和居民提供国际级别的服务。想想看这些年来大陆企业在与欧美的经济往来中饱受欺凌，时不时就要遭遇各种反倾销调查，以及各种政治色彩浓厚的歧视性调查。在这个时候，香港法律界那些熟悉欧美商务游戏规则的法律和财务精英们如果能够挺身而出，与大陆企业站在一起，将会赢得一个多大的市场？然而香港的专业精英们根本就对开拓大陆业务不屑一顾。他们一屁股就坐到了欧美那边，满足于为欧美资金的进进出出提供一些可有可无的专业建议。因此，专业服务业同样很快就到达了行业天花板，2017年香港专业服务业只新增了区区3000个工作岗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就是现在的香港：抛弃实业导致资金无法沉淀在香港，因此金融业无法做大；疏远大陆导致其丧失了最大的市场，因此专业服务业无法做大。在这个已经彻彻底底的走向产业空心化的城市上空，笼罩着的一个令人窒息的灰暗的泡沫。而这个泡沫的破灭，也已经没有疑问了。

　　无言，只有泪水！

　　(来源：新浪 星火记者联盟供稿)

大陆每天几千俩装满各种食物大运输车供养着香港，，，，

誰能代表「我們香港人」

2018-02-13
梁立人 資深評論員

最近「香港眾志」的周庭參選立法會資格被DQ後，連聲呼冤，聲稱「被DQ的是香港人的自由意志」，現場有市民就狠批周庭不要再宣稱自己代表香港人：「第一你絕不代表我，第二你絕不代表大部分的香港人」，台下隨即爆發掌聲。

表面所見，這只是最近香港激烈的政治紛爭中的一個小插曲，其實卻是香港問題的關鍵所在，毛主席說過：「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可惜，一直以來，特區政府，還有很多和中央關係密切的社會賢達，都搞不清這個問題，當然，在當今複雜的政治環境中，敵人朋友模糊不清是難免的，但最起碼，我們要弄清楚，什麼人能代表香港人，更精確一點的說，是「中國的香港人」。

一直以來，特區政府和建制派之所以對反對派心存忌憚，就是認為他們代表了大部分的香港人，他們心中有一個魔障，就是所謂六四比的鐵律，反對派佔六，愛國陣營佔四，其實這已大錯特錯，因為所謂六四比，只是從投票率算出來的，但香港總的投票人數不過只有170萬人左右，所謂六成，也不過是100萬人左右，難道這100萬人就能代表所有香港人？那沒有投票的500萬香港人難道就不算香港人了嗎？

老實說，香港人向來政治冷感，一輩子都不投票的大有人在，安於現狀的人大都對政治不感興趣，同情反對派的人大都較有投票的熱情，這是無可否認的現實，所謂六四比，只能說明一個事實，那就是熱衷投票的人反對派佔六成，建制派的最多只有四成人，這才是事實的真相。正是有些人書生意氣太重，過於幼稚，才會中了反對派撒豆成兵的詭計，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同時誤導了中央政府，在香港問題上犯了嚴重的右傾錯誤。

此外，港府對反對派畢恭畢敬，也因為懼怕其背後的外部勢力。相反，外部勢力從不隱瞞對反中亂港勢力的支持，從黎智英、李柱銘之流明目張膽和外國勢力唱和，到近年一批反對勢力成為西方新寵，不是登上主流雜誌封面，就是被封為「思想家」，最近更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風頭一時無兩。這種做法就是明白無誤地告訴全世界，這些香港政客是「他們的人」。港府和愛國陣營怯於其勢，未曾交手便低了半截。

「港人治港」以愛國者為主體

鄧小平曾說，「港人治港」是以愛國愛港人士為主體的「港人治港」。可惜事實並非如此，「一國兩制」之下，只要是反對共產黨的，什麼人都可以拉起山頭，招搖過市。旗幟鮮明地擁護共產黨領導，愛國愛港的人士，不是備受冷落，就是被視作不識時務。所謂建制派，也不乏一些愛惜羽毛，左右逢源的人物。此消彼長之下，遂令反對派挾洋自重，以少勝多，操控了香港的局面。

香港回歸祖國以後，名正言順是中國香港，所以，並沒有所謂單純的香港人存在，所有香港人也就是中國香港人，所以，那些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人同時也不應該有香港人的身份，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正如上文提及的正義市民指出周庭曾作出「點解要將中國人身份強加我哋身上」的言論，質疑她有何資格參加中國香港的選舉。可惜，一個普通市民應有的覺悟，在特區政府身上卻表現得蒼白無力，他們連香港人的定義也含糊不清，甚至默認那些數典忘宗，敵視13億人的叛逆代表了「我們香港人」，這正是香港的亂源。

要撥亂反正，我們就必須對「香港人」作出明確定義，首先，香港人必須要承認中國人的身份；第二，香港人必須忠於自己的祖國；第三，香港人必須尊重國家的憲制和謹守基本法；惟有符合以上三點，才有資格說「我們香港人」幾個字。

政府一直很重視與反對派的大和解，然而，大和解並不是可以用笑臉換來的，以「割地賠款」換來的大和解絕不會長久，所以，我們不要再將善意浪費在無原則的大和解上面，而需要多了解、多關心真正的「我們香港人」，惟有依靠他們，弘揚正氣，香港才能保有長久的和諧和繁榮。

郑永年：互联网时代的人类异化
2018年2月13日 星期二 03:30 AM
文/郑永年
来自/联合早报
Sina Weibo  Email

互联网产生以来，已经导致了那些深度卷入互联网的社会产生全方位变化。互联网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是对现存事物的冲击，而且很多事物需要被重新定义。“假新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传统上，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是因为人们对事物具有“共识”，即共同的认知，而“共识”则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例如，只要人们对这个“苹果”具有“苹果”这个经验共识，他们就不会把“苹果”视为“桔子”。但“假新闻”则有效改变了这个事实，它提供了“另一类事实”，即接受“假新闻”的人们会把“苹果”理解成为“桔子”。

就是说，“假新闻”并不假，只要读者以为是真的，它就是真的。因此，“假新闻”也会发生实际的作用，从而改变现实。传统上说，“思想”就是力量。在互联网时代，“思想”可以是假的。


互联网可以使得任何事物和人发生“异化”，把原来的东西异化成另外一种东西。促成事物和人的异化的力量，历史上一直也是存在着的。例如，马克思就认为资本主义导致人的异化。此外，各种宗教和技术也经常导致人的异化。但从来没有一种东西，能够像今天的互联网那样促成事物和人的剧烈异化。道理很简单，因为互联网是最适合人的本性的一种技术。

这里可以借用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即英文的self-righteousness（中文大致可译为“自以为是”“自以为正确”），来描述这种异化过程。这里，“自以为是”是一种自我道德优越感，相信自己的信念、行为和所属，优于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具有这种感觉的人往往不能容忍其他不同的观点和行为。宗教上的“异教徒”概念便是这样一个极端。社会心理学者认为，这个社会心理的存在表明人类的不完美性。

人类从来不存在不犯错误的时候，一旦人类获得自己展示机会的时候，人类都会这么做。这类似精神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所说的人类的“自我防卫”机制心理。一些学者认为，这种社会心理可能起始于原始社会实践，因为生存的需要，各原始部落需要用这种心理强化内部的认同。之后发展起来的宗教也是如此。近代以来所产生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也可被视为这种社会心理的产物。

互联网时代先满足“个人”需要

互联网所具有的特点则有效地满足了人类的这种心理需要。但有一点非常不同。无论是原始部落时代、宗教时代或者意识形态时代，这种社会心理发生在社会层面，即满足群体或者集体的需要。然而，在互联网时代，这种“社会”心理发生在人这个“个体”层面，首先满足“个人”的需要，满足群体的需要是次要的。这是因为互联网具有分散性、分权性、个体化、个性化、民主化等等强化人的“个体性”的所有特点。

互联网对个体的影响至少可以从个体、群体和个体的环境几个方面来理解。在个体层面，每一个人都可以实现“自以为自”。在互联网上，每一个个人都可以进行“自我选择”，找到虚拟的“另外一个我”或者“同伴”。互联网上的选择无需传统那样的强迫，而是自愿的。因为互联网上的选择实在太多，个体几乎可以选择任何他所需要的，总能找到“自我”。

就是说，对个人来说，人的本质和表现形式似乎不再由任何外在的环境（其他人和事物）来界定和作为媒介，而是由人本身的选择来界定，由人本身来表现。例如，一个个体可以在任何时间来改变自己的性别，在一个场合可以表现为男性，在另一个场合可以表现为女性，或者其他的性别。不管什么性，其都能够找到“同伴”。

这种完全自由的选择结果，就是不同虚拟群体的形成。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已经形成一个个小圈子，或者朋友圈，“团团伙伙”。“人以群分”的理想在互联网时代充分实现了。这些群体都有很强烈的群体意识，并且因为同一意识里面的互相竞争，群体意识不断向极端方向发展和强化，最终导致群体意识的激进化。

最典型的就是类似伊斯兰国组织那样的组织，人们可以为了一个“意识”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伊斯兰国组织自然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但实际上，各种圈子例如“明星圈”（包括政治明星、娱乐明星、体育明星等等）、“言论圈”（各种概念）、“学术圈”（各种“黑社会”性质的小圈子）都是如此，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每一个圈子都是一个“自我服务”的小团伙，似乎其生存和发展和其他的“圈子”毫无关联一样。每一个“小圈子”在巩固自己的时候，把自己从整体社会分离出来，把自己孤立起来。尽管在真实的社会里面，也有“人以群分”的现象，但各个“群”之间是互相关联的和互动的。经济学里面的“劳动分工”理论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种现象。不过，在互联网上的“群”犹如“单体‘无性’繁殖”现象一样，可以离开其他的“群”而暂时存在着。

再进一步，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他们所处的商业化环境更是强化着“反社会”性质。互联网具有强大的推送功能。一旦一个个体或者群体选择了每一种商品或者某一类人，互联网就会向他推送同样类型的或者类似的商品和人，并且是永无止境的推送。这无疑强化着这个选择者对一个事物或者人的认同，结果，必然导致“只知道这个，不知道有其他”的局面。

在所有这些过程中，人类的异化是显然的。今天，现实世界越来越区域化和全球化，但互联网平台上的人则越来越变得自我禁锢起来，在“互联”表象的背后则是“互不相连”；现实世界的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但互联网上的人则变成越来越具有单向性。个人的单向选择，群体和环境的强化，使得人越来越远离其本源。

今天，一个类似“井田”那样的网格化社会已经形成，实现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理想状态。互联网足够强大，每一个人几乎都可以营造自己的“城堡”，或者寻找到自己希望进入的“城堡”。当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个自我营造的“城堡”，并且和其他“城堡”老死不相往来的时候，人的社会性就消失了；并且因为人人都可以这样，社会也随之消失。

不仅如此，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自我规定最终走向了反面，即人完全被其他人或者事物所规定，并且这个规定并无自己的参与，因此被完全地异化。这里可以举人的消费为例。在传统社会，消费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的消费，需要什么就消费什么。

但今天阿里巴巴时代的消费是真的自己所需要的消费吗？对现在的消费者来说，答案并不明确。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消费者是被消费的，他们所消费的东西并不是他们自己真实所需要的。这是典型的“供给侧”所刺激的消费，即提供消费品的人所设定的消费。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一个人可能还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推送者早就知道了他需要什么，并且已经把这份需要送到了眼前。

互联网上的“群”

很显然，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消费领域，互联网时代的其他领域例如政治领域都是如此。人们选择加入或者被邀请加入某一个政党例如共和党和民主党，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认同的一种“理念”。在政治领域，如果人们不去关注社会的实际情况，不去关注其他人的言语，结果必然造成自说自话。如果留意西方互联网政治，人们不仅不难看到这种现象，更不难理解这种现象。政治人物是这样，公共知识分子是这样，普通人物也是这样。

因为“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随着“群”的实现和强化，“群”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互联网上的“群”要不互不接触，一旦接触，必然发生冲突。今天的互联网上的语言（包括图像）暴力就是这种情形。有时候，互联网上的暴力还可以直接转化成为实体社会的暴力。

这种现象可以被改变吗？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时代的“人的异化”命题，尽管仍然存在，但通过政治民主化和资本本身的转型（即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得到了缓解和控制。这个转型过程和人类的知识转型是相关的。人类有理想和价值，这些理想和价值通过人类的行为（无论是政府政策或者其他组织行为）得以实现。

不难发现，每一次技术的转型所带来的是人类思想体系的转型。一方面，新的思想体系必须反映技术的变化，另一方面新的思想体系的出现，表明人类对新技术的消化和控制。

但互联网时代则不一样了。互联网促成的人的自我异化是没有任何其他因素可以相比的。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类可以消化和控制互联网。没有人可以改变互联网现状，所看到的都是人被互联网所改变。这非常明显地表现在思想精英或者哲学精英角色的变化上。近代以来，思想或者哲学都是领先时代的变化的。但在互联网时代，思想和哲学不仅不能领先变化，而且远远跟不上变化。

迄今为止，没有思想家或者哲学家理解互联网这个时代的人的存在意义。道理也很简单，思想和哲学的本质是系统性，而互联网的本质则是碎片性、分散性和分离性。如果要领先变化，思想家和哲学家就必须“凌驾于”这个时代之上，给普罗大众施加一种世界观或者价值观。

但这样的情况在互联网已经不可能了。为了产生影响，思想家和哲学家首先也必须把自己碎片化，转化成为“流量”。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思想家和哲学家改变了现实，而是互联网改变了思想家和哲学家。

在很大程度上，互联网世界犹如赌场：赌场理性有效地吸走了赌徒的钱财，使得赌徒在赌博过程中快乐地死亡；而互联网也理性有效地吸走了互联网沉迷者的智力，使得沉迷者在沉迷过程中愚昧地死亡。

如果没有奇迹，互联网所主导的人类发展方向很难逆转。但这是一个异化的过程。除非重新定义“人”，这个过程的结果必然是“非人”。当技术主宰人类的时候，或者人类成为技术的附庸的时候，这个人类会是怎样的呢？

二、挑战篇：《基本法》实施二十年来的问题与挑战

　　总体而言，香港回归以来，《基本法》的实施是成功的，这一点相信甚少有人表示质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基本法》的实施从未面临挑战。事实上，任何一个新宪制秩序的确立和稳固都会面临重重考验，《基本法》的实施过程中也不乏问题与挑战。近年来，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减弱，坊间有关否定《基本法》的声音间或浮现，因对香港前路悲观而选择移民的人数也有所增长。无日无之的政治争拗，愈演愈烈的贫富差距，日益严峻的社会分化，日渐抬头的分离主义，不绝于耳的“香港衰落论”⋯⋯凡此种种，都令《基本法》的实施备受考验。

二十年来，《基本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形成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领域：

　　其一，尴尬的京港关系。《基本法》第12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基本法》既规定了中央的管治权，也列举了香港的自治权，体现了“一国两制”的精髓。然而，京港关系不畅的原因就在于对“一国两制”的不同解读：北京着眼于“一国”，而香港更看重“两制”。随着京港互信的弱化，北京愈来愈重视“全面管治权”（由2014年白皮书系统提出），而香港越来越强调“高度自治权”。2017年5月28日，张德江委员长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以‘高度自治’为名对抗中央的权力”，为京港之间的“权力之争”定下了基调。这种尴尬的京港关系令人唏嘘感叹，因为回归之初的京港关系并非如此：早在八九十年代，中央领导人就表示，“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也不犯井水”；回归之初，中央对香港也充分信任，尽量不干预香港的事务，对香港基本上采取放任态度，但这种状态并未持续太久；2003年的“反廿三条”立法运动破坏了京港之间互信的基础，令中央反思一直以来的对港策略，自此以后加强了对香港的管束，而这种管束回过头来又刺激了香港的反抗情绪。2012年后的京港关系更为严峻，“国民教育”后有“反国教运动”，“八·三一”后有“占领运动”，“宣誓风波”后有“人大释法”。在“管治—反抗”之间，中央的对港政策的目标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强调维护特区的繁荣稳定，转变为强调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阎小骏，2016）

　　其二，不睦的香港—内地关系。香港与内地同文同种、同根同源，两地之间有着切不断的血缘关系。一百五十年的殖民管治没有磨灭香港人的中国意识，但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不同区隔香港与内地，令到双方背向而行、渐行渐远，以至于今时今日两地之间的隔阂代替了昔日的友善。与京港关系的演化一样，早先的香港—内地关系并不如此：回归之初，内地视香港为闪耀的“东方之珠”，香港也视内地为遥远的故土，内地与香港互相尊重、互相扶持，有限且单向度的交流令内地与香港维持着对彼此的美好想像，这种情况在香港回归的第二个十年发生了转变。香港人愈来愈关注内地的事务，从各种负面新闻瞭解到内地的落后与不文明；内地人生活富裕后有机会旅港，发现香港也不如他们想像的那样如珍珠般美好。香港与内地在加速的融合中摩擦不断：个别内地旅客的不文明行为令香港人为之侧目，而香港人的不宽容态度也令内地人黯然心伤。随之而来的是“双非问题”、“奶粉荒”、“学位荒”，香港人对前来“抢资源”的内地人充满歧视、排斥和鄙夷；而由少数香港人发动的“驱蝗”、“光复”和“鸠呜”运动令内地人对香港也望而却步。在夸张的舆论环境和不理性的对话方式后，香港与内地对彼此的看法急转直下，昔日的同胞之情和手足之爱不再，代之而来的是彼此之间的隔阂、幽怨甚至敌视：香港人看不起内地人，内地人也看不惯香港人。

　　其三，紧张的内部权力关系。香港回归后，内部权力关系始终没有理顺，特区政府的管治权威无法树立，董建华政府推出高官问责制改革也未能解决命令－执行效率问题。特别是，行政与立法的关系运转不畅，甚至日趋紧张，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特区的政治体制设计。对于香港实行何种政治体制，北京和香港各执一词：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认为，香港回归前后均不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是“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然而，香港的学术界和司法界又是另一种看法：终审法院在“庄丰源案”判词中明确香港实行三权分立制，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亦表示，“在香港的制度下，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互相制衡”。香港究竟实行何种政治体制，本来应从《基本法》中找答案，但是《基本法》有关政治体制的设计，既有权力分立的基调，也有行政主导的安排，综合起来可以表述为：中央授权之下和三权分立之上的行政主导制。《基本法》起草者的原意，大概是构建一个强势的、有权威和效率的、具备高度管治能力的行政机关（包括行政长官），但是《基本法》所采用的政制设计未能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陈弘毅，2004）行政主导的前提是特区政府得到立法会的支持，但是在行政长官没有政党联系、民意认受性不足以及个人威望有限的情况下，这个目标很难实现。既然立法有权监察行政，若行政与立法的关系不畅，特区政府自然就沦为“跛脚鸭”。虽然新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上任后积极改善与立法会的关系，但是要令行政—立法关系足以支撑行政主导型政府，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四，持续的制度冲突。“一国两制”将“两种制度”统合于“一个国家”之下，自然免不了要处理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制度冲突：不仅有“一国”与“两制”的冲突，也有“两制”之间的冲突。“一国两制”并非严格的法律用语，其实施和界定都有很大的弹性空间。当京港关系良好，“两制”的空间可以被扩大；而当京港关系恶化，“两制”的空间就会被压缩。在当前京港互信基础薄弱的情况下，“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冲突就体现为“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之间的角力。《基本法》第43条规定，行政长官向中央和香港负责，这种双重负责制就蕴含了冲突的基因。除此之外，“两制”之间也会有冲突，这种冲突更多表现为两种法律制度的冲突。《基本法》第158条确立了“双轨制”的基本法解释模式，即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均有权解释《基本法》，香港法院的解释权来源于人大常委会的授予。众所周知，内地属于大陆法系，而香港属于普通法系，两种法系在诸多方面均迥然相异。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为立法解释，这种解释模式很难为普通法系地区的人们所认可接受。人大常委会采用的解释方法为立法原意解释，这与普通法系通常采用的文义解释也有所区别。“吴嘉玲案”首次凸显了两种法律制度的强烈冲突，“人大释法”被指推翻终审法院的判决、损害香港的司法独立；“宣誓风波”再次体现了两种法律制度的冲突，“人大释法”被质疑“替港立法”和破坏了香港法治。五次“人大释法”之后，两种法律制度仍未度过“磨合期”。

　　其五，政改的胶着状态。2015年6月18日，特区政府的政改方案被立法会否决，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愿望化为泡影。政改闯关失败后，政治争拗依旧没有停息，社会撕裂反而日益加剧，不少人对香港的民主化灰心绝望。回顾香港回归以来的政改进程，可知政制每进一步都来之不易，或许政改失败才是常态：2005年，特区政府提出政改方案，因得不到足够的支持而未获立法会通过；2010年，特区政府提出政改方案，北京与民主党在表决前夕达成共识，政改方案获立法会多数通过；2015年，特区政府提出政改方案，由于未取得立法会的多数支持而未获通过。香港政改之路之所以举步维艰，在于各方妥协意愿不足、达成共识的艰难。根据《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及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对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改须经“五步曲”：行政长官就需要修改提出报告，人大常委会就报告作决定，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人大常委会批准或备案。政改方案获通过至少要取得三方的共识，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将会功亏一篑。2015年政改闯关失败的消极后果不只在于失败本身，更在于各方就“八·三一”决定的取态僵持不下：“八·三一”的高门槛令泛民各派难以接受，然而如若不接受“八·三一”的框架，香港的政改之路就无法走下去，不仅行政长官普选无法实现，立法会普选也遥遥无期。迄今为止，泛民各派仍未就“八·三一”松口，而中央的态度也不会轻易改变，如果双方都寸步不让，政改僵局将会继续下去。

三、展望篇：对香港前路审慎乐观

　　2014年“占中运动”无功而返，2015年政改方案闯关失败，2016年“宣誓风波”草草收场，香港市民终于厌倦了无日无之的政治争斗，本土分离主义的气势也有所收敛。2017年7月1日，值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辞表示，“从中央方面来说，只要爱国爱港，诚心诚意拥护‘一国两制’，不论持什么政见或主张，我们都愿意与之沟通”，似是向泛民释放善意。2017年7月11日，港大民调结果显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任后民望急升，其得分创当选以来之新高，特区政府新班子上任开局顺畅。这一切似乎都表明，香港局势正在好转。对于厌倦了政治争拗的绝大多数香港居民，这当然是值得庆贺之事。但是没有人能够保证，也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这种良好的局势会一直保持下去。香港可以变得更好，但香港不一定就会变得更好。

香港是否会变得更好，取决于利益攸关各方对香港政治困局的体认和破解决心。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其一，直面“人心未归”和身份认同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香港近来的政治困局，从根源上来讲，要归因于“未完成的回归”，即“主权的回归”和“人心的不归”。因为“人心尚未回归”，所以有对中央的怀疑与抗拒，以及对内地的疏离与排斥。2003年的“反廿三条运动”、2010年的“反高铁运动”、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2014年的“占中运动”以及2016年的“宣誓风波”都是“人心未归”的具体表现。“人心未归”和身份认同（Who am I）并不是一个伪命题，它会从根本上影响“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实施。

　　（1）“人心不归”破坏京港互信，动摇“一国两制”的根基。“人心不归”致使香港社会出现质疑和挑战中央的行为，这种行为反过头来促使北京加强对香港的管束，北京对香港的严格管束又进一步刺激本土分离主义，“两制”的空间在这种“管束—反抗”的恶性循环中被不断压缩。

　　（2）“人心不归”加剧管治困难，影响政府施政效率。不认同北京的管治权威，势必不信任北京任命的行政长官；不信任行政长官，政府的管治权威就得不到保障；政府管治权威得不到保障，特区的管治成本就会增加，管治效率自然会下降。

　　（3）“人心不归”影响香港对自身和外界的看法，不利于香港的对外交往和长期规划。“人心不归”令香港无法处理好与内地的关系，无法清晰定义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无法在广泛共识的基础上作出长期的规划。因此，要从根本上破解香港的政治困局，就要首先正视和解决“人心不归”的问题。当然，“赢取人心”并非易事，“人心回归”将会是一个漫长、艰难和反复的过程。

　　其二，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一是树立中央的管治权威。

　　首先，“不允许以‘高度自治’为名对抗中央”是一种无奈的回应。因为香港回归以来，中央的管治权威始终无法稳定落地并确立，不论是“白皮书”，还是“八·三一”决定，亦或是“人大释法”都招致香港社会的激烈反弹，就连“全面管治权”的说法本身也饱受攻讦。《基本法》不少条款都载明了中央的权力，但如何将这些权力落到实处才是真正的问题。如无法树立中央的管治权威，中央对香港的管治将成为空头口号、无本之木。                                                                  

二是理顺特区内部的权力关系。尽管中央表态力挺“行政主导”，但是由于分权与制衡的机制，特区政府屡屡沦为“跛脚鸭”，“行政”显然无法“主导”。理顺特区内部权力关系，需要正视《基本法》里的分权与制衡条款，厘清权力分立与行政主导的关系，从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和个人能力等方面提升特区政府的管治威望。

　　三是落实“港人治港”。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十二字方针中，“港人治港”也是颇为重要和关键的一环。没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无法落实，“一国两制”也无从谈起。“港人治港”要求中央坚持治港策略的“抓大放小”，抓好“一国”的底线、放手“两制”的实践，在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充分信任特区政府，相信港人有能力治理香港。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三个相信”，即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家，就表达了对“港人治港”的信心和期待。

　　其三，适时重启政改，破解香港政治困局。

　　在未来的五到十年里，政改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论题。新任行政长官上任后，尽量回避政治争议，专注经济民生工作，这当然有助于纾缓近来紧张的政治气氛，从长远来看也有助于解决香港的深层次问题。但是，避谈政改终非长久之策，一旦经济民生事业受阻，政改议题将重回公众视野，届时行政长官将再度面临民意诘难，特区政府也难免再度沦为“跛脚鸭”。归根结底，民主化是历史的大势所在，民众的参政热情易放难收，民主化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再难以强力关闭。民主普选是《基本法》的既定目标，是中央政府的庄严承诺，也是香港居民的共同心愿。重启政改有助于重建京港互信，令“一国两制”在良好的政治氛围下稳步推进；重启政改有助于解决行政长官的认受性问题，提升特区政府的管治威望，从而真正实现“行政主导”；重启政改也有助于解开香港社会的民主心结，一扫政改失败后的悲观主义阴霾。就香港而言，“六·一八”政改闯关失败只是一时的受挫，民主化的大门并没有永远地关上。香港社会仍有强劲的民主化需求，中央也没有否决重启政改的可能。当然，重启政改尤须把握时机（要有良好的政治氛围）和掌握策略（各方应否保持沟通），各利益攸关方都应为达成共识作出必要的妥协，否则重启政改只会将香港重新拉回泛政治化和不断争斗的泥沼之中。在时机尚未成熟时，各方保持沟通，为重启政改创造条件，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其四，最重要的是回归《基本法》。

　　《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表达，凝聚了北京与香港之间最广泛的共识。“一国两制”能否行稳致远，取决于《基本法》是否被践行。不论在任何时候，《基本法》的权威都不应被侵犯，因为：

（1）《基本法》是香港管治之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基础。香港特别行政区系依《基本法》而设，香港的法治立基于《基本法》之上，香港居民的权利与自由也得《基本法》保护。没有《基本法》，就没有香港回归二十年以来的成就，就没有香港未来三十年的前景。

　　（2）《基本法》是中央与香港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基本法》由内地和香港共同草拟，凝聚了中央与香港之间的共识和智慧，也得到中央与香港共同尊重。没有《基本法》，“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就无从谈起。

　　（3）《基本法》是各利益攸关方就未来发展不断达成共识的平台。《基本法》将“一国”与“两制”统合于同一宪制秩序之下与之内，对中央的管治权和香港的自治权都作出了妥善的安排。鉴于各方的利益在《基本法》中都得到表达，回归《基本法》有助于凝聚共识、依法治港。

　　（4）回归《基本法》，要求尊重《基本法》的权威，不轻言重写或推翻《基本法》；回归《基本法》，要求落实《基本法》的要求和精神，中央方面依法行使权力，特区政府依法履行职责，香港社会尊重中央的管治权威；回归《基本法》，要求加强《基本法》教育，全面准确理解《基本法》的条款和原意。

　　未来五年、十年、乃至三十年，香港将何去何从，这是人人都关心的议题。根据“五十年不变”的安排，香港将按照原定的轨道继续走下去，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未来的面貌会一成不变。对于“五十年不变”，应当客观地、辩证地看待：一方面，时代的精神在于变，不因应时势就会落后于时代。现代社会瞬息万变，没有什么能够真正保持不变，与时俱进是保持制度活力的关键，因循守旧只会加速制度的衰朽，因此对于“五十年不变”不能作僵化的理解。另一方面，任何变化都必须遵循既定的法度。五十年之内的任何变化都不得突破“一国两制”的框架。《基本法》第5条许诺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基本法》第159条第4款规定《基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针政策相抵触。而根据《基本法》序言，中国对香港的既定方针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五十年”的期限给人一种急迫感，有人忧心五十年期限届满后“一国两制”将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2047年后香港的命运将如何，没有人能够预见。“五十年不变”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并不意味着五十年期限届满后就一定会发生巨变。五十年之后是否需要改变，取决于《基本法》被贯彻落实的程度，取决于“一国两制”被认可的程度。如果《基本法》的各项要求都被贯彻落实，如果“一国两制”得到全国人民（包括香港居民）的拥护，那么五十年期限届满后也不需要作什么改变。虽然前路困难重重，有《基本法》的庇佑，香港的繁荣稳定仍然可期。我们有理由、也应该对香港的前途保持审慎的乐观。

参考文献：

　　〔1〕阎小骏：《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像》，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15。

　　〔2〕黄盛：《批判香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3〕王缉宪：《香港怎么了？》，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6年。

　　〔4〕陈弘毅：“行政主导概念的由来”，载朱国斌主编：《香港特区政治体制研究》，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7年。                                 

锐实力掀新冷战 两岸冷静以对
2018年2月15日 星期四 08:40 AM
来自/中时电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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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社论称，随着大陆综合国力的提升，西方世界的政经媒精英也逐渐不再隐藏其焦虑，去年底出版的一期英国《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中，即以〈锐实力：中国影响力新模式〉为题，以夹叙夹议的笔法正式揭开了全球对这个议题的关注，也为长久以来西方所炮制的“中国威胁”论述中，增添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工具。身陷大国棋局的台湾，也不能不关注这个议题的发展。

《经济学人》声称大陆所发展的这种“锐实力”（Sharp power），不同于以往所提示的“软实力”，是一种“能穿透文化壁垒，改变西方价值观的利刃”。文章中分析大陆近几年如何利用签证、拨款、投资和文化等手段渗透其他国家，企图控制西方国家的意见领袖，并举例澳洲和德国是最早发现、甚至身受其害的国家，文中并倡议西方各国宜及早联手，避免大陆插手干扰，进一步控制国家的政策和民意。

事实上，“锐实力”的提法并非始于《经济学人》，而是来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去年12月分的一份报告。这篇报告的标题为〈锐实力：崛起的专制主义之影响〉，指出中国和俄罗斯花费数十亿美元鉅资，藉由诸如人文交流、文化活动、教育项目以及传媒和资讯等各种手段，在世界各地营造公共舆论和观念。其影响既不像硬实力那样具有强制性，也非循软实力那样的魅力攻势，因而称之为“锐实力”。报告中形容这种“锐实力”是中国的“长枪匕首，甚至是注射器”。


配合此一概念炒作的同时，去年底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还以《中国长臂：输出具中国特色的威权主义》为题举行听证会，撰写报告的智库代表出席做证，直指大陆正积极影响全球言论及通讯，对民主言论及辩论有负面影响，即使是对各民主体系也有影响。

昔日创制“软实力”一词的美国学者奈伊，也在今年1月的评论网站上撰文回应“锐实力”的讨论，指控大陆国际广播电台暗中资助若干国家的电台，是在间接操控资讯，根本就属硬实力的一种。

面对西方官方、智库与媒体这一连串的语言攻势，大陆官方与学界的反应相当平淡与低调，这与上个世纪90年代面对“中国威胁论”的倡议，以激烈的“妖魔化中国”反应完全不同。综合大陆学界相关人士的看法，多半认为这一概念的推出和随后的炒作，只是体现出西方知识界、学界和精英阶层在面对全球变局时的焦虑，另一方面，也呈现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对其全球领导权可能会“旁落”的担忧。

其中，更为关键的焦虑或许是担心随着中国的崛起，自身体制的吸引力会下降，加上中国日盛的国力及其迥异于西方文明的价值观，正在改变西方对政治、对国际秩序、乃至对文明本身的认知。

大陆低调的反应，除了反应本身的自信，更多的或许是对大国政治风险的认知与算计，毕竟这波围绕“锐实力”的讨论，顺带有不少论述同步提及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古希腊着名歷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

对大陆而言，综合国力的成长还有很大的空间，何苦要伴随着国际倡议的“新冷战”起舞？特别是日前美国私人企业SpaceX的“猎鹰重型”火箭在美国佛罗里达州首次发射成功，大陆官方与民间皆坦然承认中美科技实力差距仍大，其中所反映出的态度很明显是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信自欺。

对比美国与大陆近几年藉着概念创制，所启动的话语权博弈，其实挺有趣。西方提出的是诸如“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乃至最近的“中国锐实力”等针对性很强的概念，究其实就是想营造一个战略围堵的“新冷战”氛围，相对地，大陆在各种国际场合中所提出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概念，除了争取国际舆论的理解，也获得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回应，这一来一往之间，形成了一种挺微妙的合纵与连横的博弈。

对台湾而言，同样不宜落入相关概念炒作的文字障中，认清相关概念背后的战略意图与客观现实，对自我的硬、软实力乃至巧实力都要有理性的认知，才不致在复杂大国棋局中迷失自我。

从“反封建”到“中国梦”：中国的政治语言演变
2018年2月18日 星期日 09:24 AM
来自/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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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飞龙

政治语言作为公共语言，是一国政治文明程度的根本标志之一，与风俗习惯一样出自民族历史发展进程。近代中国的革命文化让政治语言出现多番演变，然而在文化需求长期演进、积淀、交流互动的特质下，实现当代中国政治语言的“文明转向”无法回避，但也难以一蹴而就。香港政治语言的“民粹化”也需在此大势下调校更新。

新旧文化间的政治力量博弈

“革命”是中国20世纪的关键词之一。中国近代精英阶层面对内忧外患日益激进化，将中国落后捱打的责任归结于传统文化。1905年废除科举制，改变了传统“四书五经”在中国政治文化领域中起到的核心作用，更重要的是使中国政治精神出现巨大断裂。此后发生的五四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知识分子进行的中西文化对比得出的民族主义和富强伦理观推动新文化运动发展。然而民主和科学都只是西方现代性的技术原则，作为现代性之来源与基础的“古典性”仍然处于中国人的观察视野之外。中国人对西学本源的探求及融贯理解并未完成。

事实上从五四运动开始，一种关于中国文化的青春精神和底层精神开始崛起，边缘群体开始中心化，逐步取代上层新旧知识分子话语权和社会领导权。此时传统文化已成革命对象，不再具有价值统摄力，而新文化尚处于探索和形成中。当传统文化秩序被革命颠覆后，就形式而言，文化的大众化和民主化似乎获得了结构性提升，但这是以文化的空洞化和激进化为前提和代价。在“反封建”名义下，代表中国古典文明核心特征的人物、义理、辞章、道德、庙宇、祠堂皆成为继续革命的对象，在革命潮流中惨遭屠戮，惟精神不息。

中国经历废除科举和五四运动的“破旧立新”后，文化生产的基本规范逐步贴近底层和大众，“民主化”成为正当性表象。与此同时中国乡土革命文学开始兴盛，中国传统文化秩序遭遇结构性颠覆。在整体社会文化变迁的背景下，政治语言沿着青春化、底层化、民粹化方向快速进展，直到“造反有理”。

文化革命之要害在政治语言的革命

尽管革命有涵盖政治、经济以至社会不同方面，但最激烈非文化革命莫属。然而文化革命之风并非始于“文革”，这是整个20世纪文化激进主义的一个巅峰而已。文革所面对的正是政治遗产与文化遗产的落差，对人性自私与基层传统文化之顽固表现出某种不安。然而阶级斗争与群众路线也不是每次都灵验，当被真正用于群众内心的“自我革命”，所遭受之反弹与抵制力量会空前强大。文化革命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革命文化始终只是文化之歧出，而文化在本质上则应成为革命的减速器和安慰剂。在5000年文明传统下，文化本质上必然是趋于保守的规范因素。

在革命文化短暂的兴盛期，中国政治语言从概念到规范都发生重大变化。当政治语言被造神运动浓缩为“红宝书”时，政治领域有意义的民主程序与科学理性均已不复存在。领袖、口号、政策、运动就是一切。那些被侮辱、损害、践踏的还不时从历史深处发出令今人战栗的幽怨。在失去文化保护的背景下，传统权利的防线逐一崩溃，消极作用依然影响至今。

即使新政权可透过革命和武力于短期内建立起来，但是在历史长期演进、积淀、交流互动中产生的文化却无法短时间内全盘更新，因而出现革命的政治和文化遗产之间的不对称现象。因此革命在取得其必要政治成就时应对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保持某种敬畏，不应追忆过往革命过程获取持续的成就感，做“继续革命”之迷梦。革命之后，重点在于通过立宪建国和文化修复建构一种连续的大历史观和文化新秩序，以文化保守性克制和消磨革命激进性与破坏性。

政治语言的优化与香港未来

普遍意见认为改革是另一场革命，重点在于指向一种后革命的“文明转向”。只是这一转向在最初并非十分明确，直到“和谐社会”与“中国梦”的政治自觉，将改革的最初任务由传统认为的经济修复转向文化修复。

近10年国内政治语言一个明确走向，是承受革命政治遗产的执政党开始深度“中国化”。行动包括淡化马列主义的教条色彩，引导底层文化逐步与传统文化和解，从而重构中国文明的公共政治语言，强化其典雅和论理正面形象。主要标志有四：其一在政治上明确支持儒家文化的研究与复兴，将之纳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梦”范畴；二是中国古典概念和语句频频亮相于国事活动或国际场合，主要领导人主动援引有效改变了中国政治语言的“低文明”劣势；三是将孔子学院作为中国文化战略走出去的标竿，树立了正确战略方向；四是容许社会自我生成的各种儒家书院、儒生结社、文化维权等现象的延续，有效应对基层社会文化信仰空洞化带来的冲击。

反观香港，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及其思潮的作用下，香港政治生态和大众普罗文化的产生和重构均受到不少影响，出现政治语言民粹化与后现代化，出现对香港核心价值的某种反噬倾向。从“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到“我城”，以至市民对“中国人”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上述表达乃是孕育自本地政治生态及政治语言。在国家层面政治语言文明化的同时，香港的政治语言却有“粗蛮化”逆转取向，暗合本土分离甚至港独激进氛围。在新旧交融的大时代底下，“革命”并非现时香港的理想选择；重归法治及信守有序民主才是正途。唯有结合时代发展步伐，重构符合社会现实的文化和核心价值观，调校香港已偏颇失衡的泛本土主义政治语言与民主民粹化风格，方为上策。

事实上政治是因应具体时空问题的对策机制，而文化则是超越政治的民族性乃至普遍性存在。无论中国还是香港，当中既存在意识形态角力，又有政治层面中对文化概念流于表面的认知，政治语言尚未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未完成古今中西的妥切会通，而仍处艰难复杂的转型调整中。

如何在中国文明的古典性与简式现代性之间取得平衡，建设一个“文雅而自由”的现代中国，可谓新时代一大挑战。而香港如何在整个中国重建文明型政治语言的过程中更新理解、自我调校，肯定香港核心价值及国家观念，也是不简单的公共文化工程。

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青年论坛理事

开放改革第二个高潮的香港作用
2018年2月20日 星期二 08:4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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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阮纪宏

今年是开放改革政策40周年。可以预期，中央将会有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并趁机总结开放改革40年以来的经验与教训，为下一个40年的开放改革制订新策略。香港也应该藉此主动总结在开放改革的地位与作用，为转型做好制度性的安排与部署。其实，香港不为此准备，中央也会有应对措施，只不过到时香港将成为被动接受方。未雨绸缪是为了避免被安排的角色不能够胜任或者不愿意接受，甚至又成为中央与香港矛盾的新因素。

早作绸缪免处被动

40年前，勇敢的中国人在香港，当时开放改革的政策还没有正式成形，商人伍淑清就到北京成立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批准成立的机构还是文革期间成立、以“革资本家的命”为宗旨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其后更有一大批企业到珠三角地区开厂，搞“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加工业。当时中国什么都缺，缺乏资金、缺乏技术、缺乏管理能力、缺乏国际市场联系，更重要的是缺乏法律保障。国家缺资金，商界巨擘出资成立投资基金；广州缺酒店，商人合资成立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白天鹅酒店等等；深圳、上海缺乏土地使用知识与政策，梁振英义务前往讲解介绍。

香港商人与专业人士支持国家的开放改革政策，有出于真诚的爱国情怀，更多的是利益驱动。香港工厂北迁，节省楼房和工人的成本，“前店后厂”成为无往而不利的模式。这种盈利模式的条件，除了香港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国际市场联系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香港商人在享受“港商待遇”，其中包括税率低，开始时五花八门，后来比较统一为“免二半三”，头两年免税，后三年减半；地价低，开始时几乎免费用地，或者是签10年廉价租约，加上内地贪污盛行，港商可以占尽便宜。

“港商待遇”这个优势，不但港人享用，内地的国企私企，只要来香港注册公司，再返回内地投资，也能享受这个待遇，被称为“假洋鬼子”。内地外来投资（FDI）的来源地，香港长期以来都执牛耳，也拜这个优惠政策所赐。由于内地的外汇管制，香港还成为内地资金的“避难所”，很多国企私企都在香港设立“小金库”，把资金存在香港，避开国家对资金和外汇的审查。当时负责对外合作的副总理陈慕华来港视察后，呼吁核查内地在香港银行存款的情况，结果还是不了了之。

及后内地很多省份来香港招商引资，很多企业来香港股票市场上市筹资，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贡献。随着内地与香港都在向服务业转型，香港业界也曾做过很多尝试，一度北上“试水”的物业管理就铩羽而归；唯地铁公司在深圳和北京承包某些线路管理，以及机场管理局承包珠海机场管理，做得有声有色。

李克强总理在不同场合对香港在内地改革开放的作用，曾经用过“重要贡献”、“特殊作用”、“独特功能”等等表述，这些都是事实；但这些究竟是过去式的说法，还是对未来的期许呢？这些因素，在40年开放改革的历程中，前期确实扮演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愈到后期，这个作用的贡献率就愈低，“前店后厂”的功能，随着珠三角制造业转型已经消失殆尽。即使还是制造业，内地的技术和管理制度已经成熟，而且毋须依靠香港的国际市场联系和航运服务。香港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的地位对于改革开放已经不起作用；剩下的金融中心地位，也在转型中。

政府无的放矢 商界无成

回归后的香港，特区政府无所事事、缺乏目标，商人也缺乏新招。香港在内地开放改革的大潮中，声名狼藉。特区政府“hea住做”最突出的例子是港珠澳大桥，工程事故频仍，反映管理失当；香港一方只设600多个停车位，简直是对这个伟大的工程和大桥对人员自由流动功能的侮辱。即使是从服务的角度看，为吸引更多珠三角旅客从水路使用香港机场，开办了很多渡轮航班直接往来机场和珠三角，大桥通车在即，却没有人想到可以从陆路吸引旅客，后知后觉仓卒设计经大桥直达机场的通道，要2022年才能通车。

特区政府施政缺乏目标，是被政党与舆论牵住鼻子走出来的路，回归后官员的心态秉承殖民地的“不干预”政策，直到中央给予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待遇，政府的服务角色才显现，即搜集香港业界意见后向中央提出并争取更多优惠。协议本身能够促进内地扩大开放的同时，也能为香港各业享受开放改革成果的红利，无可厚非；但使得香港更加“内向”，一切从香港业界的角度考虑问题、香港能在内地享受什么待遇，而不是香港能为国家做什么贡献。特区政府无的放矢，商人业界则是无成。

香港由于内在和外在因素驱使，经济结构愈趋单一，差不多只剩下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先不说金融业，房地产业进军内地过去同样是拥有资本和管理优势，也享受了“港商优惠”的政策；但内地对资金和管理已经不缺，为什么还要延续“港商优惠”？近年香港房地产业在内地几乎已经没有新项目，原有的也在卖盘撤离。香港在开放改革还能扮演什么角色呢？

（作者按：篇幅所限，本文过多从历史和负面角度分析；续篇将从积极角度分析）

作者是资深传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