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眼818《选票与民主无关，那是无耻的政治！！》

胡逸山：马来西亚政治运作真相可畏
2018年1月4日 星期四 03:30 AM
文/胡逸山
来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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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读者近来向我反映，撰写有关马来西亚政论性质的文章时，有需要“这样‘露骨’吗？”当然，他们肯定是出自于一番好意，不想我被“以言入罪”“中事情”。坦白说，在资讯发达的现代社会，在一地发表的文章，几乎马上会传遍四方，包括直达一些可能认为文章内容有点“敏感”的人那里，而要以“莫须有”的罪名来追剿作者，是易如反掌的事。

我当然必须“安抚”这些友好长辈，告诉他们无须过于为我担心。以我十几年的写作经验，写东西肯定有分寸，如何点到即止，让读者心领神会就好，这方面我还是有一套的。最重要的，当然是必须实事求是，把自己多年观察政治的心得坦白但巧妙地分享；把一些政治表象与“皮影戏”撇开，让读者理解当地政治的真实运作，而不被一些宣传鼓动的伎俩所蒙蔽。

我当然不是愤世嫉俗，而是自几乎懂事以来，就经历过许多“刀光剑影”的政治过招。多年来这些政治戏码不断重演，之后到美国念书时，也亲身理解到真正的民主政治运作方式；再后来自己进入马国政治体制内，几乎在最核心转了一大圈，所以看出一些常见的“模式”，也就不妨与读者分享了。


我当年应该才十岁左右吧，老家东马沙巴就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政治变动。身为联邦执政联盟国阵成员党之一、在沙巴执政了九年的人民党，在州选阴沟里翻船，意想不到地只赢得几个州议席。才成立几个月的团结党意外赢得刚好过半议席，理应上台执掌州政权。不料就在州选结果公布当晚，有人径自进入州长官邸，威逼州长签署委任其为首席部长（沙巴的真正行政长官），造成宪政危机。

当时任马国首相的马哈迪医生身在国外，署理首相职权的副首相幸好还算是位有民主素养的政治家，在争执不下几天后，当时（就联邦层次来说）是反对党的团结党，才顺利合法地接管州政权。但过后的几星期，有人竟然动员外来人士搞示威游行，喊打喊杀地经过我就读的小学前的大马路，好像还有炸弹被引爆。校方赶紧把我们集中反锁在礼堂里，后来还停了好几天课，真是心惊胆跳。

即便那时我年纪还小，却已留下了深刻印象，起码知道假如一个自认为应该永远执政者，有朝一日通过民主选举被推翻的话，过程未必是和平的，极有可能颇为动荡，严重的话还会是血腥的。西马人闻之丧胆的513事件发生时，我还没出世，但沙巴30多年前那场政治风波，已经足够让我体会到政治的斗争极为残酷，许多时候还会殃及池鱼。

这些是重话了，有没有略为“轻微”一点的政治变动例子呢？当然有。沙巴当地的一些媒体界朋友告诉我，在我离沙旅美的那段时间里，沙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政治变化，加入又退出国阵的团结党，其州政权最终还是被国阵采用各种明的暗的招术所取代了。

其中他们最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政客的轶事。话说在那政治上瞬息即变的“光辉岁月”里，某位政客在早上召开记者会，严辞谴责某个敌对的政党为民族的败类。记者如是抄录下“精彩”发言后，回到报馆即行撰稿，准备次日刊登。

不料同一天该政客再次召集记者，谓有重大消息宣布。大家纳闷地再次赴会，心想还有什么会比早上的严辞更为精彩。原来宣布的是他正式加入那个早上才被他指为败类的敌对政党，以继续其政治斗争、“更好地服务人民”云云！

类似令人目瞪口呆的政治“跳槽”，在马国政坛上层出不穷，套句本地话来说，“习惯了就好”。

如上述的团结党，在反对派的政治田野里浪荡了近十年，最后还是重新加入在联邦执政多年不变的国阵，理由应该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选民”。而当时仍然是马国首相兼国阵主席的马哈迪医生，虽然之前曾批评团结党为“芒刺在肉”，但后来也就不了了之，重新接受团结党的加入。

至于马国朝野各政党的内部斗争，以及同一政党联盟里的友党之间，此起彼落的明争暗斗，更不在话下了。就拿选举时找候选人来说吧。如该选区已肯定由某个政党上阵，在该党里争取代表上阵的某准候选人（尤其是在该区“耕耘”多年者），如果最终不被委托上阵的话，轻者可能会“扯”被钦点的候选人的“后腿”，如拒绝动员在该区的选举拉票机制等。

重者呢，不获上阵者甚至会宣布退党，成为独立人士候选人或加入另一政党上阵来搅局，即便是胜算不高，甚至会导致主要敌对政党坐收渔人之利也在所不惜，非得要钦定候选人败下阵来才甘愿。

至于友党之间，假如相互争夺某个选区的上阵权，最终未获上阵的，同样也可能不发动自身的选举机器来为友党助选，有者还会暗地里支持某位独立人士，或甚至主要敌对政党的候选人，因为唯有上阵的友党未能卫冕，该选区在下一届选举里才有可能被争夺回来。

总之，到了最关键时刻，所谓同党或友党的同志，没有为所谓的共同的政治奋斗而两肋插刀，而是出其不意地在同志背上插上一刀是可能的，遇到这样的“同志”，可真是欲哭无泪了。

作者是马来西亚亚洲策略与领导

研究院国际事务高级顾问

美智库报告：中国拟填补领导空白 是今年全球最大风险
2018年1月4日 星期四 03:30 AM
来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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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智库欧亚集团的报告说，中国目前的政治模式被视为越来越强大，而美国的政治模式却在削弱。所以，全球秩序将重组。

（华盛顿综合电）美国智库欧亚集团周二发布2018年全球10大风险预测报告。报告称，中国试图填补美国留下的全球领导力空白是2018年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

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主席布雷默（Ian Bremmer）在报告发布的电话会议上说，2018年，全球领导力空白越来越明显，中国希望填补这个空白，但这可能给全球带来最大的风险。


他说：“他们不会想着重建美国的秩序。他们要建的是非常不同，非常有竞争性，甚至是对抗性的（体系）。”

欧亚集团的报告说：“中国目前的政治模式被视为越来越强大，而美国的政治模式却在削弱。加上中国目前的领导人是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却是现代史上最弱的美国领导人之一，所以，全球秩序将重组。”

这是欧亚集团连续10年在年初的时候公布全球风险报告。去年，欧亚集团把全球陷入“地缘政治衰退期”当成全球最大风险。“地缘政治衰退期”是指全球领导力缺乏。

美国与朝鲜因为误判或是失误引发国际冲突被欧亚集团列为第二大风险。

布雷默认为朝鲜问题的演变有两种可能。他认为，朝鲜掌握打击美国本土的核弹能力可能会促使朝鲜更加愿意进行谈判。他说，“朝鲜已经进行了洲际导弹试射，当然，他们还想进行重返大气层能力的试射，但是，一旦他们有效做成了这一切，与美国对抗起来，他们就会觉得安全多了。所以，他们现在可以向韩国、向中国提出来，表示愿意谈判。你的地位更强大的时候，你是愿意谈判的。看看以色列就知道了。”

他还说，韩国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可能也会令特朗普做出改变。布雷默说，朝鲜向韩国递出橄榄枝，表示愿意参加2018年的冬奥会，韩国也愿意接受，这可能会实现朝核问题上的突破。韩国同意“双暂停”，即朝鲜停止核与导弹试射，而美韩停止军演。特朗普可能也会接受。

他说：“特朗普很可能愤怒，但是也有可能出现180度的大转弯，他会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压力，他迫使他们开放。他可能会像他曾经所说的那样，与金正恩一起啃汉堡，与朝鲜达成某种协议。“

不过，布雷默也没有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美朝爆发战争。

欧亚集团认为，另外一些事件导致的误判也可能会引发国际冲突，这些事件包括，各国在网络空间的争夺、叙利亚战场的事故、美国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驱散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恐怖分子等行动。这些都被欧亚集团看成2018年世界面临的第二大风险。

欧亚集团报告列出的其他全球风险还包括：全球科技冷战、墨西哥经济崩溃、美国与伊朗的关系、经济保护主义升级、英国退出欧盟后可能面临政治动荡等。

樊鹏：青年震荡，西方左翼政治的炮灰

2018-01-04 01:07:00环球时报 樊鹏 分享 10参与
　　2017年末，“青年震荡”(Youth Quake)被选为牛津词典2017年的年度词语，预言千禧一代将走向政治前台，震荡世界。在经济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和财富分化急剧扩大的背景下，青年群体的相对被剥脱是一个世界级的现象，他们行动和选择的潜在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但疑问是青年正以何种方式“震荡”世界？
　　我们看到了同时发生在年轻人身上的两种极端的现象。一种是消极保守的，一种是积极激进的。从日本的“草食男”到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无欲望社会”的来临，从台湾的“小确幸”到香港的“废青”，我们看到的是一股心智丧失、颓废悲观的景象，这里似乎看不到什么“震荡”，但青年亚文化和政治冷感正以其消极无痕的方式，在事实上拉低社会发展的预期，间接造成相应的政治后果。
　　但与这种政治冷感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另一种极端景象：青年参与到全球范围内的激进政治革命和社会运动中。从东欧“颜色革命”到“阿拉伯之春”，从中国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到香港的“占中”运动，再到近期伊朗爆发的反政府示威，青年群体貌似高举变革和进步的大旗，但最终留下巨大的社会撕裂以及毁灭后不需负责的失序状态。

　　实际上，如果我们深入了解这些青年运动背后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可以看到青年群体成为过去20年全球范围内左翼(这个“左翼”与中国语境下的“左派”不同)政治运动的工具和最大“炮灰”。与其说青年的角色是自主能动的，倒不如说是消极被动的，是被左翼理念和政治技术塑造的。
　　左翼政治运动的根子在美国，美国的左翼政治联盟是对外输出左翼青年“震荡”的渊薮。20世纪初，美国左翼进步主义运动兴起，改良主义开启了美国社会进步的步伐。上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改良进步主义被替换为政治左派，权利运动甚嚣尘上。有人评价，当时马丁·路德·金之所以被人害怕，是因为他拥抱了极端政治信念“民主”。此后数十年，权利运动越演越烈，随着在政治左派运动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成为主导美国社会的精英团体，左翼思想成为绝对的“政治正确”，而包括犹太人、全球化资本精英和美国移民精英在内的左翼阵营也成为权力场中的“建制派”。“权利”和“进步”随之成为左翼联盟的意见工具和维护自身利益与政治安全的意识形态。美国的索罗斯基金会从2003年至今持续资助美国和全世界的左翼组织和运动，有数百个左翼政治、法律和社会团体获得资助，目的在于协助全世界的所谓“进步力量”重获权力。
　　在资本和政治的左右下，美国左翼政治的理念形成了强大的意见产出机制，各类左翼团体及其所运行的庞大社会项目成为影响、拉拢美国青年一代的政治机器。在欧美国家发生的所有青年左翼运动，包括大范围反对特朗普当选以及欧洲的极右翼势力，本质上是一个人工化的产物，是资本精英、建制派权力和社会组织协同的产物。他们通过新闻生产、选举动员、社区项目和社会运动，将青年带入左翼政治场域。作为美国进步中心(CAP)下属的最激进的行动基金组织(CAP Action Fund)自2005年以来运营校园进步(Campus Progress)运动，近年更名为“代际进步”(Generation Progress)，将千禧一代(millennials)囊括进来，经营青年的意图显而易见。Push Back项目则设立独立网站，专门针对青年一代提供选举新闻、社会政策议题以及深度的政策分析。
　　通过左翼理念同青年群体对接，利用技术手段和大规模培训制造青年“草根领袖”，进而策动社区革命、社会运动。美国左翼团体社会正义研究所(AISI)经营数十年，这些项目包含了操作实施、产出意见和进行青年心理构建的技术传输。受左翼资本家资助的“美国社区改变中心”(CCC)近十年来在移民群体中培育了数以万计的青年“草根领袖”，协助建制派进行政治动员和选举。只是有所不同的是，美国的左翼运动是为了保护全球化建制精英的体制，调动青年监测和对抗右翼理念和行动，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则是利用同样的手段培养青年草根领袖和“美国式公民”，进而策动社区革命和社会运动，颠覆左翼无法容忍的政权。美国元老级的社区组织理论之父Alinsky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描绘了左翼政治的蓝图，他说“组织只是革命的委婉说法”。实际上，在全球左翼运动的影响下，从政治无感到政治激进只有一步之遥，只需要一次政治技术的干预。此次伊朗实践中，以往政治冷感十足的女性就大范围走上街头。
　　想来不胜唏嘘，青年似乎注定要震荡，但要何去何从？是充当政治炮灰还是独立寒秋，是享受摧毁性的快感还是委身躬耕等待对手慢慢老去，是点燃革命运动之火还是立足技术创新实现政治替代，与“震荡”本身相比，选择能力无论是对青年的未来还是国家的稳定，可能都更为关键。(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郑永年：精英堕落时代的秩序危机
2018年1月9日 星期二 03:30 AM
文/郑永年
来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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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专栏

最近，美国自称为民粹主义者的班农（Steve Bannon）在日本演讲时宣称，美国的命运不掌握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手里，不掌握在班农手上，也不是掌握在某个著名政治人物或伟人手里。美国的命运掌握在小人物手中，在被遗忘者手中，在沉默的人手中。因为他们突然明白了，随着科技、互联网、通信技术的进步，草根运动不会再让你沉默。

班农是特朗普选举时的关键人物，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班农也一度为官，但后来退出特朗普体制，开始到日本和欧洲各国从事民粹主义运动。班农的这番话是有所指的。第一，美国精英已经没有能力掌握国家发展的命运；第二，小人物被政治所忽视，但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发展，为小人物闹革命创造了机会；第三，小人物革命的发生是可能的，胜利也是可能的。实际上，特朗普当选总统的政治大背景，就是班农等人长年累月所从事的民粹主义社会运动。


不过，班农的这番话也不完全对。小人物的确可以闹革命，但问题在于，革命之后又怎样？平民闹革命并不新鲜，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但革命之后往往又是老样子。或者说，革命能够改变小人物的命运吗？以美国为例。特朗普的确想代表“小人物”（这里指特朗普想代表的美国白人）改变美国（“使美国重新伟大”），但这位总统真的能够改变美国现状吗？是变得更好，或者变得更坏，或者没有本质变化？这些问题都很难有明确的答案。

这里就有一个政治人物（精英）和“小人物”（普罗大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政治来说，诚如意大利社会学家莫斯卡（Gaetano Mosca）和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所论述过的，无论古今、无论怎样的社会、无论怎样的统治方式，社会都是分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或者精英和大众两部分。这是因为，第一、统治者永远都是少数；第二、社会尤其是政治领域的等级性不会变；第三，参与程度可以有不同，也就是统治方式会有变化，但统治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两位学者因此也以精英类型的变化来解释历史的变化。

精英堕落导致失序

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世界各国内部秩序所面临的问题，尽管有很多原因，但精英的堕落无疑是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2014年，美国社会曾经讨论白人统治集团的问题（即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一些人认为，美国过去的辉煌和该集团一度掌控了政治、经济和教育资源有关。不过，这个集团的成员如今不再风光，也对自身丧失了信心，失去了担当领导的责任、力量和兴趣。

美国现在没有了统治阶层，只有一个包括人称精英团体在内的管理阶层，差不多就是完全由知识界精英组成的贵族阶层。这个讨论发生在奥巴马任总统期间，其背后的政治动机不言自明。但这个讨论也是在检讨传统政治精英阶层衰落或堕落，所带来的秩序危机问题。

今天的西方，精英阶层堕落的迹象和标志随处可见。所谓的“天堂文件”（Paradise Papers）不断揭露世界各国精英阶层多年来逃税的故事，英国女王和各国最高权贵都在名单上。不管精英逃税的背后有什么原因，但作为统治阶层的精英都逃税了，这个统治阶层一定是衰败了。

政治统治阶层是西方民主社会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民主政治是精英共识政治。尽管精英之间也有不同的利益，但这些精英大都来自“职业政治家”（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语）家庭，接受同样的教育，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只要精英之间有共识，不同精英（或者党派）轮流执政，维持体制的运作。同时，精英群体除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还须追求政体社会或国家的利益，用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话来说，统治阶层之所以能够成为统治阶层，就是因为其所追求的利益超越了本阶级。

的确，从经验来看，西方国家的制度建设大都发生在大众民主之前的精英民主期间。尽管西方一直强调制度对政治人物的制约，但前提是政治人物会自觉地遵守制度规则。政治精英之间有遵守制度规则的共识，制度就可以有效运作；一旦精英之间失去共识，最好、最有效的制度也会遭到破坏。这类事情在世界各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经济精英阶层的衰落也是显然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论述的“道德情操”，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新教伦理”，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精神，造就了西方数代企业家群体。这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经济基础。资本的竞争不可避免，竞争也是进步的动力，但竞争具有包括道德在内的目的性。今天的资本阶层尽管更具竞争性，但已经变得极端自私、毫无责任感。

随着宗教衰落和世俗化进程的加速，唯有金钱能衡量自身的价值。也就是说，唯有更多的资本，才能够衡量资本的价值。在这方面，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资本阶层已经表露无遗。这场危机本身就是资本造成的，危机发生之后，美国政府动用了纳税人的钱拯救市场，但在华尔街得到这笔庞大的“救济款”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分红”奖励自己的失败和不负责任。

知识阶层的堕落，对秩序危机的加深也是不可忽视的。在西方，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知识界造就了强大的文化批评精神。这种文化批评精神（尽管有时显得过分）一直是西方进步的动力。今天，这种批评精神被大大减弱，甚至在消失。尽管在一些知识分子当中仍然残留着批评精神，但更多的知识精英主要是论证资本的合法性或权力的合法性。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直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

尽管一直被视为是为资本服务的经济学，也应当为包括2008年次贷危机在内的经济危机负责，但其主导地位不仅很难撼动，而且一直在强化。政治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西方学者以把西方式民主自由推行和扩张到非西方国家为己任，自觉地成为了西方民主的“传教士”，但忽视了对西方自身体制弊端的批评。

在与权力和资本结合的过程中，知识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今天的西方知识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无论在英国的脱欧公投期间，还是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民众已经不去理会知识界（包括媒体）所提供的分析，而求助于“假新闻”。尽管知识界提供的分析远比“假新闻”有效和真实，但在民众看来，知识界只是权力和资本的代言人，不再值得信任。

概括地说，在西方形成了一个权力、经济和知识三结合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这是一个“自我服务”的集团，其利益追求很难超于本阶级（阶层）。这构成了学理上所说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深刻矛盾，而这个矛盾也是西方内部秩序危机的结构性因素。

政治精英“消费社会”化

然而，精英阶层的堕落也是对环境变化的反映。换言之，精英堕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避免性。二战以后，西方（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曾经就消费社会对现代政治的影响有过一场持久的争论。为什么这场争论产生在二战之后？这是因为当时的西方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向“富裕社会”转型。

这种转型对精英阶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政治精英的行为开始“消费社会”化，即从传统的以“道德”为基础的行为，转型成为以“大众”为基础。现在人们不再争论了，只是表明西方已经完全接受政治以“大众”为基础。

这种转型至少产生了几个方面的深刻影响。第一，精英阶层本身的经济机会大增。例如在美国，所谓的“出类拔萃之辈”往往选择经商而非从政。第二，大众民主崛起后，政治从“生产”政治转向“分配”政治。“生产”政治所依靠的是企业家（资本）阶层，而“分配”政治所依靠的则是大众的“选票”。第三，传统上，国家（政治）只是资本（经济）的代理（马克思语）。但当“选票”成为政治基础时，资本对国家的影响力减少。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资本找到了“合理”与“合法”的途径，流向世界各地，逃离“选票”所带来的压力。第四，基于“选票”的政治为“大众”跻身政治精英层提高了机会。在大众民主时代，贫民成为政治家的例子比比皆是。这种变化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表明政治不再为少数人所垄断。尽管统治者仍然是少数，但统治者可以来自贫民。

不过，“没有免费的午餐”，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很多没有任何执政经验的平民一旦成为统治者，不仅执政经常出现问题，而且也经常变得更加贪婪，而且是永无止境的贪婪。前些年，英国出现议会议员贪图小便宜的大面积腐败。这在从前很难想象。以前是贵族统治，发财之后再去从政，但现在从政者必须首先考虑到养家糊口。

精英阶层堕落之后，西方的执政就转向了简单的法治。因为道德水平不再，法治成为最方便的工具。尽管法治是西方世界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政治传统，但简单的法治仅仅是维持西方的制度，而很难对现行制度作进一步的改善。实际上，法治已经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维持现状的最有效工具。

正因如此，尽管法治在继续，但西方内部秩序问题也在不断恶化。没有人会相信，简单的法治能够解决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包括日益加深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在内的社会问题。这些年来，西方各国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崛起，是有其深刻根源的。这些主义的崛起正冲击着西方内部秩序和国际秩序，给西方和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今天西方所面临的秩序危机，就其本质来说，就是统治阶级危机，或者说是精英危机。如果精英阶层继续堕落，无政府状态就不可避免，直至最后的秩序解体和重建。上述两位意大利社会学家用“精英类型”的转型来解释历史进程的理论，在今天的西方世界更有相关性。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过程，也是近代精英的造就过程，构成了西方的进步时代。到今天，构成精英的传统资源似乎已经用尽，或者说，传统精英的“品德”和现代社会变得不是那么相关了。

历史又是一个轮回。如何产生新一代的精英和重构精英的“品德”？这是很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王文：中国崛起还得打30年“持久战”

2018-01-09 01:05:00环球时报 王文 分享 52参与
　　2018年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新年贺词所说，“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才能把中国发展“蓝图变为现实”。在这个特殊的节点，客观真实地评估世界变局，总结过往，显得尤其重要。
　　过去十年，学术界最流行的对世界变局的看法是，新兴国家崛起，老牌发达国家衰落。但从各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看，实际情况却更复杂与微妙。
　　中国经济总量从2008年占全球份额7.3%上升到2017年约15%，增长了8%左右，的的确确在飞速崛起，重塑了全球经济格局。但2008年到2017年美国占全球经济份额一直稳定在22%-25%之间，尤其是近五年来，美国经济份额稳步上升，已恢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世界地位。

　　种种迹象表明，十年来所谓“全球经济金融结构的调整”，实际上是中国与老牌强国西欧、日本之间的结构调整，并非撼动美国地位。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的总结，务必要重视这一容易被人忽视的微妙特征。
　　美国经济地位未发生实质撼动，但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了美国的软实力。十年来，全世界不断批判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漏洞，反思美国民主自由体制的弊端。在批判与反思的进程中，中国社会的自信心逐渐恢复。尤其是近年来，中国连续主办了G20、“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盛会，促使越来越多国家关注与认可“中国方案”。
　　但是，国人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方案”逐渐受到认可，仅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中国与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综合实力差距仍很大，仍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赶上并超越。
　　第一，中国经济总量赶超美国仍须经历较长时间。2017年，预计美国GDP总量将在18万亿美元以上，中国将超过12万亿美元，且两国经济质量都有所提升，并日益呈现健康化、常态化的趋势。保守地假设，如果两国汇率未来大体稳定，经济增速按中国6%、美国2%计算，那么，至少到2035年中国经济总量才能与美国持平。
　　第二，传统强国对中国经济“份额侵蚀”的抵制与恐慌感在急剧上升。近年来，在澳大利亚、德国的媒体舆论中，常常能听到对中国的捧杀、棒杀声，时不时地出现对中国领衔的新一轮全球化的批判、反对声。在未来，如何在贸易、金融、产业等政策上协调与这些传统强国的关系，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而是高度考验中国对外政策的耐心、恒心与精细度。
　　第三，中国发展面临着“社会期待过大”的压力与风险。按照十九大要求，中国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完成西方发达国家从未实现过的国家发展目标，即快速崛起进程中不发生金融危机、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舆论的期待值普遍提升，对国家发展的诸多纰漏也会非常敏感，全球舆论也会以显微镜的方式洞察中国。如何调适与回应社会预期、真抓实干、脚踏实地，真正实现人类从未有过之伟业，需要漫长而细致的工作。
　　第四，中国本身的价值观与社会理念很难在短期内令全球心悦诚服。当代中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实际上仍处于不断整合的阶段，包含着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文明以及新中国建立后不断探索、发展形成的理念三者之间的融合贯通。要呈现并令世界接受一个明确、清晰且完整的“当代中国价值”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中国崛起进入了“新时代”，正在实现对世界格局与国际体系的重新塑造。但综上所述，国际体系的真正重塑微妙且艰难，正在进入漫长的“持久战”，这意味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进入了需要30年左右的“持久战”、“拉锯战”中。
　　要打国家崛起的持久战，首先必须拥有战略耐力，长期保持对竞争对手的谦虚学习心态，以及对后进国家的帮扶支持做法。戒骄戒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也与他人分享经验与成果，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型崛起大国持续发展的根本之道。
　　在这个进程中，中国必须成为真正的“全球角色”(a real global actor)。中国要善于与美国周旋，善于与传统强国博弈，更要深度了解次区域的强国，知道在次区域内的行为规则与尊重对象。对那些过去不在中国对外战略重心中的国家尤其要加强研究与交往。
　　“全球角色”需要有真正全球视野，而全球“公域”博弈恰恰是大国崛起的新增长点。在网络、太空、海洋、极地等过去国家博弈的相对真空地带，或许拥有从未想象到的潜力。
　　总之，过去5年，中国国内外环境局面好于预期，但在社会期待上升、传统强国焦虑、改革矛盾加剧等因素下，未来中国发展或许更艰难。对此，中国崛起进入了“精耕细作期”，从过去重视“量”的增长要转型升级到“量质并重”的高质量崛起进程中。只有拥有这种“持续战”的心态，永不松懈，中国崛起才有最终成功的可能。(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周文：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四点突破

2018-01-09 01:08:00环球时报 周文 分享 10参与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些人总是喜欢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概念来裁剪中国现实。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学的西化、洋化问题得到重大扭转。相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国如今的经济学理论最显著的特征和理论上的突破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最核心、最本质的，就是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西方经济学只讲市场与政府的替代关系，甚至将私有化视作市场经济的天然属性，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万能作用。按照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演绎，政府越小，市场越发达，经济发展就越好。但现实正好给西方经济学相反的印证，政府越小的国家往往经济越混乱。
　　在我国，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正是有了这一保障，才成功驾驭我国经济发展大局，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由此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功，突破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市场和政府的认知，同时也验证了200多年来西方理念的局限性。

　　第二，中国的新发展理念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一大突破。这个突破在于，西方经济学只有增长，忽视发展，而新发展理念强调的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第三，突出强调以人民为中心。西方主流经济学单纯片面强调和追求利润最大化。有的企业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不惜降低成本甚至质量，损害消费者利益。同时，片面强调微观上的利润最大化，容易形成生产与需求的矛盾，生产与需求脱节;在宏观上加剧产业的空心化，助推经济发展脱实向虚，对经济泡沫化和杠杆化推波助澜。结果是企业利润越来越高，而国家经济发展风险越来越大。
　　中国经济发展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强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统一。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服从社会价值。这样才能做到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协调和兼顾，真正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确保发展更为实在、更为长远，真正实现经济行稳致远。
　　第四，坚定不移地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理论。一国经济发展必须走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中国现代化道路源于中国的国情，植根于中国的大地。西方的现代化是单线突进，不是全面的现代化和协调的现代化，所以它总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伴生各种问题。另外，事实已经证明，很多发展中国家简单照搬西方模式，非但没有成功走向现代化，反而饱尝西方模式带来的苦果。
　　实践创新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中国经济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和辉煌，中国经济学也必将对世界经济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更将在世界经济学发展史中书写出恢宏的中国篇章。(作者是复旦大学教授)

李俊毅语中评：民进党初选文化堕落、恶劣       
http://www.CRNTT.com   2018-01-09 00:28:13



李俊毅竞选服务处上贴了多张文宣。（中评社 赵家麟摄）
  
　　李俊毅说，他在辩论会公开要求各参选人公布初选财务收支，党虽然没有这项规定，但应该开诚布公。“怎么有这么多钱呢？钱又是从何而来？我自己会主动公布，希望其他5位参选人也能公开。”

　 针对最近有民调显示民进党的执政满意度、政党支持度都明显下滑，南台湾是民进党的大票仓，但绿营的支持度却跌得凶？李俊毅认为，这是对民进党代表性人物的失望，主要原因与两岸政策无关，而是民众对生活照顾、待遇、地区发展的边缘化等感到失望、不满所致。

　　李俊毅形容说“百姓是父母，看民进党、国民党两个孩子，一个不孝、一个不成材，当然是很失望了。”时代力量现在也是看到了这一点，进而对民进党发动抗争，这本来是国民党该做的事，却被时代力量给抢走去做，搞得蔡政府鸡犬不宁。

　　他说，2018年是选举年，民进党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找回人民的信任，关键在政绩。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要得民心不容易，民进党在野的时候给人民愿景，执政就要给人民政绩，而不是拿资源到处绑桩。

　　李俊毅强调，政绩才是王道，如果一时之间还拿不出政绩，至少要把4年任期内要做哪些事提出清楚的蓝图。拿不出政绩，又不能把施政蓝图具体说清楚，那民进党就只能吃老本，只有天佑民进党了。但金山、银山终有吃垮、吃空的一天啊！

中评社台南1月9日电（记者　赵家麟）前民进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李俊毅参选台南市长党内初选，两场电视辩论会的表现风头最健，颇有异军突起之势。他在8日接受中评社访问时大叹，党的初选文化已被派系、金钱绑住，到了堕落、恶劣的地步。

　　李俊毅历任5届“立委”，曾是蔡英文投入大选时的特别助理，后来出任党的副秘书长，去年辞党职返乡投入台南市长初选。他在台南县市合并之前，已笃定获民进党提名参选台南县长，十拿九稳的县长宝座，不料因2010年县市合并而被取消提名，与地方首长失之交臂。

　　李俊毅投入台南市长党内初选，一开始就站在赖清德的对立面，对市政提犀利针砭、批判，他提出的“只要停车场、不要拖吊场”等政见，甚至被挡、不得于公车刊登广告。但李俊毅依然从 “执政的反省”来提出政见，和其他五位参选人一路“尊赖”是截然不同的选战策略。

　　去年12月18日在民视，今年1月6日在壹电视，两场电视辩论会，李俊毅左右开弓，炮声隆隆，而辩论会的电视民调却是一路领先，让许多人眼睛为之一亮。本来民调一直不看好的李俊毅，愈战愈勇。他告诉中评社“3个月前没有人认为我有希望，现在，很多人都期待下一场的电视辩论快快到来。”

　　李俊毅表示，他在辩论会上指参选对手“拉起黑金之手”是很切深、严肃的批判。“若为胜选，在这样搞下，只求胜选，东抓一个好、西抓一个也好，好像先顾这一餐能吃饱最重要，那么民进党岂不是要跟着陪葬。”

　　李俊毅告诉中评社，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到现在，已经被传统派系与金钱的思维所绑住，结构性的价值观错乱带出了堕落、恶劣的初选文化。

　　他举例，其中一位参选人8日的后援会成立活动，试问动员60辆游览车是谁出的钱？每部游览车要台币1万元，60部车就是60万元，动员2000人，以每人200元计（含便当、饮水及舞台灯光、音响平均）就要40万元。简单说，这场后援会活动短短两小时至少就要花掉上百万元，而该参选人已经举办了8场，光是后援会的造势就花掉千万元，这还不计其他林林总总的开销。

　　李俊毅强调，这只是其中一人，另位一位参选人，办活动的规模更大、动员更多，开销保守估计是前一人的1.5倍。“初选已经变成了花钱比赛！别人都问我为何不办大型造势，我说人都被绑光了，找谁来挺？要不是有电视辩论会，恐怕没有多人选民认识我。”

民主选票就是花钱比赛

只有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好

西媒文章：2018年西方将陷入民主混乱
2018-01-09 11:58:22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姜涛
核心提示：相信在2018年会出现更多的市民反抗运动，很多情况下，这些运动还会得到政府机制的支持。
参考消息网1月9日报道 西班牙《先锋报》网站1月1日发表题为《2018年：民主混乱和数字世界扩张标志着发展的一年》的文章称，相信在2018年会出现更多的市民反抗运动，很多情况下，这些运动还会得到政府机制的支持。
文章称，2018年无疑会比2017年更美好，极端贫困和饥荒几乎消失，艾滋病和疟疾等各种疾病将会得到有效遏制，但对民主的滥用和数字世界的扩张将是这一年的主要标志。
控制媒体即控制世界：不会宣传的领导人不是好领导人，因此领导人都致力于宣扬自己的思想，社交网络就是他们的强大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是这种新式领导人，他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看新闻、发推特。
文章称，社交网络的作用不再是促进沟通，而是推动集团意识，现在人们上脸书或者推特网站不是为了寻找不同观点，而是为了印证已有的看法，强化我们的身份和观点。一个由国家、政党和权力集团推动的操纵和宣传产业已经诞生，它的目标就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调整我们的思维方式。
网络资源在特朗普的胜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民主党人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也会使用相同的手段，他们很有可能赢得众议院的绝大多数，然后发起对特朗普的弹劾。
文章称，身份决定一切：传统政策的衰落让极端政党赢得了空间，左右大选进程，而对于这些极端政党尤其是保守民粹主义而言，身份便是一切。两极分化的政治辩论打破了共存空间，令政局不稳，政府变得更加脆弱。少数派执政的特雷莎·梅政府便是例子，甚至连默克尔的政党都正在丧失力量。
另一个极端是绝大多数主义，东南亚社会对此现象最为熟悉，国家的政治命运由民族或宗教绝大多数者决定。西方国家的民主也是由绝大多数人的态度所决定，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消除少数派在选举和议会中的力量。
文章称，失败的国家如阿富汗、南苏丹和索马里等将继续失败，而其余国家将面对紧张的国内局势。欧盟以外很少有领导人能够领悟，国家主权不是被共享，就是要失去。马克龙理解这一点，因此今年将更加努力地推动欧盟一体化。但马杜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委内瑞拉的孤立主义将使玻利瓦尔革命的缺陷进一步展现。特朗普和马杜罗的民族主义在欧洲也有追随者，它将导致两国国内政府与拒绝接受民族主义政策的社会大部分民众渐行渐远。因此，国内将出现市政府和私人机构领导的市民政治运动浪潮。相信在2018年会出现更多的市民反抗运动，很多情况下，这些运动还会得到政府机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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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裙带主义挖西方民主墙脚 美寻租现象严重
参考消息网8月11日报道 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7月19日发表美国人口分析网站创建人兼主编萨米·卡拉姆题为《资本主义没有赢得冷战的胜利——为什么裙带主义是真正的胜利者》的文章称，26年前，苏联解体时人们普遍认为，西方已经赢得冷战的胜利。这种以偏概全的说法仅仅部分属实。在那之后的时期，在经济活动中比重越来越大的是裙带主义。
什么是裙带主义呢？
文章称，哈佛大学的马尔科姆·索尔特提在其2014年发表的论文《美国式裙带资本主义——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什么？》中写道：“简言之，这种沆瀣一气既挖了政府中民主制度的墙脚，也破坏商界竞争，因而产生短期和长期的不利影响。”
索尔特进一步定义了裙带资本主义工具箱中的三个主要要素：给民选官员提供的竞选捐款、对国会和法规制定部门进行的大力游说，以及官商勾结的“旋转门”。虽然可以设想，许多行业都得益于攫取利益或者寻租行为，但一些行业历来都比其他行业更容易受到影响。正如英国《经济学人》周刊所指出，金融、能源、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行业都具有吸引和滋生裙带风气的可悲历史。
四大指标提供警示
文章称，有了定义之后，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裙带主义在当今世界上的普遍性。在这里，四个关键指标可以作为裙带主义横行的警示。
首先，如果一国按照公认的腐败指数得分很低，其经济被采掘业主导，那么就应该亮起“红灯”。在许多此类地方，政府和商界精英联手加强对权力和财富的掌控，把竞争对手排除在机会之外。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私企都有海外机构在能源或者矿产行业的投资协助，并讨好地方政府以获取探矿权。巨大的利益和巨额资金巩固了精英们的地位，但往往损害了普通公民的利益。
在货币流通中，许多发展中国家会把大量资产投入伦敦或纽约等西方城市的房地产中，或者瑞士银行以及离岸银行的账户中。这些资产的很大部分随后会流向世界大型金融中心的资产管理者和对冲基金等机构。这些金融中心不仅包括纽约、伦敦和香港，而且包括开曼群岛、巴拿马和塞浦路斯等离岸避税天堂。
其次，如果一国在政治多元化、司法独立、男女平等或人权等领域落后，人们就可以稳妥地推测裙带主义在该国有影响。
第三，如果一国经济过度依赖原材料出口或低附加值产品，而不是生产率或创新，那么裙带主义就可能在此大行其道。
第四，高收入造成的不平等现象可能意味着裙带主义在经济领域削弱了竞争。发达国家对这种问题并没有免疫力，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裙带主义和不平等现象同步发展。这种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在能源、金融、法律和房地产领域的从业人员捞取好处。

美国寻租现象严重
文章称，我们看到，所有四个指标在西方国家都日益普遍。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金融部门等寻租行业迅速成长，在GDP和公司利润当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文章称，近年来，由于“旋转门”和所谓的“精英阶层的亲戚关系”，司法独立也受到质疑。这种关系意味着就读于相同大学和就职于相同公司的人们倾向于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彼此对抗。
同时，美国的生产率和美国公司的利润也越来越依赖国外业务。
最后，正如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等人所说，财富的集中自1980年以来不断加剧。皮凯蒂指出，在1950年以后的30年里，最富裕的10%的人们掌握的财富比重保持在近30%。但从1980年至今，比重稳步增加到今天的近50%。公平而论，这种增加并非全归咎于裙带主义和竞争的削弱。科技和利用名牌效应打入海外市场的能力也起到了作用。但毫无疑问，可以谋取暴利的行业中身居高位的人们所捞到的好处是不成比例的。
文章称，综合各种证据来说，如果确有一种经济制度在苏联后获胜，那么它不是西方输出到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而是殃及世界其他地方、并在美欧扎根的裙带主义。
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美国与身份不明的俄罗斯利益之间的模糊关系强化了以下观点，即来自较小经济体的金钱和影响力实际上能够严重腐蚀富裕的西方国家的体制。
文章称，很久不曾在美国见到这种严重的公开裙带主义了。但其根源却是几十年来的腐蚀过程。在此期间，表面看来开放的美国经济一步步背弃长期以来的自由主义，日渐接近货真价实的裙带主义。

美媒：西方民主处于倒退状态
参考消息网2月13日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月9日刊发题为《曾宣布“历史终结”的人担忧民主的未来》的文章称，在冷战结束时，备受赞赏的美国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预言引发了全球兴趣。当时他预言了“历史的终结”。他认为，共产主义垮台后，支持自由市场的自由民主制已经最终胜出，并将成为世界“最后的人类政府形式”。如今在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似乎正处于危机之中。此时的福山同样思考着它的未来。
文章称，福山在一个电话采访中说：“25年前，我不知道民主制度会如何倒退，也没有理论来谈这个问题。现在我认为，民主制度显然可能倒退。”
福山的早期观点勾勒出了过去20年的国际思潮。全球化是自由主义向全球传播的工具。法治和各种制度将取代强权政治和部族分裂。欧盟等机构似乎正代表着这些理想。
但是，如果说大萧条造成的破坏，以及俄罗斯等专制国家持续增加的影响力还没有干扰这一历史，去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两件事肯定做到了。
现在在大西洋两岸，右翼民族主义的对抗性反应正处于高潮。本周，法国极右翼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尖锐地批评了自由主义的现状。勒庞大声说：“我们的领导人选择了全球化。他们以为这是个好东西。现实却表明，这是个可怕的东西。”
文章称，福山承认危机的存在。他说：“全球化的确在民主国家中制造了内部紧张，而民主国家却无法调和这些紧张。”加上有人对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不满，这就为“煽动性民粹主义”制造了空间，而煽动性民粹主义将特朗普推入了白宫。这让福山深感关切。
福山谈到这位新总统时说：“老实说，我在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遇到过比特朗普更不适合当总统的人了。特朗普太敏感，而且没有安全感，他会在意所有的批评或攻击，然后反击。”
文章称，同很多其他观察家一样，福山为特朗普治下发生的“制度的缓慢侵蚀”和民主原则的削弱感到忧虑。特朗普似乎会怀疑所有可能妨碍他的事物的合法性，无论那是司法制度，他的政治对手还是主流媒体。
但福山争辩说，问题不仅仅在于特朗普和他煽动的分裂。学者们认为，美国政治领域中“最麻烦”的事情在于共和党弄虚作假，并在美国的部分地区实际上达成了一党统治。
福山说：“如果选举系统失去公平的竞争环境，无法将一些党派撵出权力中心，那么问题就来了。共和党人已经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这四年中他们会加快步伐。”
他说：“如果民主国家开始自生自灭并破坏它们自己的合法性，那么麻烦就大了。”
国际机构的处境似乎也不太妙。福山认为，由于同时犯下一系列错误，欧盟“正在变成散沙”。欧元区的创建“是一场灾难”，而欧盟一直未能就移民问题制定出一个共同政策，这加深了民众的不满。此外，福山说：“从来没有人努力建立起一种共同的欧洲认同感。”
不过，虽然西方正经历一个影响深远的不确定时期，福山却呼吁人们保持耐心，不要惊慌失措。
他说：“我们都不知道这会如何完结。”如果今年重要选举的结果不利于世界各地的勒庞们，那么右翼民族主义浪潮或许会衰退。福山想知道，特朗普是否会在他自己的党派内部遭遇强烈反对，尤其是如果他巴结像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样的独裁者的话。
福山说：“奥地利大选很有趣。就好像欧洲人说：‘我们不想像粗俗的美国人那样，并选一个像唐纳德·特朗普那样的白痴当总统。’”福山指的是去年奥地利的一次总统选举，在这场选举中，一个极右翼候选人以微弱差距败北。
文章称，不必认为目前的混乱是对福山最初观点的反驳。“历史的终结”更多涉及的是思想而不是事件。因为这个原因，多年来福山最激烈的批评者不是右翼民族主义者，而是拒绝自由市场教条的左翼思想家。福山本人则一直认为，未来出现不确定性和危机是可能的。
20多年前他曾写道：“在历史终结之时，正是这种对几个世纪来的厌倦的期望将使一切重头再来。”
（2017-02-13 10: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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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媒：法国乱局为西方民主奏响哀乐
参考消息网2月9日报道 法国《回声报》网站2月3日刊发题为《世界期待法国重新树立榜样》的文章称，菲永妻儿“空饷门”事件、玛丽娜·勒庞的崛起、缺少深化改革：法国重新成为外国关注的焦点。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外国欣赏它，而是担心法国的民主跑偏。
法国动荡广受关注
几天前，美国《洛杉矶时报》有一篇关于社会党候选人伯努瓦·阿蒙的文章认为，后者就是法国版的伯尼·桑德斯——尽管文章也许会弄错。外国媒体从未对法国大选如此上心。如何解释这种关注呢？从某些方面讲这让我们不无开心——这种关注不是证明我们一直就在那儿、“一个大国”？但是，这更像是对我们的质询。
距离法国大选只有不到100天了，世界在以掺杂着好奇、不解和担忧的目光看着我们，菲永事件不过是强化了这种趋势而已。在法国，一切都还是那样不确定或者说是难以预测。
自从2015年1月和11月在巴黎和2016年7月在尼斯发生恐袭事件以来，法国一直在全球的关注之下。在安全的不确定性之外，如今还要加上政治的不确定性。在被卷入媒体漩涡的当下，“人权之国”要么可以成为抵抗民粹主义崛起的最后堡垒，要么是走上了民主模式崩塌的又一个、也许是决定性的阶段。即使在菲永事件爆发前，企业家和市场的主要担心就已经是勒庞到底会不会在法国上台。
勒庞恐将终结欧盟
在英国脱欧获得通过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法国人自己给出的一些安慰性解释已很难再服人。勒庞说：“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法国的精英们，为何难以在大选预测上比英美同行体现出更多的敏锐性和见解呢？
民主棺材的最后一枚钉子，“会否由法国大革命以来一直自认是最能带来全球理念的欧洲国家来钉上呢？”华盛顿之后，就是巴黎了。特朗普的胜利标志着昔日人们所谓的“西方世界”的终结，或至少说是已将“西方世界”放进括号里来理解。勒庞在法国的胜利，将标志着欧元和欧盟计划的终结。起码从德国的情况看是这样的。“并不要求法国人能做什么大事，但他们最后能否证明自己是严肃的呢？”他们没能进行经济改革是一回事，他们在政治上自行毁灭、给出民主最差的形象则是另一回事。在还不算太晚前快点醒悟吧，因为你们会把欧盟带入你们自己的堕落轨道中！
一位在德国地位较高的朋友对我说的大概就是此类言辞，他对我坦承对法国政治形势的动荡感到十分担忧。除了对“核心欧洲”的担忧，他还表达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发自内心的忧虑：“法国政治阶层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以致使其失去了与现实和责任感的联系？有些（变化）是合法的，也有一些只是在政治上能被接受。”
民主模式出现危机
北欧不允许雇用家庭成员担任议会职务，所以他们对法国的政治习惯很难理解。在英国，也有（雇用家族成员）同样的担忧，但更多地是来自经济界和金融界，而不是政治要员。欧洲的未来与他们无关。在政治丑闻曝光时，英国人想的是法国的风险是不是被低估了，法国的债务还能否像以前一样那么有信用？
在一些专制国家，法国政治上的混乱被理解为西方民主模式制度性机能障碍的又一个例证。“别再给我们上道义课了，你们看清楚了，你们的政治模式已运行不下去了，即便它曾经似乎运行得还可以！”
菲永事件既标志着总体上民主模式出现了危机，也解释了民主国家中法国式的特例。腐败并不仅仅是钱的事。当人们不再确定限制条件或限制条件不再由现行制度确定时，腐败就已经在人们的理念中滋生。
为了欧盟的利益或民主的原因，法国、尤其是其政治阶层，应当看看北欧的启示。《回声报》最近曾将丹麦、挪威和瑞典放入全球最适合年轻人工作的五个国家之列，也许适合对象一栏还应该加上那些担心紧缩政策、将“北欧启示”当做能够获得新生和拯救民主的唯一模式的人。如果精英们将自己置于规则之上，或者更严重地说不再认为应该有所有人都遵守的合理规则或良好操守，那他们又如何能传递出给人以希望的信息呢？
（2017-02-09 1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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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报：西方民主或已误入歧途
参考消息网1月18日报道 法国《回声报》1月17日发表法国蒙泰涅研究所特别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的文章称，特朗普当选后，有一股舆论倾向企图故意淡化“坏特朗普”可能带来的危险并高估出现“好特朗普”的可能性。文章认为应该拒绝接受这种企图。
文章称，电视连续剧《王冠》讲述伊丽莎白二世登基最初几年的事情，很好地介绍了英国民主的基础。在电视剧中，伊顿公学副校长在战前给年轻的殿下授课。老师援引当时的大记者沃尔特·白哲特（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政论家——本网注）的话，告诉未来的女王：“两个关键词组成英国政治体制的支柱：效率和尊严。首相需要保证效率，君王需要体现尊严。”
文章称，看着上周三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首场记者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白哲特的话。美国总统与法国总统一样，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权力的实体。换言之，他相当于英国首相与女王的集合体。他履行这一职责的方式，至少与他的纲领及其实现同样重要。
特朗普“本性难移”
特朗普当选以来，有一种既危险又虚幻的趋势。这种趋势主要存在于经济金融界，它倾向于淡化“坏特朗普”可能带来的危险并高估出现“好特朗普”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就是忘记地缘政治，而只考虑经济问题。“好特朗普是罗纳德·里根和拉里·萨默斯的混合体，其试图通过大幅降低企业税负来重振经济、创造就业，”美国一位金融界大人物最近对我说，“很显然，这对于美国和世界经济来说是个机遇。”
但是，未来总统的首场记者会并未让人消除疑虑，我的对话者也承认这一点。“特朗普时好时坏，当他自信、平静时，他表现得开放、稳重，如同他在胜选第二天演讲时表现出来的那样。相反，当他感到压力时，就会失去理智”。
俗话说“本性难移”。就特朗普而言，他的本性很特别。卡门·莱因哈特与肯尼思·罗戈夫合著了一部优秀的书籍《这次不同了》。该书讲述了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句话完全适用于美国新总统的性格。谁以前见过一位总统——何况他还没有就职——如此猛烈地批评自己的情报部门，并且拒绝回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的提问、并将CNN称为“垃圾”？
俄罗斯强势出击
除了事实本身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俄罗斯对美国以及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意欲何为？一名英国前特工的“揭秘”浮出水面，是对莫斯科不利还是在俄罗斯情报部门的暗中协助下呢？当然，这些都只是猜测。
常言道“最好的防卫就是进攻”。在“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当时身为总理的普京在国际事务上没有行动自由，对这些以民主名义兴起的革命表示强烈担忧。21世纪10年代初期，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反对现政权。俄罗斯是否也会遭遇“橙色革命”呢？
既然“民主”是一种危险的原则，那么让“民主政体”陷入动荡不是一种合适的方法吗？手段就是通过提供虚假情报和进行黑客攻击等干预活动来从内部削弱它们，同时不忘从财务或者政治上帮助那些民粹主义运动。
西方民主遭削弱
事实上，我们几乎认为俄罗斯不需要做什么，各民主政体自身就在变弱，其速度则令俄罗斯人惊讶。
恰逢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全球失衡时期。正是这种新的国际背景让特朗普的人格尤其成问题。特朗普不仅仅是一个可能“重振美国”的企业家，也是一个男人，对于他而言，事实与真相是一些过时的概念，他不了解也不愿为自己设定任何限制。
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存在少了，民主制度到处被削弱，莫斯科的野心愈发清晰。而特朗普正是民主体制误入歧途的讽刺性代表，他还在继续削弱这种民主体制。特朗普的首场记者会不是历史上的一个“轻佻”细节，而是一种显影剂、一个警告。拒绝理解这一点，将会遭受残酷的失望。还是用白哲特的话说，如果没有“尊严”，就无法保证“效率”。
（2017-01-18 09: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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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西方民主制度亮起红灯

美媒：西方民主制度亮起红灯
参考消息网12月5日报道 美媒称，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国家或面临严峻的衰退风险。
民主并非牢不可破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1月29日报道，亚沙·蒙克惯于做众人之中最悲观的那个人。这位哈佛大学政治学讲师过去几年里一直在质疑西方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假设：一个国家一旦成为自由民主国家就会一直保持那种状态。
他的研究证明情况远非如此：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国家或面临严峻的衰退风险。他认为，民粹主义的反弹日益强劲。但这只是一种新的政治，还是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蒙克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政治学家罗伯托·斯蒂芬·福阿进行了合作。之后，他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关于自由民主国家牢固程度的数据。
他们的文章认为，民主国家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牢不可破。蒙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警报信号已亮起红灯”。
政治家有一个名叫“民主巩固”的理论，在这个理论里，国家一旦形成民主制度、强健的民间社会和一定程度的财富，其民主就牢不可破。
几十年来，各种全球事件似乎都佐证了这一理念。美国“自由之家”是一个评估全世界民主与自由状况的监督机构，其数据显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被归类为“自由”的国家数量稳步上升。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从军人统治转向民主制度；冷战结束后，东欧大部分地区也转向民主。北美、西欧和澳洲存在已久的自由民主国家则似乎比以往更加稳固。
但自2005年以来，“自由之家”的指数每年都显示全球的自由程度在下降。这是统计上的异常？是相对较短时期内几个随机事件的结果？还是表明了一种有意义的模式？
“民主病症”全面爆发
蒙克和福阿设定了一个三要素公式来解答这个问题。蒙克认为它是一种预警系统，其原理类似于体检，借此可在民主政权全面爆发各种病症之前查出它的隐患。
第一个要素是公众支持：公民认为对他们的国家而言保持民主有多重要？第二个要素是公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受非民主政体，比如军人统治。第三个要素是“反体制的党派和运动”——以认为现行体制不合理为核心思想的政治党派和其他重要力量——是否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如果对民主的支持在下降而另外两个指标在上升，研究者就把这个国家标记为“巩固度减损”。他们发现，“巩固度减损”相当于流感全面发病之前的低烧。
例如，20世纪80年代，按照“自由之家”的标准，委内瑞拉在政治权利和民主方面得分最高。但那些民主做法并不是根深蒂固的。在那段看似稳定的时期，委内瑞拉已经在蒙克-福阿的检测中显示“巩固度减损”。
自那以来，委内瑞拉民主状况显著减退。1992年，委内瑞拉一个忠于乌戈·查韦斯的派系对民选政府发动了一场未遂政变。查韦斯在1998年借助民粹主义者的支持当选总统，随后立即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巩固其权力。他的政府打击异见人士，监禁政治上的反对者，以一系列计划不周的经济改革破坏了该国经济。
同样地，波兰在2004年加入欧盟时被赞誉为共产党垮台后的国家向稳固民主制过渡的有力典范。但蒙克和福阿发现在那段时期内存在明显的“巩固度减损”迹象：早在2005年，近16%的波兰人认为民主制是治理该国“不好”或“相当不好”的方式。到2012年，22%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军人统治。在2005年前后，一系列反体制的政党开始在波兰政界获得广泛认同，包括法律与公正党、波兰自卫党和波兰家庭联盟。
今天，这种低烧开始看起来很像流感了。法律与公正党在2015年赢得总统职位和议会多数党地位，它系统性地削弱了民主体制。
例如，政府试图削弱该国的宪法法庭，致使欧盟展开调查。调查结束后发布的报告提醒说，该国政府的行为“不仅危及法治，而且危及民主制度的运转”。
“民主衰退”现象蔓延
按照蒙克-福阿预警系统，现在美国和许多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民主“巩固度减损”迹象类似于委内瑞拉发生危机前的情况。
在包括澳大利亚、英国、荷兰、新西兰，瑞典和美国在内的诸多国家，认为生活在民主国家“非常重要”的人所占百分比已经下降，在比较年轻的人群中比例格外低。
同时，对可供选择的专制政体的支持率在上升。根据“欧洲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研究人员发现，认为军人统治会是一件“好”或“非常好”的事情的美国人比例在2014年上升到1/6，而在1995年是1/16。
这种趋势在年轻人中特别显著。例如，在以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据研究人员计算，43%的年长美国人认为，军队在政府无能或未履行职责的情况下接手是不合法的，但只有19%的千禧一代赞同这个观点。欧洲也有同样的代际差异，53%的老一辈认为军队接管是非法的，而只有36%的千禧一代也认为非法。
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是作为一个反体制的局外人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的。在欧洲，对反体制民粹主义党派的支持也日益增强，比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和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
当然，这只是一篇论文。和所有用数据说话的社会科学一样，研究人员的方法有其局限性。例如，它其实相当于只是复述了支撑其论点的数据，而且没有考虑到经济增长等其他对整体稳定性可能非常重要的因素。至少有一位知名政治学家强调，蒙克和福阿的数据并不像他们认为的那么令人担忧。
此外，相关性当然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虽然研究人员发现“巩固度减损”与民主不稳定性之间有关联，但这不等于证明了两者当中任何一方的根源。
蒙克承认自己的研究“只是从一个方面进行衡量”，但在稍稍停顿后表示“它应该引起我们的担心”。
他担心政治的细枝末节会很容易转移人们对这些根本性危险的注意。他说：“它不仅仅关系到特朗普会对环保局做些什么，而且关系到特朗普也许会试图削弱美国的自由民主制。”
蒙克补充说：“看，这种东西已经在其他地方出现了，如果说我们身为记者、学者和思想家有什么任务，那就是把这件事的利害关系向人们说清楚

社科院霸气发文，美国慌了
楼主：星星启明5 时间：2018-01-09 14:38:31 点击：480 回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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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网北京1月8日电（记者 杨月）
　　“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参照系已转到中国，主要历史任务是全面改革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真正确立。”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世界意义研究”系列成果发布，

　　认为“世界之乱，中国之治”已破解西式民主悖论

　　报告《怎样认识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认为，在19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参照系是德国，主要历史任务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

　　在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参照系是俄国，主要历史任务是社会主义革命与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与巩固；

　　而到了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振兴的重要载体和推动力量。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今世界出现了“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照。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快速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被国际上誉为“21世纪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张树华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打破了西方所谓“自由、民主、人权”口号的攻击与围堵，用实际行动证明政治发展要走自己的路，彰显了中国道路的思想价值，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中国奇迹”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背景下有着特殊的国际影响和历史意义。

　　特殊的国际影响和历史意义就在于，经济上的成就不是孤立的，“中国奇迹”的基石在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相互促进。中国稳定的政局和政治治理形式作为经济发展的保障机制，起到了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

　　报告也指出，长期以来西方垄断着民主解释权，今天我们必须跳出西式民主的政治逻辑，破除民主迷思，树立全面的政治发展观，走科学的、全面的政治发展道路，以我们党全面而高超的政治领导力提高中国的政治发展力。

　　政治发展力是容纳政治发展全方位因素的综合能力，包括政党的治国理政能力、政治制度能力、国家治理能力、政治思想力、战略谋划能力、政治动员能力、价值建构能力等。

　　在当代中国，发展民主必须在全面政治发展的框架下推进，同时也必须以有效的民主形式推动政治发展。在政治发展的框架中推进民主，意味着要发展优质民主，而不要劣质民主。

特朗普有神经病怎能做总统

张家栋：《烈焰与怒火》背后的美国政治密码

2018-01-12 00:25:00环球时报 张家栋 分享 10参与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曾警告朝鲜，“他们将面临世界上从未见过的烈焰与怒火”。新年伊始，朝鲜没面临“烈焰与怒火”，特朗普总统倒先迎来了《烈焰与怒火》。迈克尔·沃尔夫的这本新书，声称揭示了这位总统的“独家内幕故事”，想证明“特朗普现在竟是以这样的精神状况和处事方式来担纲总统重任”。
　　书一发布引来巨大关注，但也有着不少质疑和批评。该书作者沃尔夫以发表耸人听闻或无法被证实的材料出名。这本书也被认为是“小说”，更重解释和评论而不是准确性。但问题恰恰就在于这本书的“不准确”。
　　这本书中称，特朗普始终抱有“玩票”心态，根本没指望赢得大选。问题在于：就是这个“玩票”的，却被美国人民选为了总统。这才是最重要的。竞选过程已经昭示了美国政治的一些深层问题。特朗普不是通过比拼内外政策主张，而是通过一次次对竞争对手的冷嘲热讽上台的。在这一过程中，虽有联邦调查局“不太谨慎的介入”等因素，但实质上却体现了美国选民对所谓建制派精英民主政治的厌倦与逆反心理。特朗普“玩票”玩成了总统，就像一个京剧票友玩票玩成了明星，在美国人看来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沃尔夫通过“玩票”特朗普，也挣得了名气和钱，也很正常。但一个大国的政治，能被轻易地以这种“玩票”姿态来对待，这对美国自身和世界，都是一个风险。

　　美国社会对政治的态度日益轻浮，这不仅是对美国自身安全的不负责任，也是对民主政治的嘲讽。特朗普是美国人民选出来的总统，但美国的很多精英致力于并非常享受对他的嘲讽。仿佛不如此，就不能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和思维理性。但事实上，嘲讽特朗普就等于嘲讽特朗普的支持者，就等于宣布美国是由理性和非理性两个群体组成的。这不仅是对美国社会的不尊重，事实上也动摇了民主政治的基础：选民具有类似的政治理性和性质，所以才应该有相同的政治权利。
　　美国政治结构正面临严峻挑战。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中，立法机构是地方的，也自然是分裂的、多元的。而总统，由于其权力来源和行政权力的集权特征，成为美国政治中统一、联合的力量来源。一定意义上，今天美国总统的职权，是以美国建国之初汉密尔顿联邦主义精神为基础的。但总统的权力是不确定的，经常体现为其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去“说服”其他人和政治势力的能力。前总统尼克松就曾试图根据另外一种“疯人战略”模式执政。尼克松试图告诉他的对手，自己是不可预测的，是被恐惧的和应该被尊重的。但这一模式，最终证明不可持续。
　　不管原因如何，特朗普总统至今没体现出“说服”其他人的意愿和能力，也没体现出通过“发疯”而让政治对手屈服的能力。在国内，虽然共和党在两院中都占多数，但特朗普至今只通过了一部减税法律。甚至是行政体系内部，美国也没真正进入“特朗普时代”。在800多个局级以上官员中，特朗普任命的不到百人。根据皮尤公司民调，在特朗普执政第一年里，美国两党的党派差异进一步扩大，美国政治变得更分裂了。在国际上，尽管特朗普称自己办公室的“核按钮更大”，但并没能让朝鲜屈服。
　　这一状况已经影响到美国的民主形象。尽管有人说，美国民主的成熟就体现在，即使没有总统，美国政府可以照常运行。但总统是美国民主政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最主要象征。一个没有总统参与和领导的政治模式，还可以被称为美式民主政治吗？
　　过去2年来美国的政治生活，已经昭示了美国社会的一个趋势：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不惜一切追求胜利和利益，成为一个新的价值指针。美国人本来乐于谈论责任和道德。无论是真是假，美国都有一些人乐于在国家利益之上包上一层道德外衣。这一群体，对于维持美国政治的运行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在，看起来，美国政治和社会运行所依赖的这个群体，正表现出萎缩的趋势。
　　在这个意义上，《烈焰与怒火》这本书对特朗普也可能会有利。美国社会已经分裂，特朗普不可能讨好所有人，甚至已不能取悦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巩固自己的支持群体，就比与反对者妥协更加重要。特朗普的支持者们长期认为，美国总统被一群政客和说客包围着，早就不能本着美国国家利益正常行使自己的职权。特朗普是一名“叛逆型”总统，一直遭受美国建制派政治精英的打压和诋毁。这本《烈焰与怒火》，会被当成建制派诋毁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又一例证。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可能会更加积极、主动地站在特朗普身边，继续给他支持。(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所谓的民主选票根本性质为选票而选票忽悠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