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眼818《只有社会主义 才能让西方平静！！！》

当代西方的处境及其未来

北美欧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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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发表于2017-12-05
今天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着的治理危机，也就是秩序危机。无论东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地方秩序岌岌可危。甚至一度被视为“历史的终结”的西方民主政治，似乎也进入一个非常态。

收入的巨大差异、社会的高度不平等、恐怖主义的日益盛行，这些因素在深刻影响着欧美的现存秩序。在美国，各种因素促成了特朗普那样对现存制度极具冲击力的政治人物的崛起，企图重建社会；在欧洲，英法德政治人物仍然苦苦守着旧的制度，但经常是力不从心。

不难理解，如果现在的这些情况继续，得不到有效改善，当人们不可容忍的时候，即使民主政治也有可能回归集权，演变成专制。历史地看，没有一个政体会是永恒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发展中国家，很多国家更是出现集权和专制的大趋势。诸如普京、莫迪和埃尔多安那样的领袖，都是在以建设新秩序为名，寻求自己政治权力的最大化。

这些领袖似乎都在想办法解决秩序问题。但问题在于，他们真的想建立新秩序吗？事实上可能恰恰相反，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在深化秩序危机。原因很简单，尽管意图可能是良好的，但他们并不能对今天的秩序危机有正确的诊断。

如果从大历史看，这个时代的秩序危机背后是人的危机，即人在这个新时代和新处境的自我认同问题。解决不好人的危机，无论怎样的秩序建设都难以应付这个时代的危机。秩序不是抽象的，所谓的社会秩序是以人为中心的秩序。

很显然，今天所有这些领袖的核心并非“人”，而是“非人”，例如资本、经济发展、市场、权力、治理（对人的管理）等等。这些都是人的“处境”，而非人本身。当这些成为人们关切的重点的时候，就导致了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人的条件”（human condition）的恶化。或者说，一旦人们把秩序建设的核心从人转移开，转到这些“非人”因素，那么秩序危机就不可避免。

不过，人类的进步也是源自于人的危机。这一点从西方文明的发展可以看出。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因为人的危机。或者说，社会进步就是人的进步。今天，人们怀念古希腊城邦制度，因为一些城邦的制度安排关切的是人。

雅典实行的是典型的共和制度，是为了解决人的利益和荣耀问题。今天西方所说的“政治人”就来源于古希腊。“政治人”的假设的基点是人对政治的参与。“政治”就是人的“处境”，人人必须参与能够影响自己的“处境”的营造和形成。

古希腊也出现了专制的政体。亚里斯多德对古希腊不同政体的探讨，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人的制度安排。和今天的人们不一样，亚里斯多德并没有把“民主”视为最理想的政体，他认为一种混合的政体才是最理想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混合政体最能体现人的价值。

欧洲的中世纪进入了神权时代，被欧洲人称为“黑暗时代”。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个时代放弃了人的权利，一切都要听从上帝和神的安排。不过，历史地看，即使如此一个宗教时代，也并不是那么黑暗，也为西方留下了丰富的有关人的价值的文化遗产。宗教和上帝至高无上，但其中仍然有“人”的因素。

在中世纪，亚里斯多德的“自然法”学说得到发扬光大。自然法强调的是人的“自然权利”，宗教在西方人权进步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上帝”是抽象的，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是平等的。不管怎样，经过宗教改革之后，西方演变出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文化，这一文化在近代之后逐渐演变成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文化。

中世纪也发生了教权和世俗政治权力之争，经过长期的斗争，宗教和政治被分开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自然法得以重新解释来适应新的时代的需要，自然法的中心从神转移到人；教权继续强调上帝，但政府则转向法律。文艺复兴是人的复兴。

在西方“人”的历史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运动能够像文艺复兴那样对人类社会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影响。原因很简单，文艺复兴真正确立了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人的价值并非其他任何东西可以加以衡量的，人是衡量人本身价值和其他东西价值的唯一尺度。

今天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包括人权）都已经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得到弘扬，演变成为类似信仰的东西。这已经不是对“神”（上帝）的信仰，而是对世俗事物的信仰。人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型，即对“神”的信仰转化成为对世俗的信仰。直到今天，这种信仰也足以解释西方社会为什么对人权具有如此重要的关切。

探讨实现人的价值的制度


如果说文艺复兴确立了人的价值，那么探讨一种能够实现人的价值的制度，则是启蒙运动的主要任务。启蒙运动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政治制度领域。就制度而言，启蒙运动之后西方政治开始进入近代。之前的变化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启蒙运动则把变革引入政治制度领域。古希腊实行过民主，但现在形式的民主是在启蒙运动之后开始的。

启蒙运动之后，宗教力量不断退却，而世俗权力得到强化。随着主权国家概念的出现，西方开始出现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最终导致了西方国家之间、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无穷的战争。不过，民族主义最初的意义也是为了保护和实现人的权利的。

民族主义的假设就是任何民族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最典型的是当时自由主义的表达，“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自由民族主义看来，一个民族的成员通过确立自己的国家最能保障和实现自己的权利。

从一个侧面看，民族主义是西方个人主义在国家层面的表达。尽管它以实现个人权利为目标，但最终走向了反面。首先，“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是个灾难，因为大多数国家都具有“多民族”性质，民族主义意味着国家的分裂。其次，民族主义通过与其他民族为敌而强化自己。

不难理解，民族主义在内部造成了内战，在外部造成了战争。这种现象直到现在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经常变本加厉。即使在西方内部，种族问题（民族主义的变种）也经常给少数族群造成“处境”危机。

对西方人来说，人权的“敌人”不仅仅来自早期的宗教和专制时代的政治权力，也来自资本。尽管在向君主专制争取权利过程中商人群体扮演了主要角色，但代表资本的商人群体很快成为人权的“敌人”。自16世纪以降到马克思时代，商人或者资本是西方“公民社会”的主体，但到马克思时代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资本主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不过，在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唯利是图，资本或者经济本来是人的“处境”，是为人服务的。但在原始资本主义那里，资本和利润本身成为目标，而人反过来成为工具。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异化”了。而人是很难承受这种“异化”状态的。因此，在欧洲大陆很快社会主义风起云涌，这场运动的目标就是向资本争取人权。

欧洲人自己找到解决危机的方法


从时间点来看，民族主义运动早于社会主义运动，但一旦社会主义运动崛起，民族主义运动具有了巨大的动能，对外极具进攻性。在欧洲，这两场运动的结合导致了一战和二战。德国哲学家尼采在世期间已经目睹欧洲国家之间不间断的战争，他对欧洲近代的转型的结果似乎早有预见。欧洲人拥有同一个上帝、同一个文明、同一个文化，为什么还互相杀戮呢？尼采因此勇敢地宣布“上帝已死”。“上帝”不再能够为人提供生存的意义，人们需要寻找生命的新的根源。

不过，上帝并没有帮助欧洲人解决人的危机，是欧洲人自己找到了解决危机的方法。二战之后，欧洲复兴。社会主义运动功不可没，因为这场运动直接促成了资本主义从原始形式转型到福利形式。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福利资本主义，并非资本本身发展逻辑的结果，而是社会改革的结果。

直到现在，尽管福利社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一制度的确帮助人们实现了多方面的人权，例如免于饥饿、不会因为贫困而不能就医、体面的生活等。战后大众民主的出现也是和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相关联的。大众民主在有效支撑了福利制度的同时实现了人们的政治权利。

那么，今天西方的人的危机根源在哪里呢？原因很简单，还是回到马克思，即“异化”。人的危机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全球化的结合和互相强化，导致了西方制度的重心，从人转移到了资本和财富，而民主这一近代以来人们用来制约资本的手段在资本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全球化、资本和移民，一切都处于流动之中，这是最符合资本的逻辑，因为对资本来说，只有在这些要素的流动过程中，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最大限度的发展和利益。不过，在资本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这个过程中，人的危机出现了，因为社区不见了，地方共同体不见了，财富掌握在很少一部分人手中，社会高度分化。社会的各个群体再一次找不到人的意义。各种冲突，包括阶级的、不同群体的、宗教的、种族的，甚至恐怖主义，无一不是人的认同冲突。

到现在为止，西方社会对各种冲突仍然持容忍的态度，包括对阶级分化、对不同宗教、对不同种族的容忍。但这种容忍能够持续多久？这没有明确的答案。民粹主义、隐性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明显在抬头。

特朗普的选举犹如美国白人的公投。欧洲内生型恐怖主义的崛起也在和欧洲主流社会的忍耐度竞争。一旦忍耐度失去会发生什么？会再次走向宗教冲突吗？像马克龙那样的欧洲年轻一代政治家，能否再次“革命”，把西方的重心从资本或者政治转移到人？

一句话，如果不能有效改善“人的条件”，那么不管怎样的治理制度都难以应付日益深刻的危机。尽管治理的对象不可避免地是人，但人不仅仅是一个管治对象，而且也是主体。如何突出人的主体性，那是当代社会秩序甚至国家秩序重建的最大难题。

参考智库 | 从日本泡沫经济历史看房地产泡沫危害
2017-12-21 17:08: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孙洵
核心提示：许祥云等人认为，房地产泡沫会诱导企业“脱实向虚”、提升银行系统风险、挤占研发投入、扭曲产业结构，进而引致未来生产效率的提升出现停滞，并最终损害长期经济增长。因此，即便不发生泡沫破裂，房地产泡沫的长期存在仍会削弱经济发展潜力。
参考消息网12月21日报道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许祥云，同学院硕士研究生李立恒、谢静在《日本学刊》2017年第6期发表《未破裂的房地产泡沫是否损害经济增长——基于日本泡沫经济的历史考察》。
许祥云等人认为，房地产泡沫会诱导企业“脱实向虚”、提升银行系统风险、挤占研发投入、扭曲产业结构，进而引致未来生产效率的提升出现停滞，并最终损害长期经济增长。因此，即便不发生泡沫破裂，房地产泡沫的长期存在仍会削弱经济发展潜力。政府不仅需要防止房地产泡沫过度膨胀或迅速崩溃，更需要逐步消化现存泡沫，为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目标清除隐患。
许祥云等人在文章中指出，日本经济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行，可以用泡沫经济崩溃造成的需求不足来解释，但近30年的持续低迷，则只能解释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出了问题。日本经济在泡沫时期积累了大量可能引致生产率下降的潜在风险，这些风险伴随泡沫破裂而集中爆发，导致日本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快速下挫，并最终引致日本经济长达数十年的低迷。从日本的泡沫经济历史可以发现，企业在房地产泡沫持续过程中的诸多行为变化，均有损于长期经济增长。
（一）企业投资的扭曲
房地产泡沫的出现，会显著改变企业的投资行为。一方面，房地产泡沫能够通过提升企业自有土地和房产的价值，使企业的融资能力和固定资产会计收益得到提高，促进企业扩大投资规模，从而很容易引发经济过热。另一方面，由于土地价格不断提升，土地和不动产的投资回报率也随之上升，会吸引企业将更高的资金份额投入其中。这种“越涨越要买”的行为特征被称为“正反馈效应”，是导致房地产泡沫短短数年内迅速膨胀的重要原因。
虽然在土地价格持续上涨的泡沫形成时期，土地投机行为能为企业暂时带来较高的资本收益，但一旦泡沫破裂，用于土地投机的资金将难以顺利收回和转入生产领域。统计数据显示，泡沫经济崩溃后，虽然地价在下跌，但企业的土地资本占其总资本的份额却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而且中小企业的土地资产占比远高于大型企业。这一现象表明，企业在泡沫时期用于购买土地的资金在土地泡沫破裂后大量“沉淀”在土地资产当中，无法转移到生产领域，造成了企业资本的严重错配和资金运用的低效率。流动性相对较低的房地产泡沫资产对资金的“锁定”效果，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未来成长，也为整体经济的长期增长埋下隐患。

参考智库 | 从日本泡沫经济历史看房地产泡沫危害（2）
2017-12-21 17:08: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孙洵
核心提示：许祥云等人认为，房地产泡沫会诱导企业“脱实向虚”、提升银行系统风险、挤占研发投入、扭曲产业结构，进而引致未来生产效率的提升出现停滞，并最终损害长期经济增长。因此，即便不发生泡沫破裂，房地产泡沫的长期存在仍会削弱经济发展潜力。
（二）银行信贷的扭曲
房地产泡沫的不断膨胀，会从多个方面影响银行的贷款行为。首先，土地、建筑、不动产业由于其账面价格的长期攀升，会被银行视为未来发展前景良好的优质放贷部门，导致银行对房地产行业的资金供给量大幅提高。其次，土地和房屋等固定资产是最为常用的银行贷款抵押品，当房地产泡沫膨胀时，虚高的估值会降低银行对新增贷款的风险评估能力，导致贷款杠杆率上升，使银行的贷款结构趋于恶化。最后，泡沫时期存在大量的投机需求，对银行资金的需求旺盛，容易诱发银行进行违规放贷操作，进一步增大银行风险。
而银行贷款向不动产业倾斜，会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首先，大量资本经由银行系统进入不动产行业，极大地推动了土地泡沫的迅速膨胀，是促成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其次，银行对制造业发放贷款数量的减少，虽然有金融自由化的推进导致“大企业远离银行”因素的影响，但从结果上看，银行系统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趋于减弱，从而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融资预算约束，阻碍了未来实体经济的发展。最后，房地产泡沫的不断膨胀，降低了银行对房地产贷款的风险管控水平，给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埋下隐患，增大了金融系统面临的风险。
（三）研发活动的困境
在经济存在资产泡沫的情况下，企业会增加对泡沫资产的投资份额，减少在主业上的投入。而回报周期长且具有较强不确定性的创新研发部门有更大的概率被“挤出”。
（四）产业结构的偏移
综观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历程可以发现，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即便是理性泡沫，在长期存在的情况下，也可能持续吸引社会资源进入，逐步提升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和地位。房地产业规模不断扩张的过程，伴随泡沫风险逐步积累的过程，到一定程度后，一旦经济遭受某种外部冲击，就很有可能引发非理性泡沫，导致经济结构出现深度扭曲，对长期经济增长造成严重阻碍。

参考智库 | 从日本泡沫经济历史看房地产泡沫危害（3）
2017-12-21 17:08: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孙洵
核心提示：许祥云等人认为，房地产泡沫会诱导企业“脱实向虚”、提升银行系统风险、挤占研发投入、扭曲产业结构，进而引致未来生产效率的提升出现停滞，并最终损害长期经济增长。因此，即便不发生泡沫破裂，房地产泡沫的长期存在仍会削弱经济发展潜力。
（五）生产效率的停滞
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不仅经济增长率明显下滑，而且出现了生产效率的增长停滞。许多学者认为，TFP增长停滞是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的根本原因，而TFP增长率长期放缓的原因并不是泡沫经济崩溃这一短期性冲击因素能够完全解释的。从长期来看，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制造业TFP增长率的下降，与泡沫经济时期经济主体的行为变化有直接关系。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繁荣对企业投资结构、银行贷款流向、研发支持力度和整个产业结构均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企业资金“脱实入虚”导致企业运营重心偏移，银行贷款向房地产业倾斜导致制造业通过银行渠道融资的能力受限，研发支持力度下降导致研发产出低迷，产业结构扭曲导致社会资源分配偏离正轨。这些因素显著削弱了日本的技术进步能力，最终导致泡沫经济崩溃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停滞和经济的长期低迷。
大量导致日本经济在泡沫破裂后陷入长期低迷的因素，是在泡沫经济上升时期埋下的。资产泡沫特别是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会破坏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日本的教训告诉世人，即使不出现泡沫破裂，房地产泡沫的长期存在依然会显著阻碍未来的长期经济增长。在高度全球化竞争的时代，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无法承受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因此，一个国家如想追求经济可持续的长期稳定增长，必须对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保持最大限度的警惕。
1.坚决抑制泡沫膨胀，维持调控政策稳定
房地产泡沫的过度膨胀，不仅会导致企业“脱实向虚”，也会降低企业研发投入力度，阻碍企业创新力和竞争力的提高。当前中国商品房价格高、涨幅大的城市，绝大部分集中于经济发达、转型要求高的地区，房价上涨过快的负面效果不容忽视。中国应在房价维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尽可能保持当前调控政策的长期有效性，避免由于政策松动带来新一轮房地产泡沫。
2.合理制定产业政策，引导企业投资方向

参考智库 | 从日本泡沫经济历史看房地产泡沫危害（4）
2017-12-21 17:08: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孙洵
核心提示：许祥云等人认为，房地产泡沫会诱导企业“脱实向虚”、提升银行系统风险、挤占研发投入、扭曲产业结构，进而引致未来生产效率的提升出现停滞，并最终损害长期经济增长。因此，即便不发生泡沫破裂，房地产泡沫的长期存在仍会削弱经济发展潜力。
在经济增速整体放缓、实体经济发展面临困难的大背景下，企业偏离主业，进入拥有相对稳定的高资本回报率的房地产行业，虽然对企业本身来说是“合理”的选择，但并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要让企业回归实体经济，一方面需要控制房地产行业的过高收益率，另一方面需要提高实体经济部门的预期收益。中国政府应在维持房地产市场价格稳定的同时，制定切实有效的产业政策，引导企业把注意力转向实体经济部门，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为长期经济增长打下良好的产业基础。
3.强化银行监管系统，控制贷款规模及流向
房地产泡沫的产生和膨胀，通常伴随相当宽松的货币和金融政策导致的流动性过剩。2016年中国广义货币M2增长率始终处于同比10%以上的高位增长，货币环境十分宽松，且狭义货币M1增速始终保持着两倍于M2增速的态势，9月M1增速超过M2增速13.2%，显示新增发货币并未大量流入实体经济。本应用于刺激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增资金大量进入房地产行业，很可能刺激房地产泡沫膨胀，从而损害经济增长。因此，必须强化对银行对房地产行业贷款规模的控制和管理，督促银行加强对实体企业的支持力度，必要时可实行贷款的行业限额等政策，从资金供给层面抑制房地产泡沫的过分膨胀。
4.加大研发支持力度，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技术进步是最重要的方式，而推动技术进步必须依靠大规模的研发创新投入。中国2016年研发投入与GDP之比为2.10%，虽然保持逐年上升的态势，但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企业是开展研发和创新的重要主体，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无疑是影响中国研发投入提升速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为鼓励企业加大对研发和创新的投入，政府可对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给予税收优惠，对重大研发项目给予财政支持，对重大科技创新给予相应奖励，同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进一步完善相应法律法规，为企业通过研发创新获得充分利益给予制度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

法媒称房产拉大中国人财富差距：大城市房价十年来翻一番
2017-12-18 11:25: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贾元熙
核心提示：报道称，尽管收入差距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在中国这个90%的家庭拥有自住房的国家，房产在加剧财富的不平等。
参考消息网12月18日报道 法媒称，庄宁军（音）是一个百万富翁。这和他担任上海一个私立学校老师的收入没啥联系，他平均每月挣9000元人民币。他之所以成为百万富翁，部分要感谢父母，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拜近两年房价疯涨所赐。然而，28岁的庄宁军还得继续节衣缩食：他乘坐公交出行，住在父母家。
据法国《世界报》12月16日报道，在上海，商品房价格动辄就是每平方米10万元，庄宁军家的小财富根本算不了什么。他解释说：“我们家的房子是国有房买断下来的，有80平方米，大概值400万元。两年前，我们另外买了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我们把它租出去了。这个小房要值300多万元。”尽管房价已经很高了，可是庄宁军不想把房卖掉。他说：“我父母买房是给我结婚用的。在中国，男人想结婚就得有房有车。”
报道称，由于集中了大部分贫困人口的西部省份尤其是农村地区获得了发展，中国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持续开放后，居民收入的差距曾不断拉大，但自2009年之后工资收入的不平等就没有再加剧过。
平均来讲，尽管中国的工资收入差距仍然不小，但2009年以后有轻微缩小趋势，体现家庭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降至0.47。根据这种计算方法，0代表绝对平均，1代表财富被绝对垄断。
报道称，尽管收入差距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在这个90%的家庭拥有自住房的国家，房产在加剧财富的不平等。在大城市，房价在10年里翻了一番，上海的房价在2016年一年里就飙升了26.5%。结果是，财富的不平等在不断加剧。
中国要到2020年“消除”贫困。但此外，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还有5亿中国人（总人口的40%）每天的可支配收入只有4.5欧元（约合35元人民币），提高这一庞大群体的生活水平会更艰难。
张泉（音）不是上海本地人。他为一家美国媒体工作，每月纯收入8000元，这只比当地平均工资略高。32岁的张泉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不得不让妻子离职。他在上海偏远郊区与另外两人合租了一套房，每月房租1500元，每月要给家里寄5500元。回忆上次去看电影的情景，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张泉解释说：“我得节省每一分钱。”

法媒称房产拉大中国人财富差距：大城市房价十年来翻一番（2）
2017-12-18 11:25: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贾元熙
核心提示：报道称，尽管收入差距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在中国这个90%的家庭拥有自住房的国家，房产在加剧财富的不平等。
张泉希望能离家近一点，在其家乡湖北省省会武汉市找一份工作，但那里的薪酬根本没法与上海相比。因此他留在了上海，希望能赚更多的钱，因为要应付生活中的种种未知。他说：“今年，我爸爸去世了；接着老二生下来了；后来我儿子动了手术。这花光了我们的所有积蓄。”
据官方估计，生活在极端贫困状态下的很多中国人在医疗方面有困难。好在张泉一家2002年在老家所在地区买了一套房，“多亏买得早，现在房价涨了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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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国庆黄金周期间游客在上海外滩观光。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下一页：港媒：北京加大土地发售抑制房价 潜在购房者机会来了

法媒称房产拉大中国人财富差距：大城市房价十年来翻一番（3）
2017-12-18 11:25: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贾元熙
核心提示：报道称，尽管收入差距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在中国这个90%的家庭拥有自住房的国家，房产在加剧财富的不平等。
【延伸阅读】港媒：北京加大土地发售抑制房价 潜在购房者机会来了
参考消息网12月8日报道 港媒称，随着过去12个月里政府的土地销售计划注满了中国首都新建住房的供应管道，在北京房地产繁荣中错失买入良机的潜在购房者或许会有第二次登上不动产阶梯的机会。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2月5日报道，最近的数据显示，2017年北京的住宅用地供应有望达到4年来的最高水平，比去年增加近3倍。根据中原地产提供的数据，1月到11月，北京市拿出来销售的住宅用地为945万平方米，而2016年全年供应量仅为250万平方米。根据北京市的土地供应计划，还有17.6万平方米的土地计划在12月入市。因此，2017年的土地供应总量将超过960万平方米。
报道称，这一土地供应数字包括附属设施如购物、办公和其他配套设施的用地。房地产专家称，若干可变因素使得人们难以估计这些土地发售可以提供多少套住宅。
不过，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一旦买到土地并获得政府的预售许可，就可以进行提前销售。理论上，今年发售的土地是可以在2018年实现新房预售的。
中原地产高级分析师张大伟说：“住宅用地供应的猛增肯定会缓解供求紧张状况，并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
报道称，土地供应激增是对中央政府号召房价迅速攀升的城市增加提供可开发地块的响应。今年4月，北京市政府调整了其土地供应五年计划，把2017年的住宅用地供应目标提高至1200公顷。
亚豪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市场总监郭毅称，土地供应增加将使开发商可以建造适合大众市场的小户型住宅。她说，随着新房供应的入市，住房均价很可能会持平或小幅下降。
不过，她预计豪宅项目不会出现降价。她说：“价格下调将集中在以大众市场为目标的新盘上，但是由于存在稀缺性，以高端或豪华住宅为主的现有项目明年不大可能出现降价。”
报道称，新房价格势必还将面临政府试图给市场降温的压力。今年政府拍卖的许多地块包含限价机制，即对开发商的销售价格设有最高限制。

法媒称房产拉大中国人财富差距：大城市房价十年来翻一番（4）
2017-12-18 11:25: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贾元熙
核心提示：报道称，尽管收入差距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在中国这个90%的家庭拥有自住房的国家，房产在加剧财富的不平等。
【延伸阅读】港媒：中国房价趋稳凸显调控成效 涨跌空间均有限
参考消息网11月20日报道 港媒称，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0月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住房价格打破连续3个月下滑的趋势。在70个大中城市中，5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这一迹象表明，在政府抑制楼市炒作的努力下，市场开始稳定下来。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1月18日报道，国家统计局18日说，在政府追踪的70个大中城市中，50个城市的新房价格（不包括国家补贴住房）环比有所上涨，14个城市的新房价格与9月相比有所下降，6个城市保持不变。而9月只有44个城市的新房价格环比上涨。
报道称，房价小幅上涨表明中国打击炒房的政策较为成功，在抑制房价暴涨的同时也并没有造成大幅下跌。在年初政府实施限购令后，房价涨幅有所放缓。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夏丹说，较多城市房价上涨，但“增长的确非常稳定”，“房价上涨和下跌的空间都十分有限”。
根据国家统计局18日的报告，北京10月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跌了0.2%，上海则上涨了0.3%。
报道称，本周早些时候的数据显示，限制炒房的措施起到了抑制楼市的作用，10月住宅销售的降幅几乎是3年内最大的。彭博社依据官方数据算出的结果是，与一年前相比，住宅销售价格下跌了3.4%，销售面积下降了8.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人员在16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近期面临的主要风险可能来自于大城市的房地产泡沫蔓延至小城市。中国各个城市需要适合自己的政策来有效应对房价问题。

法媒称房产拉大中国人财富差距：大城市房价十年来翻一番（5）
2017-12-18 11:25: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贾元熙
核心提示：报道称，尽管收入差距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在中国这个90%的家庭拥有自住房的国家，房产在加剧财富的不平等。
【延伸阅读】英媒：中国的房产存量下降 需求向小城市转移
参考消息网6月16日报道 英媒称，《金融时报投资参考》对中国三四线城市的一项调查发现，住房存量——即待售的房屋——大幅减少，此前住房存量给房地产市场和经济都造成了负担。尽管市场共识是近期销售量减少将最终转变为对房地产投资的减少，但接下来几个月在小城市补充的投资可能会抵消这一影响。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6月11日报道，住房存量减少的部分原因是投机者被从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市场中挤出去。
小城市成为发展动力的潜力巨大。2015年，三线及以下城市占全部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的56%，随着政府加大对一二线城市的限制，预计这一比例还有可能上升。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住房存量4月同比下降16.2%，是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月度降幅。但在可能没有被纳入官方统计数据的小城市，预计降幅可能更大。
在《金融时报》对中国各地11个三四线城市的调查中，住房存量4月平均同比减少22.4%。
存量减少正在鼓励开发商补充土地。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今年前4个月一直同比上涨，这是自2012年以来同期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连平：房产税将分批次分方案逐步落地
中国经济网北京6月5日讯（记者马常艳）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今天在交银2017年下半年宏观经济金融展望发布会上表示，预计未来房产税将分时间批次、分具体方案逐步落地、区别执行。
上半年，房地产调控力度不断加大，呈现“限购+限贷+限价+限售”的“四位一体”严控状态，调控范围也不断扩容，房地产泡沫有所抑制。
连平指出，目前房地产库存总量仍在高位，且房地产部门杠杆率水平提升较快，加之房地产行业抗风险能力整体较弱，房地产泡沫风险仍需警惕。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房地产价格出现较大波动可能会引发的信用风险。
连平预计，下半年房地产调控政策难有明显松动，对热点城市维持严厉，市场需求在政策高压下将趋于观望，成交同比回落态势延续；政策驱动下的三四线楼市还能维持阶段性稳增，对总体销售形成一定支撑。房企各主要融资渠道的限制或收紧，将使到位资金增速继续缩窄；其中按揭贷款规模和占比将双双下降，重点地区首套、二套房贷平均利率明显上调。在销售端的拖累和资金端的约束下，房地产投资增速将呈现“先扬后抑”局面，自二季度见顶回落步入下行阶段；但在土地购置和去库存政策的对冲下，开发投资增速下降将减缓，预计全年增速约5%左右。
连平认为，房地产长效机制的研究和执行工作将加快推进。目前各项房地产调整政策已几乎用到极致，市场预期逐渐由疑问被引导向认同并习惯这种节奏。但长远来看，紧缩调控不能不限期持续，长效机制建设刻不容缓。
在住房制度方面，连平认为，应积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

外媒称“隐形财富”扩大中国收入差距
参考消息网1月29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发表题为《中国的隐形财富加大收入差距》的文章，作者为迪迪·柯尔斯滕·塔特洛。文章称，随着世界各地的公司和机构的2011年年终报表出炉，人们看到了部分中国人一掷千金、挥霍无度的画面，与多数中国人努力攒钱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文章称，位于北京的独立研究机构——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说，自从政府在2008年底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而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以来，隐形或“灰色”经济大幅增长，现在的规模已经相当大。“已经达到每年9.3万亿元左右”。
文章指出，经济刺激方案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资组成，其实际规模无法确定，但相信远远超过官方所说的4万亿元，流入了本就资金充裕的渠道。去年激增的奢侈品消费就是一例。王小鲁说：“现在看看奢侈品消费，看看种种迹象，这仍然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我认为灰色经济的增速非常快。”
按照官方的说法，中国经济去年增长9.2%，达到47.16万亿元。王小鲁在2007年和2010年发表的两份报告认为，灰色经济活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长。
文章称，中国经济近30年来一直在快速增长，创造了大量合法的财富。王小鲁说，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去年城镇居民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8.4%。但他指出，“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赶不上奢侈品消费的增长速度”，说明用于奢侈品消费的钱来自其他隐性收入来源。
王小鲁估计，不仅有上万亿元财富没有出现在官方的统计数据中，而且其中有大约三分之二掌握在占人口10%的中国最富裕群体手中。
他得出的结论是，富人在隐瞒自己的财富。
王小鲁认为，隐藏财富和隐瞒收入绝不只是中国才有的现象。他说：“虽然发达国家也存在着上述情况，但在程度上有重大区别。”

民调：中国八成“新中产”感觉生活变好 开始追逐文化消费（2）
2017-12-22 11:42:44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贾元熙
核心提示：博报堂将家庭年收入在10～20万元的富裕中产阶层定义为“新中产阶层”。有八成新中产阶层表示与4～5年前相比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九成受访者表示对穿衣和饮食文化感兴趣。
【延伸阅读】德媒：中国中产阶层壮大 人均财富排名升至全球第27位
参考消息网9月30日报道 德媒称，安联集团最新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世界上有大量人口晋级至中等财富群，但财富分配离“公平分配”仍很遥远。中国去年人均金融资产净值从2000年的全球第40位上升至第27位，为1.2765万欧元（1欧元约合7.84元人民币——本网注）。
据德国之声电台网站9月29日报道，过去10年里，新兴国家的财富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四倍。不过，尽管北美和西欧在全球财富中所占比例比2006年减少9%，但从去年的数据来看，北美和西欧仍占全球总财富的2/3，其中北美就占45%。如果再算上日本和澳大利亚，全球财富的3/4都集中在这些富裕国家，而其人口总和只占世界人口的19%。
这些数据来自安联集团9月27日发表的全球财富报告。报告还指出，新千年伊始时，全球最富有的10%的人口坐拥91%的全球金融资产净值，如今只拥有79%。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壮大，而非洲却没有任何变化。
安联集团全球财富报告主要针对全球50个多个国家的个人家庭资产和负债情况进行调查。按照安联的评估，中国家庭去年的财富涨幅为17.9%，成为继阿根廷（54.1%）之后金融资产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不过，中国家庭负债也增长23%。安联首席经济学家麦可·海斯博士在报告中指出，“虽然中国家庭整体负债45.1%的比例相对较低，但增长速度应该引起重视。”
安联报告中所指的金融资产包括现金、银行存款、退休金、养老金、证券等。报告指出，中国家庭资产逐步从存款转向利润更大的理财产品和证券。
报道称，2016年，中国人均金融资产净值为1.2765万欧元，全球排名从2000年的第40位上升至第27位。日本和新加坡均跻身前20。排名第一的是美国，人均金融资产净值为17.72万欧元。之后为瑞士（17.57万欧元）、日本（9.68万欧元）、瑞典（9.50万欧元）。

究竟发生了什么？美国高呼“辱美”了——（6）
2017-12-21 19:25: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作者：喻新 唐立辛 责任编辑：谢来
核心提示：在美国媒体看来，无论是被“围攻”、“孤立”还是“羞辱”，这几乎已成为过去一年来美国在国际社会遭遇的日常。
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日报道，伊朗外交部也驳斥称，“不明智而片面的”战略表明美国正企图转嫁责任。
对于这份遭遇“四面楚歌”的国家安全战略，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网站将其形容为“美国外交决策史上最不可信的文件”。
但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特朗普上任一年来，一方面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屡屡对传统盟友发难；另一方面，接二连三的“退群”决定让世界惊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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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17年6月1日，特朗普在白宫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美国先是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又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之后还宣布不再参与联合国主导的《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制订，甚至威胁退出美伊核协定……
有西方媒体评论称，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正一步步走向自我孤立，“这凸显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将自己视为一个受害者的本土主义论调。”
也正是在这样的外交基调下，美国违背联合国共识的“特立独行”，终于结出“辱美”的果实。

潘维：社会主义是降低腐败的有效途径       
http://www.CRNTT.com   2017-12-22 09:50:11


　　中评社北京12月22日电／　前不久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听到很多与会代表都谈到反腐败的问题，他们认为腐败能被控制住，但也说明了其中的艰难。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想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分析。

　　腐败的定义非常清晰，基本没争议。这是社会科学里十分罕见的事。腐败的定义是“（公职人员）非法以公权谋私利”。那么减少腐败的方法也就很简单。第一是切断公权力与官员私人利益的关联。第二是把腐败现象合法化。有个别国家通过把腐败合法化就降低了腐败，比如在美国。定义清晰让反腐败措施简单、清晰，加上把腐败合法化比较容易，所以反腐败并不是很难。大国、小国、穷国、富国，都有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控制住腐败现象的先例。

　　五年以前，我给学生上课，说到中国制止腐败蔓延很有希望。但几乎没什么人相信我的判断。五年后的现在，中国制止腐败的成就举世公认。然而，切断公权与私利的关联，在方法上说起来清晰、简单，做到其实很难。

　　我接着概括反腐败不容易的一面。分成五个原因。

　　第一，党内高层需有意愿和意志。若政党高层领导自身腐败，反腐败的意愿就不强，反腐败的意志也不会坚定。所以，反腐败要从党内做起，从党内的高层做起。做到了，党内高层就会获得公信力，权力就巩固，就能推广反腐败措施。

　　第二，莫投鼠忌器。老鼠趴在瓷器上，拿石头去打老鼠可能会得不偿失地砸碎瓷器。不少政党害怕揭露腐败会失去竞选捐款，失去党内的重要领导人，甚至失去执政权。然而，丧失了公信力的党不可能长期执政。

　　第三，惩罚力度要够。切断公权与私利关联的法律法规和执法机构不够强大，让腐败的收益大于腐败的成本。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意味着从法律法规上，从执行机构上强大，让腐败的成本远远高于腐败的收益。比如把官员每次收礼不超过一百元改为每年收礼总价不超过一百元。

潘维：社会主义是降低腐败的有效途径       
http://www.CRNTT.com   2017-12-22 09:50:11


  

　　第四，让“零容忍”成为社会风气。容忍贪腐的社会风气是可以改变的，尽管很难。让内部监督转化成全社会的监督就会有持久的效果。中国共产党的做法是首先加强内部监督，然后加强党员自下而上的监督。

　　中国共产党有8900万党员，几乎每10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我们党在党员中加强共产主义教育，这是精神层面。同时在所有党员中加强“为人民服务”的教育，说明以公权谋私利是可耻的，是背叛了党的宗旨背叛了党。这个工作，在中国依然任重道远。

　　第五，追求社会平等。让自己和自己家人过上比别人更好的生活，是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动力。如果经济领域的财富差别不能反映在社会领域上，也就是说，财富差别不能反映在教育、医疗、养老、居住条件的差别上，官员贪腐的动力就会大为降低。这是北欧各国和新西兰、澳大利亚甚至新加坡等国名列腐败程度最低国家的主要原因。因此，社会主义是降低腐败的有效途径。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方面也依然任重道远。

　　腐败问题涉及所有政党的公信力，而推进对抗腐败的工作是构建“美好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世界各政党应当加强交流，携手努力。（环球网）

鲍盛刚：为何凯恩斯与哈耶克都错了？
2017年12月30日 星期六 03:30 AM
文/鲍盛刚
来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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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盛刚

凯恩斯与哈耶克是美国与西方社会的拯救者，但是每次拯救结果都使美国与西方社会陷入更大的危机。旧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新的问题又被制造出来，而且更加难以解决，以至于最后陷入无药可救的困境。

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标志古典自由主义的终结，凯恩斯看到了市场的不完美，认为解决方案在于政府的干预。但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的“滞胀”危机，又标志了凯恩斯主义的终结，让哈耶克成为了美国与西方社会的救世主。哈耶克与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是不完美的，只有回归市场与自由，才能够拯救西方文明。但是，目前美国与西方社会民粹主义的兴起，又标志新自由主义的失败。那么，接下来又能拿什么拯救资本主义呢？


卡尔·波兰尼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以市场为中心代替以传统社会为中心，是人类政治与经济模式的一次巨变，也是当代政治与经济起源的标志。但是，从一开始，市场社会就包含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即自由放任的动向以扩张市场，以及反向而生的保护主义与针对市场的抗衡力量；前者力图将经济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并主导社会，后者则力图让经济服务于社会，两种力量的对抗主导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结构的第一次转型，其特征就是以市场中心说代替社会中心说，其核心论点就是认为人类社会应该服从于自律性市场，对此就如同后来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所认为的那样，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经济创新提供刺激。

而西方世界的兴起应该归于制度革命，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正是这样一个有效率的组织造成了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反之，如果社会没有刺激个人去从事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活动，便会导致停滞状态。

但是，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制度出现了从以市场主导回归以社会主导的第二次转型，标志就是福利国家的出现。福利国家的萌芽出现于德国，德国建设福利国家的主导性制度安排是发展社会保险，这一模式史称“俾斯麦福利国家”。

到了20世纪30年代，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大萧条时期力推新政，建立了美国式的福利国家。1942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况胶着之际就发表了《贝弗里奇报告》，并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推出《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案》，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全民公费医疗制度。由此，大西洋两岸形成了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福利国家，史称“凯恩斯福利国家”。

二战后出现的20年大发展与大繁荣，迄今令美国与西方人恋恋不舍，认为那是民主与繁荣的天堂。但是，好景不长，从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看，上世纪7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或者说是一个断层，之前可以称之为增长型资本主义，之后可以称之为无增长型资本主义，其原因在于美国与西方社会陷入了民主的陷阱。哈耶克认为所谓民主的陷阱，是基于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既然政府是当选的多数人的代表所控制，所以再对政府权力进行其他任何监督便是没有必要的。

但是，殊不知不受限制的民主，与不受限制的专权相比，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正是这种不受限制的民主，而不是民主，才是西方社会今天的问题所在。所以，无论是米塞斯、哈耶克，还是后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都认为，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从19世纪下半期随着福利国家的产生，在西方就已经开始走向衰退。这是西方文明的悲剧，西方文明的复兴，显然有赖于自由主义市场竞争理念与体制的复活和重建。

7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标志西方政治，以及经济的第三次转型和向市场主导体制的再次回归。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希望通过制度革命，以拯救资本主义。其要义无非是降低成本，降低税收，减少监管以提升预期利润空间，吸引私人资本投资的回归，刺激个人去进行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动。

但是，结果无论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还是美国的里根主义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场复古和倒退的运动，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变种，主要的靶子就是针对大萧条与二战后繁荣时期所采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但是殊不知一旦工资、福利与税收涨上去了，就不可能再降下来，否则就会引发道德与政治的风险。所以，想再回到过去已经是不可能了。时至今日，随着民粹主义在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兴起，表明潮流已经在转变。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也应声而起。

2008年7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以《新自由主义终结了吗？》为题发表文章，他写道：“新自由主义不再讨人喜爱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发展中国家相互竞争，但胜负已定，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没能赢得增长大奖。”

他指出：“自由市场这套说辞一直在被有选择地运用——当符合某些特殊利益时就拥抱，不符合时就不提。”“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学说不过就是一套服务于某种特殊利益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过经济理论的支持。”

3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充满乐观主义情怀，将其《自由选择》一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定为“潮流在转变”。因为当时人们普遍的信念，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信仰市场经济。但是，30多年后人们发现，西方社会的潮流又要转变了。现在，哈耶克新自由主义已经走不下去，凯恩斯主义也回不去了。为何凯恩斯与哈耶克都错了呢？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看到了市场不是万能的，政府也不是万能的。

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没有市场与政府又都是万万不可的，实际上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政府与市场如何有效、有为的结合。这是他们之所以都错了的原因，也是美国与西方社会问题的根源，同时也是当今中国成功的秘诀。

作者原为国际政治学者
现任职于一加拿大国际集团

郑永年：“不纳税、有代表”与西方社会危机
2018年1月23日 星期二 03:30 AM
文/郑永年
来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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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今天所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甚至危机，尽管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例如经济发展周期）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各种制度因素），但更多的往往是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互相交错和互相强化。

经济增长、收入差异、社会分化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同时，无休止的党争、无效政府等既是政治问题，也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在经济和政治复杂的互动过程中，有一个转型构成了今天西方社会所面临问题的制度根源，那就是，从“无代表、不纳税”到“不纳税、有代表”的转型。

“无代表、不纳税”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演变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会过分。简单地说，“无代表、不纳税”是西方近现代民主制度的起源、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更是美国独立革命的口号。在西方历史上，很难想象还有其他口号比这个口号更响亮，更具有号召力了。

为什么要有政府？政府为什么有权利向老百姓收税？收税的合法性基础在哪里？很简单，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就是其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尽管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内容一直在变化，但总体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所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内容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

这种变化和西方民主的演进有关。民主具有多方面的含义，但普选权的扩展无疑一直被视为是最具有本质性的。历史地看，西方民主的大部分时间仅仅只是精英民主，也就是少数人的民主。在早期，只有有财产者和纳税者具有选举权，后来才逐渐扩展到所有公民具有选举权。

在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所著的《第三波》（The Third Wave）中，人们可以看到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民主化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直到1970年代才演变成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即“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

随着选举权的扩张，政府服务范围也随着扩张。这便是民主的逻辑。从为少数人服务的政府转型到为大众服务的政府，政府服务必然扩张。这也反映在西方经济学的变迁方面，从亚当斯密、马克思到凯恩斯主义、各种福利经济学派可见一斑。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并非抽象，而是对现实的反映。

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西方国家从马克思所批评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演变成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福利国家。很显然，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不是资本逻辑，而是政治逻辑，是社会改革的结果，而社会改革又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

当经济发展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福利制度的时候，又催生了其他的经济学，试图消减福利，提高经济效益。上世纪80年代开始盛行到今天仍然主导西方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对西方社会过度福利的反应。

“一人一票”制度带来的改变

福利社会是典型的“不纳税、有代表”的制度。不管一个人是否无纳税，但其手中的“一票”保障了其利益是可以被代表的。人们对这个制度可以大书特书，因为它的确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杆。此前，人类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倾向于穷人的体制。福利国家更是发展中国家所向往发展的模式。很多人到了北欧一些国家，似乎就看到了从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共产主义所描述的美好社会。

但问题在于，这么美好的制度是可以持续发展的吗？物极就会必反吗？在原始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批评资产阶级民主，认为国家政权（政府）只是资本的代理。马克思是对的，因为那个时代从政的大多是商人和企业主。除了原来的贵族，国（议）会里面尽是资本家。

资本是政权的主要依靠者，或者说是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的任何政策都要考虑到资本的需要。马克思所说的“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就是对这种客观情况的描述。但是在大众民主社会，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政府的基础已经从资本转移到选票，即民众。

尽管很多政治人物仍然来自资本背景，但政权和资本的关系大大不如从前那么紧密了。当资本和政权脱节的时候，政府的政策不用像从前那样考虑资本的需求了。因此，在精英民主时代，当资本和政权趋于合一的时候，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预算还是节制的；但当选票和政权趋于合一的时候，政府的公共服务上的预算就失去了控制。今天大多西方社会预算失控主要是过度的社会费用。诚如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生前所观察到的，西方民主已经演变成为福利拍卖会，谁出价高，票就投给谁。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尽管因素很多很复杂，但“一人一票”制度显然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首先，这一制度实现了人的政治权利；再者，政治权利又通过选票演变成了社会经济权利。并且，无论是政治权利，还是社会经济权力，都是被视为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即天生就有的，和后天的作为没有任何关系。

就社会经济来说，“一人一票”的结果就是“一人一份”，即一人获取一份福利。这份福利权利是得到了制度保障的，因为有选票，也就是“有代表”。不过，“一人一票”能够保障每一人得一份，但没有任何机制来保证每一个人贡献一份，也就是说“不纳税”。在没有任何机制保障“一人贡献一份”的情况下，福利社会就必然面临可持续发展危机。

进而，福利社会也造就了大政府。穷人永远是存在着的。在福利社会产生之前，西方的穷人问题主要是由社会组织来负责的，尤其是教会。教会在很长历史时间里提供了今天被称之为“社会政策”的功能，向穷人发放救济和各种帮助。

直到今天，非政府组织和教会仍然在这个领域扮演着不小的作用，不过社会组织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已经不能相提并论了。随着大众民主的推进，政府取代社会组织具有必然性。包括教会在内的非政府组织的钱并非来自纳税，而是来自富人的捐款或者其他途径，来自这些途径的经费经常不能得到保障；同时，经费的使用也没有普适性，因为有很多人照顾不到。

再者，如果政府只是在灾难的时候提供一定的保障，也不足以保障全体国民的体面生活。因此，只有政府制定的社会政策才能覆盖全体公民，才能体现现代社会的“公民权”。从这个角度看，福利制度的发展的确造就了巨大的进步社会，它促成了社会服务的国家化。

但严峻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福利社会首先导致了政府规模的大扩张。大政府不仅消耗了过多的纳税人的钱，而且也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这就是80年代英国撒切尔革命和美国里根革命的大背景。这场革命实际上是资本对福利的不满。不仅如此，福利社会有效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动机。

如果不工作也能过体面的生活，那么如何保证不养懒人？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哪里来？那些勤奋工作的人的积极性如何不受负面影响？很显然，当越来越多人不用纳税而能享受不错的福利生活时，那些纳税人的工作积极性就受到打击，从而鼓励更多的人不想工作，越来越少的人纳税。

更为糟糕的是，资本很快就找到了逃避大众民主所带来压力的有效方式，那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资本流动，使得主权国家政府失去了经济主权，今天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可以宣称其拥有经济主权。经济全球化不仅赋权资本，使得资本找到了西方之外的财富源泉，更使得资本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政策。

有些观察者称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为了逃避税收，这并非没有任何道理。再者，尽管经济全球化为资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资本的财富不是国家的财富。当资本越来富裕的时候，普罗大众反而变得贫穷了。这就是今天西方收入差异巨大、社会高度分化的现状。

移民潮给福利制度增加负担

同样重要的是，全球化也导致了全球性移民潮，人们从穷国移民到富国。尽管移民的直接动机是为了追求经济机会，但也给当地的福利制度增加了负担。

如何解决问题？一句话，这些问题是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三者之间失衡的产物，问题的解决就是要使得这三者之间重新获得平衡。今天的现状是，资本权力过于强大，能够把经济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对把财富放在哪里拥有绝对的主权。

因为全球化，资本可以把技术和劳动者分离开来，或者说不用高度依赖劳动者了。从前，资本必须把技术和劳动者结合起来才能转化成为财富，现在不需要了。这不仅是因为资本总是能够在海外找到更加廉价的劳动力，更是因为现在的技术本身可以取代劳动力而直接创造财富。

另一方面，在“一人一票”体制下，政府的政治主权得到强化，无论是政府还是选民，他们都是不能“移民”的。因为过度的全球化，今天的西方社会出现了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这些能够影响到政府行为，但基本上影响不到资本行为。资本已经为自己在全球范围内建构了平台，既能享受到一个国家的好处，也能够逃避这个国家所设置的规制。

一边是资本强权，一边是政治弱化，这使得西方社会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找到有效的解决方式。针对技术的进步，有人建议向“机器人”征收税收，因为“机器人”正在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针对资本的高度流动性，也有人建议全世界政府联合起来，共同向富人多征税。

北欧一些国家开始施行向每一个人发一份工资，使得工资与工作脱离。这可视为是传统福利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在这些社会的福利已经很高，再增加“一人一份工资”可以承担得了。

不过，所有这些能否解决问题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除非资本的道德水平提高到非常高的程度，不再那么自私和贪婪，能够和普罗大众“共命运”；除非普罗大众的道德水平能够到达一定的水平，不至于趋于懒惰，滥用福利制度。不过，今天的精英道德普遍低下（本栏已经讨论过），更不用说是普罗大众了。在没有根本性制度变动的情况下，任何善意和良好的设想都是没有任何保证的。

如此看来，历史不仅不能被“终结”，而是需要重新向变革开放。世界已经步入一个继续秩序重建的新时代了。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郭良平：也谈“社会主义有点潮”
2018年2月12日 星期一 03:30 AM
文/郭良平
来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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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在中国，大陆一波“社会主义有点潮”议论方兴未艾，给人的感觉是，似乎中国已经在引领世界潮流了。不错，习近平是将中国的实践放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来定位的；他把世界社会主义的500年历史分为六个阶段：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模式；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探索；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面对人类一系列难题一筹莫展时，中国有信心提出“中国方案”。

的确，在世界范围内、甚至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社会主义思潮在抬头。从19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好处，大多数被顶尖1%的人口攫取了；99%人口的收入要么增长缓慢，要么停滞，要么下降。有几代年轻人没有尝过资本主义的甜头；难怪近些年的民调显示，年轻一代对社会主义有好感，和他们的前辈形成鲜明对比。正是他们成就了桑德斯这样公开打出社会主义旗号的左派民粹主义政客；而10年前，这在美国政坛不啻于自杀。在欧洲，同样的民粹政治也方兴未艾，而且北欧也是社会民主最发达的地方。然而，中国是否能够引领世界社会主义潮流，还得看中国是否真的掌握了社会主义的真谛，真正把握住世界潮流。

中国大陆有一些学者和政治人物在认真探索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情况和发展新趋势，并提出一些理论创新。然而，在官定的宣传口径下，学术探讨的空间很窄。我们看到更多是沉渣泛起——几十年没用过的陈词滥调，被几十年不得志、几十年没有更新知识的人带了回来。中共的“返璞归真”是他们的机会来了；他们工作非常卖力，但其综合效果让人们常常误以为文革要回来了。中国的政工干部、宣传系统、党校、社会科学院、近年来大批新建的各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及一部分老文科院系里充斥了大量这样的人；加上学术界和政界的权力结构和根深蒂固的庸俗文化，他们不是事实求是，进行探讨、创新，而是急于迎合“上意”，卖弄滚瓜烂熟的教条，造成形式主义和形而上学泛滥，把好经也念歪了。误人误己不说，更重要的是误国误民。

资本主义民主正面临巨大的困难，但这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已经准备好取而代之。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和大跃进时代的中国都被证明是过分自信了；资本主义延续至今并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巨大发展，也是马克思始料未及的。没有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反思，同样的错误有可能重犯。

传统社会主义是党国主义

社会主义的核心是“社会”。资本主义以资本为本，是市场逻辑渗透一切，包括社会和政治；而传统的社会主义则是国家为本，是权力逻辑渗透一切，包括经济和社会。两者都不是以社会为本，因而都不是社会主义。前者滥钱，后者滥权。

传统社会主义最大的困难是对权力的制约。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栽在这上面。滥权、腐败、脱离群众、特权阶层、对社会和个性发展的压抑、经济没有活力、创新能力低下等，这些是造成社会主义阵营一夜间垮台，被人民抛弃的根本原因。著名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说，社会主义是“通向奴役的路”，不无道理，但他批评的传统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国家主义——更确切地讲，是党国主义，因为它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党和国家，而不是围绕着社会设计和运转的。今天的中国仍然没能够脱离这个巢臼。

中共优于其他执政的共产党的地方是，它下了很大的气力试图解决传统社会主义弊端。毛泽东的办法是发动群众造反，通过大批判和体力劳动来改造干部的思想观念、工作和生活作风。很显然，他失败了。目前，中共当局的办法是大张旗鼓地反腐，从制度建设上建立起对权力的监督，以及增强干部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和天下为公的信仰，但这个办法基本上没有涉及群众和社会的参与。它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虽然还须假以时日、拭目以待，但历史的经验并不乐观。因为这完全依靠执政党的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和自我更新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不断地遭到权力无处不在的侵蚀。

在中国大陆，许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的清廉。今天的干部素质并不见得比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差，但他们面临庞大得多的诱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和金钱结合，不仅造成贫富两级分化，也催生了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中共反腐的勇气、决心、力度和成就都值得称赞，但揭露出来的腐败，其深度和广度触目惊心，不能不引人深思。混合体制造成的滥权和滥钱的夹击，很少有人能够抵挡，更重要的是社会发展受到抑制。腐败及其造成的社会不公引起普遍不满，是社会动荡的根源。国家在“维稳”的巨大投入（已超过军费开支），大大压缩了社会发展的空间。如近年来司空见惯的，在社交媒体和日益发达的通讯和交通网络条件下，自发的社会团体和活动不断涌现，而政府则不断地限制、引导或粉碎它们，视之为不稳定的因素。

严密的控制造成中国社会发展程度低，个人也无法充分全面发展，这和马克思原来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正相反：被压制的“公民社会”正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而且从根本上讲，高压下的社会是不稳定的，也影响民间的创新能力。历史上所有富于创新能力的社会，都有相当的结社自由和密集的社会组织网络。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社会活力不够。苏联、南斯拉夫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形是，一旦高压不再，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即刻浮出表面，造成大面积、长时期的社会动荡、民族宗教冲突和国家分裂。政治高压和社会矛盾积累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党国主义体制下，人民有可能受益——如果执政党真正实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话；但这至今尚未有可靠制度保障，因而也常常走向反面，如苏联，成为特权阶层的天堂或腐败的大温床。说到底，民主是绕不过的坎。民主的议题就是社会问题的议题。中共也常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但却少有具体行动，因为具体到每一个干部，都希望自己的权力越大越好，都希望为民做主而不是被民做主。一旦他们不为人民谋幸福，转而为自己谋幸福，甚至骑在人民头上做老爷，人民也拿他们没办法。

社会主义拯救了资本主义

中国有一种从文革时就流行的观点：西方民主是资产阶级统治的烟幕，维护的是资产阶级法权，因而是虚伪的。不错，西式选举民主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很容易为金钱和利益集团所操纵，而且决策和执行力都跟不上快速变化的时代，但它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正如著名经济史学家波兰尼（Polanyi Karoly）指出的，现代民主是社会对资本的反抗和制约，是用选票来抗衡金钱的政治壮举，而且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就——废除奴隶制、八小时工作日、结社罢工的自由、义务教育、民权和人权保障、福利国家等。这些都属于社会主义范畴，因为它们关心的是社会议题，与资本发展的逻辑毫不相关。正是在民主政治的制约下，资本主义才没有发生马克思预测的、由社会两极分化、中间清空造成的大革命态势，也可以说社会主义拯救了资本主义。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往往比社会主义国家还多。

但这种民主政治是以主权国家为前提的。在全球化下，资本已经逃脱主权国家的羁绊，因而也逃脱了与之抗衡的民主力量而在世界范围内肆虐。这才是2008年以来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而社会对资本的反抗则是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各国，“有点潮”的真正原因。

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以社会为中心，社会的逻辑——既不是市场逻辑也不是权力逻辑——占主导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克思的预想中，不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会被推翻，国家最终也要消亡，剩下的只有社会，政治和经济都要服从社会需要。以这样的社会为中心来构织个人、政治和经济生活，才能使社会的功能、个人的身心和才干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世界各地那些造成“社会主义有点潮”的民众，要求节制资本、解决民生问题，但绝不希望一个政府来管他们怎么讲话、如何思想、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这些在一个健康而发达的社会里，人民自己会处理得很好的。人民应该生活在一个发达的社会中，而不应该在国家的包办下。

因此，建设一个健康的社会形态，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但这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迄今为止基本是个空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必不可少的；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党的领导除了要用来追求国家主义的目标（例如民族复兴、强国强军之类），也必须用来追求社会主义的目标（即社会建设）。过分追求国家主义的目标也会损害社会主义的目标。

中国的社科界应当大力研究健康社会成长的条件和政策选项，如民主参与的方式方法、社会公德和个人道德产生和发展的机制、自治自律的制度选择和创新、防治犯罪的途径、如何使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而不是资本的需要，以及如何利用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在许多领域逐渐趋向于零的生产成本和日益发达的各种网络来为社会建设服务。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克里斯托弗·沃克：锐实力的意义
2018年2月12日 星期一 03:30 AM
文/克里斯托弗·沃克
来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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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俄罗斯和中国已经将大量资源投入通常关乎“软实力”的竞技场上，软实力一词是美国政治学家小约瑟夫·奈的发明，被理解为能够“通过吸引力和说服力来对他人施加影响”。无论是直接出面还是通过听话的代理，这两个国家已经在传媒、文化、智囊、学术和其他领域投入数十亿美元，来增强它们的全球影响力。

尽管投入了巨额资金，但观察家却摸不着头脑，包括小约瑟夫·奈本人，他们想不通这些专制政权为什么一直背负着软实力赤字，即使它们在国际上的姿态已更加强势。

在全球公众舆论调查及软实力指数方面，中俄两国往往成绩不佳，这加强了吸引力和说服力与专制主义不相容的看法。在国际上，独裁者并没有“赢得人心”。尽管如此，俄罗斯、中国和其他资源丰富、雄心勃勃的政权现在对境外施加的影响力，却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而且并不以小约瑟夫·奈的“硬实力”（包括军事力量或原始经济胁迫手段）为主。


可以肯定的是，过去10年俄罗斯数次动用武力，比如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叙利亚等国。但俄罗斯的战斗机和坦克并没有推升莫斯科的全球影响力。同样地，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中印边境争议地区展示其军事力量。但中国和俄罗斯一样，过去10年一直更积极地使用其他形式的影响力。

这导致理论界陷入困境：这些政权并不主要依靠硬实力，也没有成功建立起软实力，但仍然能在国外发挥真正的影响力。随着世界各地威权主义再现，现在正是时候反思这种显而易见的悖论。

《金融时报》最近指出，中国“尝试在境外建设软实力时”，须“循序渐进，更多地采用互惠而不是威权主义的方法”。在最近一篇评论中，小约瑟夫·奈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称“如果共产党对公民社会的严密控制能放松一些，中国就能产生更强的软实力”。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这些政府更加注重对国家的控制，多过于开放、文化独立和公民社会，而这些恰恰是构成软实力的关键要素。

但对中国和俄国政府的这种劝诫，肯定是对牛弹琴。任何重大的自由化举措，都将抵触这些政权不惜任何代价来保住控制权的政治需要和目标。

这里有一个分析陷阱，即认为压制政治多元化和言论自由以保持国内权力的专制政府，其所作所为在国际上会有所不同。这些政权明智地采取了软实力的某些形式而非本质。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可以更好地理解为“锐实力”（sharp power），其关键属性包括对外审查、操纵和干扰，而不是吸引力和说服。

尽管“信息战”是威权主义的手段之一，但它本身并不足以说明“锐实力”。专制政权所采取的绝大多数行动，无论在中国还是拉丁美洲，抑或在中欧的俄罗斯，都不属于这个概念的界定范畴，就像我的同事和我在2017年12月的报告《锐实力：不断增强的专制影响力》中所描述的那样。

事后看来，我们可以看到冷战结束后所存在的错误观念，当时的传统分析认为专制政权将最终实现自由和民主。近30年前，当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成为全球霸主以及软实力这个词被引入时，政治分析人士并没有对今天控制俄罗斯和中国的政权进行过充分的思考。

就像我的同事杰茜卡·路德维格（Jessica Ludwig）和我在去年11月的《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中所写的，“由于对软实力范式的依赖，民主国家在看待恶意锐实力的演变时，已受到自满情绪的影响”。一些分析家认为专制政府的所作所为，是“提升他们国家的软实力，但他们没有抓到重点，还有可能导致人们陷入永久而虚假的安全感当中”。

要采取恰当的对策，就必须先作出精确的判断。专制政府行事并不按照民主国家制定的规则。系统性的镇压一直是专制政权的名片，他们所创造的“锐实力”不能被硬塞进熟悉而令人放心的“软实力”框架中。如果没有更加精确的术语，全世界的民主政体将很难应对这些国家日益多元化的影响。

（作者Christopher Walker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研究和分析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