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眼818《中国知青：改变中国历史的红色力量！！！》

习近平：新时代的领路人

2017-11-17 02:14:00新华社 分享
　　习近平：新时代的领路人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题：习近平：新时代的领路人
　　新华社记者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2017年10月18日上午，习近平站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的讲台前作中共十九大报告，历时近3个半小时。
　　这是多年来中共党代会最重大的政治报告，达3.2万字。习近平用洪亮的声音一气呵成，赢得全场70余次掌声。
　　他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这份报告被译成10种外语，并专门请来外籍专家为译文把关。专家们几乎都用“强有力”这个词语来描述习近平的报告。
　　俄罗斯专家奥莉加⋅米古诺娃说：“我第一眼就被它吸引住，从早上8点看到半夜，忘记了吃午饭和晚饭。”
　　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在听了报告后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习近平把中国带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2017年10月25日，刚刚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在人民大会堂同采访十九大的中外记者亲切见面。这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 摄
　　25日，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体现了中共全党的意愿。国内外媒体把他描述为一个使中国由富变强的领袖。
　　1949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站了起来。
　　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中国人民走上了由穷变富的征程。

　　2017年10月25日下午，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开始第二个5年任期的习近平带领他的执政团队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说，中共十九大到二十大的5年，正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开篇。
　　“我们一定恪尽职守、勤勉工作、不辱使命、不负重托……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中国共产党“要永葆蓬勃朝气，永远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一、开创性的领导人
　　5年前，在新闻中有“社交媒体时代的首位中共掌舵人”之称的习近平首次同记者见面。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的记者报道：“习近平入场了。在十几分钟内，即将在未来10年领导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他透露了他的议程。简单地说，就是让中国重新变得伟大，解决人民的不满，根除腐败。习近平使用了容易被非党员理解的简单语言。”
　　波士顿大学中国政治专家约瑟夫⋅菲尤史密斯说：“他似乎的确拥有迅速开始行动并创新的个性和政治能力。”但更多媒体表示还要“等等看”。而5年来，全世界都看到了习近平是如何来真格的。
　　“历史性变革”这个词如今被用来形容1800多天里发生的变化。另一句概括性的话是“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出台360个重大改革方案、1500多项改革措施，基本确立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
　　掀起“反腐风暴”，拿下440名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和其他中管干部，处分150多万人，追回外逃人员3400多人;
　　全面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8900多万名党员队伍变得更加纯洁、更强有力;
　　改革国防，重塑军队，200万中国武装力量从思想作风、组织架构到武器装备焕然一新;
　　中国经济在2013年至2016年年均增长7.2%，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的2.5%，继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第一引擎;
　　贫困人口减少6000多万，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的人口;
　　人民收入增幅超GDP增幅，公众感到生活在中国更安全、更舒适;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善中国人口结构;
　　大幅投资科技，空间实验室、深潜器、射电望远镜、量子卫星、大飞机、超级计算机等并行赶超，引发国人自豪感;
　　发起史上最大规模污染治理之战，建立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力推动生态环境督察，大批官员因环保不力受处分;
　　实现两岸领导人首次会面，挫败香港少数人非法“占中”企图;
　　实现钓鱼岛领海日常巡航，推进南海岛礁建设，“南海仲裁”成为一张废纸;
　　动用海陆空力量，成功完成多次海外“大撤侨”;
　　人民币“入篮”，国际化步伐显著加快;
　　同俄美等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带动发展中国家新兴力量崛起，推动全球治理;
　　“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联合国文件，中国加入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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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成这些事情的复杂难度可想而知。5年前，习近平刚亮相时，除了他亲和、自信、从容的谈吐之外，外媒更关注的就是他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腐败、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党的威信降低等各方面的挑战和危机。
　　习近平一往无前的决心和担当起了关键作用。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那些意志坚定而极具个性的话语直抵人心：“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献身的时候，我们都要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我们都做不到，让谁去做？”
　　以上变化仅仅是习近平第一个5年任期中出现的。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这正是全世界对中共十九大高度关注的原因。
　　习近平的最新施政纲领让人耳目一新：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再奋斗“两个15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表明，习近平将带领中国提前完成“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并提出更高现代化目标。之前的中共党代会曾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这将创造人类历史上第一个10亿以上人口共同迈入现代化的奇迹。中国将历史性地摆脱绝对贫困并走向共同富裕，经济总量将成为世界第一，是生机勃勃的世界第一大市场。
　　这样的新时代让人憧憬，乃是中华民族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旦夕所盼。

　　2017年10月31日上午，习近平带领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一起重温入党誓词。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作为站在时代交汇点上的领导人，习近平当仁不让地成为带领中国实现伟大梦想的掌舵者。
　　《时代》周刊把习近平评为年度影响世界的百人之一。他被媒体描述为“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头脑清醒”，既有“钢铁意志”又具“侠骨柔肠”，“稳健而自信”“具有开创性”。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称他“睿智而有远见”，“对国际和国内问题都有着良好的判断”。
　　俄罗斯学者尤里⋅塔夫罗夫斯基评价他是“有极高才智的人，有坚定信念的人，担当现在和创造未来的人”。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艾什中心对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形象的全球公众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者对10国领导人认可度以及对本国领导人正确处理国内及国际事务信心度方面，习近平都排在第一。
　　中共十九大开幕后，《日本经济新闻》说，习近平描绘出了今后约30年的国家蓝图，向国内外释放了信号。他有望为中国夺回世界强国地位的伟业开辟道路。
　　二、伟大斗争中形成的党的核心
　　5年前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习近平面临的首要政治任务，是保证全党服从党中央，坚持中共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这需要解决党内尖锐而严峻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
　　其中，腐败是最大挑战。在习近平看来，“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新时代的任何目标都无从谈起。
　　从2012年12月初打响反腐“第一枪”，查处当选十八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还未满月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到后来几乎每月都有中管干部被查处，最多时“一月打七虎”，习近平施出的铁腕在中共96年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各国也极为罕见。
　　尽管如此，2014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被宣布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仍出人意料。之前很多中国人不相信中共能调查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的前任高层领导人。国际社会也不认为，上任不久的新官会有足够能力与胆魄“擒获”这样级别的“大老虎”。
　　5年来，一批曾被认为是“铁帽子王”的人物被反腐利剑挑落，除了周永康，还有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被查处的十八届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达43人，中央纪委委员9人。
　　有人质疑中共反腐是“纸牌屋”。习近平说：“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
　　还有人称反腐影响经济发展。习近平说：“我看天塌不下来。”
　　仅从如此激烈的反腐之战看，习近平的“接力跑”不是平平稳稳的，而是面对“斗争”。这个词，他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用了23次，大大超出以往频次。
　　从2015年的“胶着状态”，到2016年的“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如今中共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在海外，在逃人员纷纷陷入过街老鼠般的困境;在国内，数以万计党员干部主动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
　　面对一些人“该松口气、歇歇脚”的建议，习近平坚决表示不能“初见成效就见好就收”，要求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网民画了一幅漫画：习近平骑在“大老虎”背上，挥拳痛击这只猛兽。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已从中共十八大前的75%攀升至2016年的92.9%。
　　习近平在人民中建立起威信，并不仅靠“打虎”“灭蝇”的成绩。
　　2013年初，他看到新华社一份《网民呼吁遏制餐饮环节“舌尖上的浪费”》材料，随即作出批示，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刹”，并强调坚决杜绝公款浪费现象。经过5年持续努力，中共刹住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
　　中央纪委副书记杨晓渡说：“人民群众原来说一年公款吃喝要吃掉两千亿，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治住它。就这么一个‘八项规定’出来，应该说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可以说“‘八项规定’改变中国”。
　　习近平说：“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该做的事就要做，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这番话正是他心路历程的反映。
　　浴火重生。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再到即将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关键少数”向全体党员扩展。
　　纪律处分条例和廉洁自律准则一体修订，划出纪律“底线”也标明道德“高线”。热衷于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的人开始失势。5年来，仅副处级以上“裸官”就清理5000多名。依据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调整县处级以上干部2.2万多人。
　　2016年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习近平作为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的地位。舆论称，中共这样一个大党治理一个大国，在前进道路上面临那么多艰难险阻，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就难以形成全党意志统一，难以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统一，就干不成任何事情，更不可能创造人间奇迹、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习近平的大无畏战斗精神来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笃信。他的一位同事曾写道，习近平的讲话“充满着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
　　2012年11月2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的习近平主动向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讲起陈望道专心翻译《共产党宣言》，竟将墨汁误当红糖吃掉而浑然不觉的典故，并引述他的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他也从父母身上汲取力量。父亲习仲勋和母亲齐心都很早参加革命。他曾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即使身处逆境，“爸爸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仍坚定不移，相信我们的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您的言行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他在回忆五六岁时随母亲买《岳飞传》《岳母刺字》等小人书的故事时说：“‘精忠报国’4个字，我从那个时候一直记到现在，它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习近平年轻时先后写了8份入团申请书、10份入党申请书。他在20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为人民谋幸福的勤务员
　　中共十九大报告9名外籍翻译之一、老挝专家拉姆恩⋅乔维吉对习近平的亲民印象深刻：“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中国领导人。他不是只在办公室，而是深入到人民中间。他非常平易近人，衣着、说话、笑容等都很接地气，我看到在雨天和烈日下，他不用别人撑伞。在我看来，他是个非常亲切的人。”
　　法国专家福佩吉说：“据我观察，老百姓很喜欢习近平，因为是他带来了改变。”
　　过去5年，常常见到的一幕是，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会直接出现在平民百姓中间，引起一片欢呼和手机镜头咔嚓声。

　　2015年2月13日上午，习近平在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调研时同村民边走边聊。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在北京街头的中式快餐店，他端着盘子，排队买饭，和百姓一起用餐;
　　春节来临，他自办年货，回到插过队的农村看望老乡;
　　他淋着雨同工人交谈，到农民家看谷仓、床铺、灶房、猪圈;
　　他记挂老人，去敬老院不忘查看每日食谱;
　　他关心学生，告诉他们“要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地震灾区考察时，他走进帐篷了解安置居民生活，夜深了就在简陋的活动板房中住宿。

2013年7月21日上午，习近平冒雨来到武汉新港阳逻集装箱港区考察。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2015年1月19日，习近平来到云南省鲁甸地震灾区过渡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有一次，他在一个空气污染严重的日子里，走进北京胡同，看望住在大杂院里的居民，询问他们的工作、收入、饮食、取暖情况以及上厕所远不远。北京一家都市报评论，总书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他走遍了中国所有集中连片特困区。在中共十九大上，他是贵州团代表。这是中国最贫困的省区之一，2016年人均GDP在全国倒数。当他在贵州团讨论会场坐下时，大家一开始并不知道谈话会朝哪个方向走。意外的是，他与代表谈起了“食品”“白酒”和“旅游”。这些是当地人增收的手段。
　　媒体对这一场景罕见的详细报道在互联网上获得很高的点击和点赞。
　　无疑，人民才是习近平强国战略蓝图中的主角。他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013年11月，习近平来到湖南西部贫困的十八洞村。不识字也不会说“官话”的苗族大妈石爬专把习近平迎入家中，非常客气地问习近平：“怎么称呼您？”习近平自我介绍：“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2013年11月3日下午，习近平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同村干部和村民座谈。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那一次，他和乡亲们在空地上围坐一圈，首次提出“精准扶贫”——要建档立卡摸清每户致贫原因，不能“手榴弹炸跳蚤”，要下一番“绣花”功夫。
　　对于石爬专大妈来说，“精准扶贫”就是她和邻居一起用政府发放的扶贫款项和个人存款，投资了一片猕猴桃种植园，以此增加了收入。
　　习近平最近在一次座谈会上高兴地说：“3年多时间(十八洞村)摘掉了贫穷帽子，实现了全部脱贫，当年的40个光棍已有一半成了家，而且新娘都是外村人。”

2014年4月28日，习近平在新疆疏附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同师生们合影。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习近平誓言使中国最后一批4000万贫困人口在2020年全部脱贫。
　　这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贫困斗争，被联合国誉为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之一。

　　2017年1月24日，习近平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小二台镇德胜村徐海成家同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座谈。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他的目标不仅仅是让13亿多人吃饱穿暖——尽管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绩，他还要让老百姓获得“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个“历史性变化”对中国将来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新指引。
　　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更高要求，他推动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他多次主持中共中央深改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关于医改的重大文件，“健康中国”成为国家战略;
　　他推进健全产权保护制度，回应亿万人民“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期待;
　　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更多人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2013年8月29日，习近平在东软集团(大连)有限公司同年轻员工亲切合影。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习近平身上体现了中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特别之处在于，这还与他15岁就到农村插队的经历有关。他曾在陕北梁家河农村当了7年知青。
　　“那时候什么活儿都干，开荒、种地、铡草、放羊、拉煤、打坝、挑粪……几乎没有歇过。”“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他说。
　　他有足够的资历和自信来了解这个大国民众生活的真实情况。习近平的从政经历始于44年前，从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从普通公民到国家主席，从一般军官到军委主席，经历遍及党、政、军各个领域，历经村、县、地、市、省、直辖市，直至中央等所有层级的主要岗位，每一层级都历练多年，都扎扎实实而政绩卓著。
　　习近平带领中共，完全围绕人民的利益作出决策——常常是长期的，超前几年到几十年，并且“一张蓝图绘到底”。俄罗斯专家奥莉加⋅米古诺娃说：“我尊敬习近平。中国的领导人拥有新时代所需的素质。”
　　四、有担当的国家改革发展战略家
　　为推进21世纪国家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习近平发起的新一轮改革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他说。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崛起”这个当今地球上的最大奇迹，之后剩下的改革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从“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到“利益固化的藩篱”。
　　中国向何处去？境外一些人充满疑虑。“经济硬着陆”“金融风险爆发”“改革缓慢”“中国崩溃”等论调频现。
　　引领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习近平重任在肩。他引用诸葛亮的《出师表》表达自己的心情：“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他用“五位一体”“四个全面”来进行顶层设计和谋篇布局。他判断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为此在速度、结构、动力等方面要有新对策。
　　2013年4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正式成立，习近平亲任组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说：“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很踊跃，提出了上万条的改革建议。那么重点集中在什么地方呢？……最后总书记一锤定音，集中解决制度性的问题，集中解决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问题，集中解决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后提的一直都是“基础性作用”。讨论时，有人认为新提法跨越太大，建议暂缓，最后是习近平拍板定论，实现了重大理论突破。参加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的学者回忆说，没有习近平下决心，很多重大改革是难以出来的。
　　国企国资、户籍制度、财税金融、农村土地、公立医院……一项项议论多年、阻力重重、牵涉深层次利益调整的改革接续启动，以前不敢想、不敢碰、不敢啃的“硬骨头”被逐一砸开。
　　习近平推动“官邸制”写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此前，对于这项改革，社会一直有呼声，但迟迟没有回应，因为这是向高级官员开刀，要得罪人。舆论称，这是习近平“自我加压”。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网站把习近平称作“我们的组长”。5年来，他挂帅的机构主要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他还宣布将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
　　在每一领域，习近平都亲力亲为。他认真审阅重大改革方案的每一稿，逐字逐句亲笔修改。这样保证了政出一门、意志统一，同时通过督察等措施，确保改革不沦为“纸上谈兵”。
　　习近平夙夜在公，勤勉工作。据中共中央办公厅权威人士介绍，报送给他的请示，不管多晚，即使到了夜里12点，第二天早上都能收到他的批示。
　　在习近平领导下，一个新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正在中国逐步建立。它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国家创新、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开放新格局等系统化的战略和安排。
　　为了让官员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他用中国游客到国外买马桶盖和电饭锅的故事来给他们“上课”。
　　宏大而鲜明的改革总目标体现了习近平的战略眼光：“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针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理论回答和现实回应，着眼于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套更加完备、更加稳定、更加管用的制度体系，被舆论称作“第五个现代化”。
　　从全面依法治国到美丽中国，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文化自信，习近平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了更为深入的部署。他力图使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能最终超越资本主义。这也体现在他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
　　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不仅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谋划出一条途径，也为治理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全新社会形态找到了有效对策。
　　五、重塑军队和国防的统帅

2013年8月28日下午，习近平检阅辽宁舰水兵仪仗队。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要引领世界最大规模军队在新时代实现由大到强的“关键一跃”。
　　他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2014年，他带着400多名高级军官来到福建古田。1929年，毛泽东就在这个村子里作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决定。习近平和他的将军们一起吃85年前红军吃过的红米饭、南瓜汤——这既是形式，也更是内容，意在回顾历史重振革命精神。
　　毛泽东的口号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新时代的中国军队面临新形势：
　　从捍卫广阔的陆地、天空和海洋主权，到促进实现国家统一;
　　从保护越来越多的中国海外利益，到反恐维稳以及抢险救灾。
　　习近平的头等大事是把全军置于统一而绝对的领导之下，保证军队听党指挥。
　　他在新古田会议上重新强调政治建军、党指挥枪的原则和传统。他指出，军队干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否则军队就有变质变色的危险”。
　　中共十八大以来，全军查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军级以上干部100多名，包括两名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枪林弹雨中为缔造新中国而牺牲的将军数量。
　　习近平组建了新的军委纪委、军委政法委，并制定出台军事法规40余件，以保证军队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和士气高昂。
　　他要求军队全面退出经营性活动。这牵涉很多既得利益，不少人劝他能不能留个口子，但他认为“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把这件难事办成了。
　　这使得军队可以专注于战斗力这个“唯一和根本”的标准。习近平语重心长对他的将军们说：“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场景就痛彻肺腑!”5年前他就指出，我军打现代化战争能力不够。

2012年12月8日，习近平在海军海口舰上与水兵亲切交谈。新华社记者 王建民 摄
　　习近平主导的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国防和军队改革始于2015年底：
　　原来以陆军为核心的七大军区调整为五大战区，陆军占全军总员额比例历史上首次下降到50%以下;
　　改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将原来的四总部调整组建为15个军委机关部门;
　　成立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等新兵种;
　　数百名将军调整岗位，军官数量减少30%，几十支部队移防部署……
　　过去5年成为中国军队彻底重塑、大踏步迈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军委－战区－部队”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领导管理体系得以确立;科技兴军目标提出;
　　军民融合发展成为国家战略;
　　国产航母、隐形战机、大型运输机、先进战略导弹、卫星导航系统等大批高新武器装备研制取得突破;
　　练兵备战从难从严实现高标准常态化。
　　变革后的中国军队规模更加精干，结构更加优化，编成更加科学，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陆战型的力量结构，改变了国土防御型的兵力布势，迈出了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的一大步。
　　一位解放军高级将领说：“习主席在关键时刻扶危定倾，力挽狂澜，他对军队的变革是颠覆性的，解决了长期制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俄罗斯《独立报》称：“习近平改变了中国军队的面貌。”
　　习近平对军队怀有深情。他是一名“老兵”。1979年，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就穿上军装，进入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国防部长的秘书。3年后，来到河北正定工作时，习近平仍穿着褪色的军装，有时会背一个军用挎包。他在地方工作时，还担任军队职务。
　　如今，在习近平的办公室里，还摆放着他刚工作时的军装照。他说：“从小我就较多接受了我军历史的教育，亲眼目睹了我军很多老一辈领导人的风采，从少年时代就形成了对军队的真挚感情。”
　　但他不愿仅仅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指挥军队。5年中，他到海岛、踏边关、走戈壁，上战舰、进战车、登战机，入班排、看哨所、去前沿，每到一个地方必视察驻地部队。

　　2014年1月26日，习近平专程来到内蒙古军区边防某部，亲切看望慰问戍边官兵。这是习近平仔细察看三角山哨所执勤设施，动情地对执勤哨兵说：“今天，我和你们一起执勤站岗。”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他和战士同桌吃自助餐;
　　会伸手去试营房浴室的水热不热;
　　会催促战士抓紧办婚礼;
　　即使时隔多年，他仍能认出曾接见过的基层老兵。
　　一次，他在风雪严寒中爬上海拔1000米陡峭的边防哨所，在登记本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对战士们说：“今天，我和你们一起执勤站岗。”

　　2017年7月30日，解放军建军90周年前夕，在内蒙古朱日和基地，习近平身穿绿色迷彩服，登上越野车，检阅野战部队。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5年间，习近平主持了两次阅兵。2017年解放军建军90周年前夕，在内蒙古朱日和基地，习近平身穿绿色迷彩服，登上越野车，检阅野战部队。这是中国领导人一次罕见的野战化沙场阅兵。
　　另一次是2015年，中国首次以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为主题举行阅兵，他要求将军亲自领队各受阅方阵。俄罗斯等17国官兵亦参与。那次，他提出裁军30万，并强调维护世界和平。
　　习近平的军事思想深刻把握了人类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他提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体现的是对实现长久和平的渴望和追求。
　　六、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领袖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47分钟演讲，30多次掌声。讲到关键处，几乎是一句一掌声。
　　2017年1月，习近平来到日内瓦这个与新中国外交颇具渊源的地方，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现场真诚表示：“习主席，在您领导下，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而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
　　2016年6月，在中欧班列抵达华沙的仪式上，习近平和波兰总统杜达一起有滋有味品尝波兰苹果。如今，波兰苹果等产品已借力“一带一路”出口到中国。

　　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 摄
　　作为“一带一路”总设计师，习近平为各国加快发展提供了包容性平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2017年5月，习近平主持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中国首倡主办的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主场外交活动。包括七国集团所有成员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均派代表出席。

　　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国际会议中心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在国际人士眼中，习近平是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推动者。
　　他是首位出席达沃斯论坛的中国元首，讲话让人印象深刻：“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德国《商报》评论称，中国国家主席发表了拥护公正的全球化的主旨演讲，当今世界最大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达沃斯的经济精英年会上成为维护自由贸易最强有力的先锋。

　　2014年11月11日，习近平与参加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各成员经济体领导人、代表共植APEC亚太伙伴林。这是习近平主席与各成员经济体领导人、代表前往植树。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他着力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促使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出正确义利观、发展观、安全观，以及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观。
　　他在金砖厦门会晤、杭州G20峰会、北京APEC会议、上海亚信峰会以及其他国际讲坛上宣示这些创新理念，越来越广泛影响着世界。

　　2016年9月4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习近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辞。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2017年9月5日，习近平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会见中外记者，介绍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情况。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5年来，习近平足迹遍及五大洲、57个国家以及主要国际和区域组织，里程相当于绕地球14圈。
　　据外交部礼宾官员介绍，他的出访日程总是紧张繁忙，活动环环相扣。
　　在南非主持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时，他深夜12点还在参加双边会见;在印度果阿金砖会晤期间，他早晨8点离开酒店，一直工作到午夜快1点返回。

　　2017年7月4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这是会谈后，普京向习近平授予俄罗斯国家最高勋章“圣安德烈”勋章。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20余次，深厚友谊引领两国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他先后同美国两任总统奥巴马和特朗普坦诚沟通、增信释疑，为实现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明确方向。

　　2017年4月6日，习近平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他是到访欧盟总部的首位中国元首，并遍访欧洲主要国家，挖掘出每个到访欧洲国家和中国的特殊联系。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投行57个创始成员国中，欧洲国家占近三分之一。他把出访行程一半留给周边，提出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他访问非洲、拉美、中东，深化全方位外交格局。
　　《华尔街日报》文章称，在全球舞台上，习近平主席将中国打造成不同于西方的一个选择，拥有独特的政治体系和文化，是一个在贸易、平等和气候变化等方面领先的国家。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习近平的智慧和方案有助于破解“文明冲突论”“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
　　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在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本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一直坚持的理念，体现将中国自身发展同世界共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和大国担当，超越零和博弈和强权政治为基础的西方传统国际关系学说。
　　习近平的文学艺术积淀使他在国际舞台上颇具沟通力：
　　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能一口气说出10多位俄罗斯作家的名字和大量俄罗斯名著;
　　在访问欧洲时，他提及多位法国和德国文化名人，拉近了与当地民众的距离，以充满文艺色彩的表达阐释他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
　　他经常用生动语言讲述中国道路：中国是“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是“大块头”不是“墨菲斯托”，“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
　　习近平以诚待人，温暖细心，流露出率真性情。普京曾谈起，APEC会议期间，习近平为他送上生日蛋糕，两人“就着三明治喝伏特加”。
　　2016年7月，刚果(布)总统萨苏第14次访华。习近平向他赠送70多张他历次访华的照片。萨苏的国家历经内战，档案缺失，他表示“这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礼物”。

　　2015年5月8日，习近平在莫斯科会见曾在中国东北抗日战场上和卫国战争中浴血奋战的18名俄罗斯老战士代表。在为老战士颁奖时，习近平看到对方腿脚不便，马上说：“我过去给您颁奖，您就别过来了。”新华社记者 张铎 摄
　　在为俄罗斯援华老战士颁奖时，习近平看到对方腿脚不便，马上说：“我过去给您颁奖，您就别过来了。”他念故重情，履诺前往澳大利亚看望已故老友培根的家人。
　　他和英超曼城俱乐部球星阿奎罗的自拍照引发网友“围观”。在阿根廷愉快地接受印有他名字的10号球衣。他喜爱体育运动，如足球、篮球、排球、拳击，还会抽时间游泳，每次一口气游1000多米。

　　2017年4月6日，习近平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这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合影留念。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的随访成为中国元首外交的一道亮丽风景。
　　2015年秋，彭丽媛走上联合国讲台，用流利的英文做了两场演讲：
　　一场讲述她的“中国梦”——“我希望所有的孩子，特别是女孩，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这就是我的中国梦”;
　　一场讲述她与艾滋孤儿的故事。

　　2013年6月3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走访哥斯达黎加埃雷迪亚省圣多明哥小镇农户萨莫拉一家，与萨莫拉一家人亲切交流。新华社记者 张铎 摄
　　他们的活动细节展现出中国家庭的质朴温情。
　　每当专机舱门打开，他们总是手挽手走下舷梯，服装搭配、举手投足间总有默契。2013年6月，他们在哥斯达黎加走访一户农家。
　　面对主人端来的点心，习近平很自然地拿起一块，表示“我们俩吃一块就行”，说着把点心递到彭丽媛面前，让她掰去一半。

　　2016年10月13日，习近平在金边看望柬埔寨太后莫尼列。莫尼列太后特意请习近平在西哈努克太皇生前常坐的椅子上就座。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各国对习近平的到访多给予破格礼遇：
　　俄罗斯国防部和作战指挥中心首次向外国元首打开大门;
　　英国王室用皇家马车迎请习近平夫妇进入白金汉宫;
　　柬埔寨莫尼列太后特意请习近平在西哈努克太皇生前常坐的椅子上就座……
　　G20汉堡峰会期间，每阶段会议后都有茶歇，茶歇后习近平总是准时返回会场。这时，有的国家领导人还在会场内外聊天。
　　主持人德国总理默克尔便说：“习主席进入会场了，我们现在可以开会了。”
　　七、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了新修订的中共党章，上升为全党的统一意志，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这是中共十九大的最大亮点。
　　注入新思想的党章明确提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章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显然，习近平指引的现代化新途径，不同于传统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产业革命和殖民扩张迈向现代化的历程，也迥异于“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
　　2017年，《资本论》出版150年;2018年，《共产党宣言》将迎来发表170年，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将届40周年。习近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习近平曾专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系统梳理社会主义500年的思想源头和演进。他总结中国近代以来对世界上多种主义制度的失败尝试和对社会主义的成功选择，尤其是改革开放近40年的经验，还从世界各国执政道路、理论、制度发展中寻找镜鉴，得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的结论，决定“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报道称，在中国模式中，许多人看到了自己国家的光明未来。对全世界雄心勃勃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项。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实践及其理论开拓表明，这不仅将使这个国家走出“历史周期率”、避免“塔西佗陷阱”，还对“历史终结论”作出了另一种回答，为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带来新启示。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覆盖了37个国家的调查表明，西方某些国家的支持率下降，在世界事务方面，更多人信任习近平会做正确的事情。
　　习近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的新时代，也是站在十字路口的人类探索发展路径的新时代。(记者：孟娜、章利新、李志晖、吴晶采写)

“中国何以富强”成时代之问       
http://www.CRNTT.com   2017-11-17 08:23:49


　　重返传统有助摆脱话语困境

　　如何医疗近代以来尤其当下中国一些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时的卑怯甚至心理创伤？恐怕首先要靠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的发展和复兴，通过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等各领域的持续提升或改善。新中国成立以前，部分知识分子想维护或恢复儒家文化那么艰难，就是因为那时中国太落后了。“如果儒家那么好，为什么会让我们的社会比西方落后那么多？”西化派一句话就把那种努力噎回去了。

　　历史事实表明，只有取得实实在在的成绩并让大多数国民感受到了，才有助于提升民族自信。这种自信，又是弥合百年来的心理卑怯并重建自身话语体系的先决条件。

　　有了民族自信后，我们更要在实践中避免继续戴着西方话语的镣铐跳舞。笔者这些年来在参加学术会议时发现，即便一些已有民族关怀情绪、认同中国模式的学者，在发言时往往也说着说着英文法文就溜出来了，好像不说那些所谓外文的原文，就无法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些人虽也意识到这方面问题，但还是陷在西方话语里走不出来。

　　要想跳出这种话语困境，需要适当重返自己的历史传统。如果不对传统制度给予正面表述，就难以对当代制度甚至道路进行有效辩护。唐代杜佑曾着《通典》，那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制度史研究著作。而中国的制度研究主要就指治理研究，因为当时中国只有王朝，没有所谓政体分类之说，我们的制度基本就是“治道”，探究如何“治国平天下”。

　　从古至今中国都有“治道”优势

　　王朝有兴衰，治道有沿革。管理好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这种治理经验在中国的世代变革中始终有相关性。离开这个现实而去反覆琢磨源自小国林立的西方的那些政治经验，怎么可能为中国发展找到答案？

　　如果摆脱西方基于政体的政治学标准，而以治理作为衡量和判断中国的尺度，那么中国无疑在世界上做得最好。这个有据可查，可以和古代世界任何大的帝国相比，也可以与现代的美国和任何欧洲国家相比。如何治理好一个版图大、人口多的国家，中国在这方面拥有独特经验。

　　这种独特的治理经验，从古至今一直保持着它的某种沿革。一个典型例子，我们现在的反腐就在使用传统上的巡视制度。这种制度在汉武帝时创立，后被历代沿用下来，至今仍然有效。另外还有郡县制，也是延续到了现在，使中国虽有民族分离主义闹事，但绝难产生分裂。再看看西班牙、英国那些国家，面对国内离心力量，它们连保持国家统一都面临困难，怎么能跟中国比治理呢？

　　因此，我们现在讲摆脱卑怯建立制度、文化上的自信，需要以研究传统制度为基础，它的下层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层就是治理经验和观念。只有从传统入手，弄清楚它的历史沿革及至现在的存在形式，我们才能找到自身话语的表达语言。

　　当代大学的学科格局已经形成，不可能一律废掉，所用教材也基本上是西方教材的翻版。我们不能说这种学科设置绝对不好，因为它至少有助于了解西方。但从建立制度自信的角度看，这些学科就有明显弱点，即都没能把相对应的中国史学内容完整纳入其中。为此，现代大学学科教育应设法强化对中国史学的引入，比如中国的政治制度史、经济制度史等。加强对中国传统的了解，并与西方学科及其历史形成比较，更有利于建立对自身道路和制度的自信。

“中国何以富强”成时代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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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时代命题呼唤中国理论

　　如前所述，某些人的不自信，改变起来可能还需更长时间，对此我们无需过于担忧。存在一些所谓自由激进主义的个别声音也不全是坏事，那些人其实就是书呆子，他们对很多西方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也不完全熟悉，只知道用所谓美妙的概念来套中国现实。难道西方人权民主化的那套理念与西方人权民主的现实没有反差吗？当然有，这也是我们很多国人“一出国，更爱国”的原因之一。现在中国的90后00后在这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因为他们大多是在优渥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到国外一看很多方面还没中国好。这其实也是自信建立的过程。只要中国继续这样保持稳定和发展，再过一定时间，现在我们所焦虑的问题都会大规模消失。

　　到那时候，整个中国发问的形式也将改变。近代以来我们一直探究“西方何以富强，中国何以贫弱”，但复兴后的中国需要解释的是自己如何从过去的贫弱变得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东西方实力的变化如此巨大，以至于西方知识分子都在讨论中国何时超过美国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更有利于我们重拾自信，它将自然而然地改变人们看待中国的视角和方式。

　　总的来看，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中国人对于自身道路和制度的自信正在成长。一个时代的发问方式，取决于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而发问方式的改变，将引导那个时代全部学术思潮的变动。现在的时代问题就是“中国何以富强”，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大问题，因为这不是一个弹丸之地、而是一个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了中央。如果学术不回答这样的问题就算不上学术了。而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其中某种回答会被更为广泛的接受，最终变成主流思潮。

　　毫无疑问，我们已在目睹这种思潮的涌起。在西方经验及其学科体系无法解释中国实践的情况下，源自中国自己的理论解释将会逐渐成长起来，具有这种情怀和自信的知识分子正在逐渐增多。在这种大背景下，即便仍有小部分知识分子抱着西方那套话语不放，我们也无需多虑，相信时间会给他们答案。


　　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吴振奋：只留清气满乾坤       
http://www.CRNTT.com   2017-11-17 00:14:47


　　中评社北京11月17日电／吴振奋：只留清气满乾坤　  

　　作者　吴振奋　 福建泉州　 企业管理  

　　初心愿景梦寥廓，  
　　双庆百年钦党国。  
　　天地人间弘志气，  
　　东西南北浚江河。  
　　青山绿水恩情重，  
　　红日蓝天利益多。  
　　五位齐头行豪迈，  
　　六神携手立巍峨。  

　　作者注：  

　　 1） 初心愿景特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 双庆百年指建党一百周年和建国一百周年。  
　　 3） 天地人间比喻“三严三实”。  
　　 4） 东西南北比喻“四个全面”。  
　　 5） 五位齐头比喻“五位一体”。  
　　 6） 六神携手比喻“凝心聚力”。

伟达：中共十九大的历史意义
2017年11月17日 星期五 03:30 AM
文/伟达
来自/联合早报
Sina Weibo  Email

中国聚焦

中共十九大宣布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期间朝鲜的金正恩没有射弹添乱，海外“爆料”的郭文贵也鲜有大动静。看来，中国的事情，最后成败还在于自己，外界的影响干扰毕竟有限。

如何判断中共十九大的历史地位呢？笔者认为应予以综合考察，可以有四类标准：一种是官方的标准，一种是非官方的标准，一种是现实的标准，一种是历史的标准。


当这四种标准高度接近或者吻合时，中共党代会的结果一般比较成功。这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中共七大、八大、十二大和十三大。

当四种标准有一些差异时，党代会的结果比较走过场及平庸，如十一大、十四大到十八大。

当四种标准发生重大冲突时，党代会的结果往往酝酿出灾难，譬如“文革”期间召开的两次党代会九大和十大。

这其中最典型的包括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该大会高度团结统一了全党的组织和思想，确立了毛泽东的最高领导地位并正式推出了毛泽东思想。当时中共尚为在野党，与执政的国民党比起来，显得廉政、高效、亲民。譬如在解放区的土改政策，就极大地调动起亿万农民的积极拥护。

于是尽管在军事实力、武器装备、重点城市占有等方面不如国民党政权，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却能够在七大召开后的短短四年多时间里，就打败蒋介石政府，夺取了全国政权。这也印证了这样的真理：“团结就是力量”“得民心者得天下”。

再有就是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该代表大会改革开放，民主透明的程度堪称前无古人，令世界为之耳目一新。当时新任总书记赵紫阳率新常委首度穿着西装与记者见面，并当场与海内外记者展开了友好、坦率、幽默和大度的问答。可惜的是，十三大虽然赢得了光荣的历史地位，但其确立的发展方针却在后来严酷现实冲突中遭遇挫折，也可见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征程充满坎坷。

还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1969年4月举行的中共九大，该大会使“文革”的罪恶荒谬登峰造极。虽然官方舆论三呼万岁，并把当时的副统帅林彪作为接班人列入党章，但最高权力层已经酝酿着巨大的冲突分裂。整个大会方针证明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并在两年半后发生了折戟沉沙的林彪叛逃事件，也实际提前宣告了“文革”从理论到实践的破产。

再看一下刚结束的中共十九大的情况。官方的声音几乎高度整齐划一，众口一辞支持拥戴第五代领导核心及其施政方针；而非官方的声音出来不多，对目前官方的各种举措也有不同看法。新的最高领导层年轻化有些滞后。

现实的因素比较复杂，一方面西方社会的经济增长放缓，并在文明冲突方面遭遇难题甚至危机。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经常陷入内外政策的争议之中，有些自乱阵脚。中国经济虽然基本企稳，但内在结构改革幅度不大，而且中国也不能不受世界整体经济形势所影响。

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趋于恶化，尤其是朝鲜核危机，可能随时引发半岛重燃战火。中印边境争议、南中国海争端、中日韩之间矛盾、台湾问题、香港问题等等，也都处于无解僵持阶段。

而历史的曲线为中国展示出了两种走势：一种是中国崛起的上升势头，还有一种是时代价值的深刻召唤。对于上升曲线，期待中国争取顺势而为；而价值进步的前景，依然充满冲突和挑战。

十九大为未来开出的药方，似乎是进一步强化中央及核心领导权威，以高度国家意志主导个体存在与走向，靠党和政府的领导力办事。

由此看来，中共十九大超越十三大境界的可能性很小，而成为七大那样促发一统天下的势能，不是没有可能，前提是未来几年不出现重大失误。

作者是在美国的

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习近平总书记中外记者见面会讲话启示⑩

本报评论员
2017年11月17日03:43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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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言志，歌咏言”。在中国文化传统里，没有比诗歌更能直陈胸臆、抒发心志的了。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以诗言志，吟咏的是墨梅不慕虚名、绽放清芬的品格，彰显的是大国大党的自信，表达的是从容清醒的定力，传递的是埋头苦干的意志。诗意的表达，让人们看到一个古老民族走向世界的气度、一个走过近百年的政党面对未来的胸襟。

　　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这样的自信，源于这个民族由衰落沉沦而巍然屹立的复兴历程，源于这个国家由一穷二白而繁荣昌盛的发展奇迹，源于这个政党带领亿万人民战天斗地、改天换地的奋斗传奇。中国的发展进步赢得举世瞩目，但相伴而来的并不只是鲜花和掌声，各种抹黑唱衰中国的舆论一直不绝于耳，各式“中国崩溃论”从来没有中断过。不过，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日增，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日增。“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今天的中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于5年砥砺奋进中抵达新的发展方位。

　　凌寒怒放的梅花，一直盛开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习近平以之写照当今中国，更昭示着一份不争春的从容、不畏寒的定力。从拉开改革开放大幕，到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再到沉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党一直不为风险所惧、不为干扰所惑，推动中国这艘巨轮行稳致远。面对“捧杀”或“棒杀”，面对困难和考验，我们党之所以“千磨万击还坚劲”，始终“咬定青山不放松”，最根本的是因为作为一个人民政党，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抱定的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崇尚的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情操，“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词”。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坚定自信、保持定力，更需扬鞭奋蹄、击水中流。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难走的路在后半程。当此决胜全面小康之际、当此百年目标交汇之期，我们更不能沉湎于鲜花与掌声，更需要砥砺前行的勇气与能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惟有坚定前行的方向、找准发展的节奏，才能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于花繁柳茂处拨得开、于风狂雨骤中立得定，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劈波斩浪。

　　共产党人不求清誉、不尚清谈，愿得清朗留天地，只留清气满乾坤。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上，新的征程正在我们面前展开。只要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定自信、保持定力、踏实前行，就一定能以共产党人的奋斗写就神州千秋业，将民族复兴的梦想化作乾坤万里春。


　　《 人民日报 》（ 2017年11月17日 01 版）

瑞信：中国财富总值位居全球第二       
http://www.CRNTT.com   2017-11-15 17:17:21


　　中评社香港11月15日电／瑞信研究院（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提交的2017年《全球财富报告》数据显示，中国财富总值位居全球第二，达29万亿美元，落后于美国的93.6万亿美元，但超过日本的23.6万亿美元。

　　卫星新闻消息，根据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7年，中国成人平均财富从5410美元增加至26870美元。此外，目前10%最富有的中国人拥有该国财富的72%，而百万美元富翁人数达200万人。

　　目前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口中包括2668名中国居民，他们拥有全球财富的50.1%，而10%的居民拥有全球财富的86%。

　　近10年，全球财富总值增长27%，达280万亿美元。                                             

陶东风：梁晓声的知青小说的叙事模式与价值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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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子 于 2017/11/16 9:47:4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耶子按：
     作为一代知青，梁晓声一直是我极其反胃的“知青作家”，有时我甚至认为这是一位别有用心误导下一代和危及历史精神的有罪的“知青作家”。
     转载的以下陶东风的这篇文章，其中最让我赞叹的是将梁晓声最隐蔽和最具有诱惑性的邪恶特色价值观给揭示和点评得淋漓尽致。非常希望所有知青，以及被梁晓声知青作品给忽悠得异想天开的年轻一代都读一读陶东风的这篇文章。

   梁晓声的知青小说的叙事模式与价值误区
                                 作者    陶东风

    梁晓声是迄今为止最著名的知青文学作家，这不仅因为他的小说《年轮》《知青》等改编为电视剧后产生了罕见的巨大影响，更因为他的小说建构了两种有代表性的知青文学叙事模式。其一是“悲壮的青春叙事”“英雄叙事”（以《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为代表）。这种叙事的特点是在一个去政治化、去历史化的环境中（常常是艰苦卓绝的自然环境）歌颂知青的抽象英雄主义及其道德意义；其次是以《年轮》和《知青》为代表的对“文革”的娱乐化、温情化和他者化叙事。这两种叙事模式不仅在“知青”文学中很有代表性，而且体现了一种极具误导性、但又难以被察觉的关于那个时代的认识误区和价值误区，对此，评论界尚未予以足够重视。

    原载《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一、死亡冲动与没有悲悯的英雄叙事

    “英雄叙事”（或称“悲壮叙事”）出现于1980年代初，其代表人物是梁晓声和部分东北知青作家。“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回到城里的一代知青在短暂的兴奋后面对的是巨大的失落感和挫败感。 这些人大部分没有能够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身份与命运，也不拥有在都市生活所需的一技之长（其被戏称为“修理地球”的农耕技术在钢筋水泥的城市环境里毫无用武之地）。因此，知青中的大多数回城后很难适应，既无法被新时代新环境顺利接纳，也无法认同日益商业化的新时代新环境。失落感或挫败感引发严重的焦虑，需要心理调节机制加以缓解。于是原先不堪回首的往事逐渐变得可爱起来。这种身份认同危机及其引发的焦虑感是他们抬出“青春无悔”的重要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梁晓声解释知青返城后的各种集会时说：“集会的动力既有保持感情的因素，也有依持互助的心理需要，还有引起社会关注的本能意识。至于集会时大发‘青春无悔’的感慨，亦或‘还我青春’的呼喊，倒是根本不值得‘友邦惊诧’，更不值得大惊小怪之事”；“一旦自己稍稍混好了，无视自己广大同类的生存现状，不从同类心理需要的深层加以体恤理解，指手画脚地嘲为‘愚顽’，实在是很讨厌的。” 梁晓声并直言，此类集会，犹如“火炉”，“那‘火炉’是心理需要，集会是形式现象。” 梁晓声这番话倒是说出了“青春无悔”云云的根源其实是那些还没有“稍稍混好”者们的“深层心理需要”，也就是一种自我安慰。

    在我看来，“悲壮的青春”作为宏大英雄叙事的基调，其本质和“青春无悔”一样，是知青在新环境下产生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面对荒废的过去和格格不入的现实，如果连心理的“无悔”幻觉、“英雄”幻想都不抓住，那还怎么活下去？ 当然，由于官方对“文革”的否定，他们又不能把青春无悔与肯定“文革”联系在一起。于是，梁晓声等作家就寻求改变话语策略，通过塑造抽象的道德英雄、歌颂一种似乎是去政治化的、与特定时代环境无关的人格力量，迂回、间接地为自己失败的青春辩护。换言之，这种悲壮青春叙事的核心，是从对知青运动的具体社会历史反思，转向对于知青一代被去政治化了的所谓“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抽象道德赞美——说它抽象，是因为它完全脱离这种“主义”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和具体政治内涵，特别是它和极左思潮的深度纠缠， 把它当作一种抽象的精神美、人格美和道德美加以赞颂。 梁晓声《我加了一块砖》（《中篇小说选刊》1984年第二期）谈到：自己创作知青系列小说, 就是为了一个社会性的目的, 即“为了歌颂一代知青”，给他们“树一块碑”“加一块砖”。在他看来, 虽然“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荒谬的运动”，但是“被卷人这场运动前后达十一年之久的千百万知识青年……是极其热情的一代, 真诚的一代, 富有牺牲精神、开创精神和责任感的一代。”好像知青的热情、真诚、牺牲精神和上山下乡运动是可以而且应该分离的。这种认识就是梁晓声知青小说创作的思想基础，在评论界也不乏回响。比如有一种肯定梁晓声和知青精神的观点认为：“当青春的热情被极左路线扭曲变形时，并不能否认这种热情本身的美好和纯真。” 这种观点无异于说：知青是为理想主义献身的精神群体，我们不管这个理想在今天看来有多少问题，也不管它和那个时代政治运动的关系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毕竟献身了，我们毕竟有过虔诚的理想主义，因此我们在人格上远高于那些根本没有献身精神和献身行为的平庸之辈，至少我们并非碌碌无为。其背后的逻辑是：一个有理想、信仰、有献身精神的人，不管他的理想、信仰、献身精神的具体内涵是什么，是否给社会带来危害，必定高于那些根本没有理想、信仰、献身精神。我们要颠覆的恰恰就是这个逻辑。

    在梁晓声第一部重要的知青题材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北方文学》1982年第8期）中，其英雄叙事已经基本成型。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我”）的叙述：北大荒兵团的某连队，由于选点错误（选了一个叫“满盖荒原”的极度荒蛮之地建点），结果导致连年歉收，团里决定解散它。在老连长宣布“解散令”时，遭到小说主人公、副指导员李晓燕的激烈反对，李代表全连立下了军令状：开垦“满盖荒原”，“当年开荒，当年收粮”。几天之后，“我们”这支垦荒先遣队就冒着风雪向“满盖荒原”进发，开始了征服自然的进程。这个神秘的“满盖荒原”被死寂的无边大泽挡着，人称“鬼沼”。进入这个地方的知青们犹如于进入了存在主义情境剧所制造的宿命环境：或者战胜险恶的自然，或者被自然吞噬。小说艺术上的最大特色在于把故事的时代背景淡化，人们好像到了一个与时代完全脱离的荒野，巧妙地回避了敏感的政治问题，突出抽象的与大自然搏斗的主题。这个处理方法此后成为梁晓声小说艺术的基本特色。

    这个征服环境的过程也是一个英雄诞生的过程。小说塑造了一个同心协力、视死如归、肝胆相照的垦荒集体。但垦荒行为不是作品所要表现的主旨。它着力揭示的是这一垦荒集体在与暴虐自然的冲突、抗争、搏斗中体现的英雄主义人格力量和道德品质，从而使他们从身躯到灵魂都闪耀出革命英雄主义的光辉。梁晓声擅长在雄奇、阔大的背景上，在险象丛生的环境中塑造粗犷、悍勇、刚烈的人物形象，谱写英勇悲壮的英雄主义战歌。他笔下的人物和情节常常带有某种传奇色彩，场景描写洋溢着北国边陲特有的气息。通过粗蛮和暴虐的大自然来衬托“大写的人”：这个人始终坚强地挺立着，没有屈服于自然的暴力（比如“摩尔人”王志刚一个人杀死了三只狼）。这也是梁晓声小说的特点：调用传统小说中的“好汉”元素来塑造当代的知青英雄。作者讲故事的才华是出众的：历险故事，三角恋爱……一切吸引眼球的元素都具有，并且不着痕迹地化成一个完整的叙事圈子。

    但问题在于：发生于上山下乡时期的所谓“战天斗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征服自然行为，也不是单纯的劳动生产运动，它本质上是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发生的、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内涵的政治运动。离开了这个性质就无法在社会理性层面断定其正确与否。上山下乡时期那些“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举”，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非科学性，不但其经济效益是极度可疑的， 而且牺牲了无数知青的宝贵生命。

    由于偏离了社会理性视野，小说在“英雄主义”“集体主义”掩盖下的价值观是成问题的。比如，小说的第一人称主人公“我”（明显带有作者本人色彩）似乎只知道赞美英雄牺牲的壮烈，却没有普通人的基本情感。“我”的妹妹梁姗姗与一个男知青恋爱，这种知青之间相濡以沫的故事当然只能以悲剧告终。“我”并未追究这个悲剧的根源，而是在获知妹妹的恋情后狠狠地殴打她，原因就在后者违反兵团规定谈了恋爱并怀了孕。他没有对妹妹的基于人性的基本情感。“我”唯一关心的是“鬼沼终于被征服了”“我们终于变成了英雄”。作品最后的“升华”仪式是：“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幅空旷的建设图景，一个打不倒的英雄诞生了。想当英雄想疯了的人是只有死亡冲动而没有人情味的非人。

    文学作为人学，其最高的价值尺度就是人的生命，生命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面对知青年轻生命的消失，作家即使不能对当时的社会历史进行深刻反思，其内心涌动的也至少应是悲悯与痛楚，而不是“英雄终于诞生了”的豪情。所谓“悲壮的牺牲”不应该是定义一个所谓“英雄”的冰冷符号。有一位网友说得好：“时至今日，读完这篇小说（指《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引注），掩卷深思。我依然会觉得悲哀，茫茫雪原，人是多么卑微的存在，却偏要背负所谓英雄的理想，所谓悲壮的无奈。他们会不会想到，喧嚣一时的知青大潮过去之后，天地重归空旷，而他们曾引以为傲的一切：种出的林，垦出的田，养大的马，甚至死时的墓碑，都已消失不见了……”

耶子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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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耶子  手机绑定用户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16 9:53:15    跟帖回复： 凯迪APP－随时随地，想上就上   沙发
    二、是忠勇还是愚昧？

    ——重读《今夜有暴风雪》

    《今夜有暴风雪》（1984年）是梁晓声另一部轰动一时的知青小说。在小说的“序言”中，梁晓声率先打出了自己的“忠诚”观和“英勇”观：“在人人需要证明忠勇的时代，英雄主义是青春的至高涅槃，葬青春之土地，岂不为神圣的土地？葬土地之青春，真所言忠烈之青春。”这番宣言慷慨激昂但又极度可疑：对谁的“忠”？为谁而“勇”？“葬青春之土地”必定“神圣”吗？何种“英雄主义”可谓之“至高涅槃”？为谁“涅槃”？这些被梁晓声所崇拜的所谓“忠勇”人格、“神圣”道德经得起理性的检验吗？

    这篇小说的问题就在于回避了这一切具体追问，把“忠勇”“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献身精神”等等抽象化为一种超历史、超时代的道德人格。梁晓声说：“凡留下开拓者足迹的地方，注定有卓越的精神之光闪烁。纵然时代扭曲而此精神不可亵渎，纵然时过境迁而此精神不可轻薄。”“精神”既然可以脱离扭曲的“时代”而“独立”，因此也就逃离了历史反思。的确，扭曲时代的精神不见得必然也是扭曲的，但是扭曲时代的主导精神一定是扭曲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扭曲时代”了。能够与这种“扭曲时代”的主导精神抗衡、不受其摆布和控制，依靠的是个人独立思考的力量和独立选择的勇气，它在当时一定是非主导的、反潮流的（比如对盲目的英雄主义的反思）。很遗憾，我们在梁晓声的小说中看不到这种反潮流的力量和勇气。他歌颂的恰恰就是当时主导地位的时代潮流——盲目的英雄主义。

    对于一个具有主体性的、经过现代文化启蒙的人而言，没有对个人生命和价值的尊重，没有个体选择和理性思考的自由，没有个人内心的道德觉醒，所谓的“英雄主义”和“献身”就是盲目的，所谓的“忠勇”就是愚昧的。正如许允仁说的：“英雄的本质在于，他必须是一个永远从自己本真的体验中寻求价值方向的自我主导的人。” 具体到中国的“文革”时期，我们要问：到底有多少知青（当然不仅仅是知青）是在独立思考的环境中经过自己的道德自觉选择了这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选择了献身？他们有真正的道德自觉吗？他们可以不选择这种献身吗？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不要这种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我也不想献身，我只想做一个人”吗？我们必须区别基于个人道德自觉的献身和随大流的、甚至是迫于形势的“献身”。如果把自己被迫、被愚弄、被蛊惑的理想和献身当作值得大加赞扬的“忠勇”，不免愚蠢而且可悲。自以为“英雄”，其实是虚假理想的牺牲品。

    那么，梁晓声小说中的这种“忠勇”，是建立在个人自由选择基础上的，还是建立某种意识形态幻觉基础上的？是尊重个人生命和价值的还是扼杀个人生命和价值的？让我们来看看小说吧。

    《今夜有暴风雪》描写的是1979年知青大返城前夕北大荒某兵团在一个晚上集中发生的事情。小说一开始，梁晓声就用自己一贯擅长戏剧化描写手法，把北方极寒之地的夜晚那种萧索和荒凉写得极具冲击力，同时也把作品主人公推进了了一个类似存在主义情景剧的严峻环境：在这个极寒之地，北大荒40万知青返城大潮汹涌，兵团正在面临解体，每个人都面临生死攸关的人生选择。

    此时此刻，大批知青正人心思走，正在为回城与兵团领导进行激烈斗争，也是在这个夜晚，兵团某师二团工程连战士裴晓芸第一次有资格在边境哨位上站岗，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和神圣感。在她的身边只有一只叫“黑豹”的狗陪着她。裴晓云不断地回忆自己的身世，回忆自己如何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不能发到枪，不能站岗，不能成为真正的兵团战士。因此，这种回忆充满了强烈的自豪感和尊严感。

    鲜明的对比于是就出现了：这边是裴晓云一个人在站岗，那边则是一帮知青在闹着要回城。由于兵团团长马崇汉并不想让所有的知青都回城，私自扣下了兵团总部要求三天内办理回城手续的通知，大量知青包围了正在紧张开会的兵团会议室。形势非常紧张，冲突一触即发。在梁晓声故意安排的这种对比之下，知青们的不同选择——闹着回城还是坚守岗位——被处理成了两种道德和人格境界的差异：小人和英雄的差异。

    不得不承认，梁晓声的这部小说感动了并正在感动很多读者，即使读者在理智上对于作为一场巨大政治运动的上山下乡（包括兵团）是持否定态度的。这值得我们深思：梁晓声是如何做到这点的？

    如上所述，梁晓声知青小说的巧妙之处是：他从来不从政治学、社会学意义上肯定上山下乡和知青运动，而是通过小说进行“曲线救国”。他采取了去历史化、去政治化的方式，把知青的所谓英雄壮举、献身行为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政治内涵抽空，让它发生在几乎是没有具体时代特征的抽象环境中。知青运动、上山下乡运动与极“左”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被尽可能淡化，变成了一个在遥远的边疆偏远地区发生的人和自然搏斗的故事。同时调动一切修辞手段，竭尽煽情之能事，把“英雄”的献身行为写得惊心动魄、绘声绘色，于是，他们的可歌可泣的 “精神”本身似乎就获得了一种美，一种悲壮和崇高的美，我们很可能会被他的献身精神和献身行为而感动，不再去追问献身的对象、目标、结果到是什么，是否应该值得为之献身。“文革”或其他极“左”意识形态对知青和边疆建设兵团的消极影响被降到了最低程度。比如，这篇小说尽管也写到了出身论，但是和《在小河那边》《伤痕》不同，出身论的伤害在小说中不但被极大地简化（常常一笔带过），而且出身不好的人常常被故意赋予了比别人更好的命运。在小说中，正是出身不好的裴晓云得到了根红苗正的男主人公、男英雄曹铁强的爱情。 它所强调的不是出身论对个人造成的巨大心理伤害和现实歧视，而是强调它实际上没有什么威力，相反遭到了上上下下的一致抵制，因此没有对人对社会造成多大伤害。这是很有意思的差别（电视剧《知青》延续了这个思路）。

    换一个角度看，这种抽象的道德人格其实非常可疑。裴晓云长期遭受出身论迫害，好不容易第一次拿到了枪，第一次站岗，因此心里对“祖国”、对“集体”充满了感恩心理，连生命也置之度外，作者把这种精神、这种行为写的可敬可佩、可歌可泣，却没有或几乎没有写到她对于出身论的反思。相反，裴晓云在长期遭受歧视、迫害后也没有丝毫怨言（更不要说反思出身论的体制根源）。这种缺乏批判精神和自我意识的“献身英雄”真的那么值得肯定和歌颂吗？在我看来，裴晓云的死所唤起的恰恰应该是作者的悲悯、抗议，特别是怒其不争，而不是赞美。

    为了达到去政治化的目的，小说调用了一些与“文革”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几乎无关的、抽象的人性元素和叙事元素，比如主持公道、匡扶正义、向权力说不（比如男主人公曹铁强帮助小瓦匠和团长以及警卫排长的斗争就是非常典型的；再比如对于男女主人公曹铁强和裴晓云的爱情的处理，特别是有一年春节，裴晓云和曹铁强两个人单独在兵团的各种有趣故事）。这一切都大大增强了小说的故事性、趣味性，且有效迎合了读者阅读古典小说时培养的审美习惯。故事中的很多元素取自人类情感的母题或原型（它们在传统小说或民间故事中得到过反复表现）。即使是小说通过回忆形式叙述的曹铁强母亲遭受的政治破坏，也被描写成抽象的“烈女”和抽象的强权之间的斗争，曹铁强被塑造为一个侠义心肠的好汉，曹铁强的奋斗动力被描写为“不给爸爸妈妈丢脸”，他们的家庭变成了一个“好汉”家族。特别可笑的是：自己的母亲被极“左”路线夺去了生命，曹铁强不是努力去了解、反思和批判这个路线，而是要“知道母亲是从哪一座山崖跳下去的”，然后去征服这个山崖（仿佛这个“山崖”才是凶手！）。如果他的母亲是从楼上跳下去的，那么他是不是要去炸掉这个楼？这样就不会发生类似悲剧了？

    由于很多读者往往不具备自觉的反思能力，梁晓声对于知青运动和上山下乡的这种处理一方面弱化了作品的社会反思力，减少了作品的意识形态色彩；另一方面又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所谓“艺术感染力”，通过英雄叙事来强化作品的道德力量和审美力量。

    梁晓声在《今夜有暴风雪》中以叙述人的口吻充满激情地赞美兵团知青说：“他们不怕死，只要能做英雄。”“他们就怕平凡的生活。艰苦他们已经习惯了。”“‘平凡’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软性的挑战。他们没有足够的耐力应付这种挑战。渐渐冷却的政治兴奋在他们身上转化成追求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歌的激情。”说的直白一点，这种激情就是求死精神。

    有人一心求死，渴望成圣，当然是他的自由。但一个有悲悯之心的作家却不能赞美这种“死亡冲动”，更不能以之为标准评价人，蔑视那些奉行“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凡人。《今夜有暴风雪》没有对挣扎于边疆极寒之地的小人物给予足够的关爱，相反却表现出极大的冷漠甚至蔑视——如果他们没有英雄壮举的话。小说中有这样的细节：小瓦匠和刘迈克在一次山洞里进行爆破时出现了险情，刘迈克扑在炮眼上救了小瓦匠一命。这时作品这样写小瓦匠的心理活动：

    他心中是多么羞惭啊！扑在炮眼上的应该是他！受伤的应该是他！掩护别人的应该是他！应该是他小瓦匠！他不是对自己那么自信过，在危险的时刻，自己肯定会表现得象个英雄人物吗？他不是曾经希望过生活为自己创造一次这样的时刻，让自己有机会表现出英雄的行为么？他不是曾经对自己说过许多不怕死的话么？这类豪言壮语不是都工整地写在自己的日记上了么？他不是曾经那么神往地想象过，假如某一天自己英勇壮烈地牺牲了，他小瓦匠的日记，也会象张勇、金训华等烈士的日记一样，被千百万知识青年满怀敬意地去读么？这种想象曾给他带来过多少不被人知的安慰！

    小瓦匠啊小瓦匠，这个常常受到别人揶揄和奚落的弱者，这个在现实中常常对自身的价值产生悲哀的心灵苦闷孤寂的人儿，仅仅是靠着这样一种对英雄人物和英雄行为的想象，才能够在心理上获得一点点和别人平等的自我意识啊！

    可是今天，连这一点点稳定自己心理天平的虚幻而又真实的东西，他都丧失了！

    他的整个心理天平倾斜了。

    他对自己彻底绝望了。

    在危险的时刻，他成了一个可耻的逃生者，做出英雄行为的时机被别人占有了。

    小瓦匠不但没有庆幸自己被救，相反背上了极大的类似自戕自虐的心理压力，而原因居然不是别的，而是错过了成为英雄、成为模范、其日记被广泛诵读的机会。他痛悔这个机会被别人抢了去。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做英雄原来是为了成为被后人崇拜的“革命烈士”，这个动机真是不纯得可以。

    一个靠对革命意识形态灌输的英雄想象才能找到自己的尊严与平等感觉的人，是可怜的，他需要的是现代个体权利意识的启蒙，而不是整天做着“烈士”梦。在流行这种畸形价值观的世界，做人真太难了，他们被推到了要么牺牲（被人崇拜）要么苟活（被人蔑视）的两难境地。在表现知青回城问题上，梁晓声虽然没有明确说知青不应该回城，但他的价值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只有选择留在边疆的人（如裴晓云）才是值得崇拜的“英雄”。作品中所有那些得到作者赞美的人物，或者成为了烈士（裴晓云、刘迈克），或者选择了留在兵团（曹铁强等），他们都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北大荒；而选择回城的知青则受到蔑视（以郑亚茹为代表）——作者的蔑视和他们自己的蔑视（郑亚茹虽然回城了，但是却失去了男友，成为连自己也瞧不起的逃兵）。

    这样，《今夜有暴风雪》就以有无英雄之举为标准建立了道德、人格和精神的等级制。小瓦匠不仅用这个标准自虐，而且以这个标准虐人（用于自己的弟弟）。在发放知青回城资料的大礼堂，小瓦匠看见弟弟身穿一件崭新的军大衣走进来，弟弟的脸也是清洁的。他以为弟弟没有参加昨夜的救火行为，当即怒火中烧：“为什么是清洁的？！为什么不是肮脏的？！”小瓦匠的弟弟立刻成为所有人、首先是自己的亲哥哥蔑视的对象。当弟弟走到他身边站住叫了声“哥”时，小瓦匠“猛地转过身，吼道：‘别叫我哥！’‘你不是我的弟弟！你给我滚出去！’‘我揍你！’”因为怀疑弟弟没有参加救火就要断绝兄弟关系，这个哥哥的英雄梦真是无情得可以。当然，小说随即告诉我们，其实是小瓦匠误会和冤枉了自己的弟弟：这件新大衣其实是团长借给他的，因为他自己的衣服昨夜救火时差不多烧得无法穿了。这个可怜的弟弟这才重新得到了（或者更准确地说被作者赐予了）做人的资格。这是多么残酷的英雄对于凡人的歧视。在此我们要问的是：如果这个可怜的弟弟真的没有参加救火，他就理应被歧视，永远得不到哥哥和别人的原谅、永远抬不起头而只能带着羞耻活着吗？难道做出英雄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歧视凡人的特权吗？“英雄”的符号难道比人的生命、亲情更有价值吗？

    梁晓声的《这是一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都是写于1980年代，但对比北岛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那句“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的人道主义呼喊，梁晓声小说所颂扬的这种置个人生命于不顾的“英雄主义”，离启蒙主义的时代精神是何等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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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耶子  手机绑定用户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16 9:54:47    跟帖回复：    第 3 楼2017广州男科医院排名
      三、疑团重重的道德理想国

《年轮》（1994）是梁晓声又一部重要的知青题材小说，但这部小说写的主要是知青返城以后而不是下乡期间的生活，其主题是：返城后如何在充斥势利小人的恶劣城市环境中继续发扬知青群体相濡以沫的精神，维持知青命运共同体的血肉联系。虽然小说对于知青返城后生活的描写并不成功，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都非常有限，但小说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灾难的书写方式仍然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所谓“社会灾难”，与自然灾难相对，是指特定时期由于人为因素、特别是上层重大决策失误或意识形态偏见而造成的、给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造成重大伤害并波及大量受害者人群的集体性灾难。在当代中国，“文革”就属于这种意义上的社会灾难。如何书写这种社会灾难，不仅是一个文学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和伦理问题。梁晓声的《年轮》涉及了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其所体现的几种叙事模式及价值误区在同类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小说一开始就写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那一年是一九六一年。“从一九六〇年起，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在不同程度地挨饿，有的省份，成百上千的人被饿死。”但作者紧接着说：“饥饿居然使中国人之间都有那么点儿惺惺相惜。” 于是饿殍遍野是时代变成了“将心比心的时代”，坏事变成了好事。为了体现这种“惺惺相惜”，在梁晓声笔下，大饥荒不但没有给当时中国的社会道德、人际关系造成灾难性的破坏，恰恰相反，它极大地促进了、改善了人际关系和道德状况。这个时代的人们肚子可能是饥饿的，但是精神、道德却是充实的，甚至达到了空前的高水平。小说回避了对于饥饿场景和感受的描写，而突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第一章第一个重要情节就是主人公王小嵩所在的小学班老师曲老师饿得昏倒在讲台上，于是王小嵩和他的同学们家家户户争先恐后在第二天带着各种食物到学校：小嵩的妈妈从自己受工伤后工厂慰问她的十个鸡蛋中拿出四个鸡蛋；小嵩的邻居三奶把孙子剪掉的大头菜根一个一个捡回来，洗干净了要送给曲老师……。
梁晓声描写大饥荒，不是为了反思它如何败坏了社会道德和人际关系， 而是为了突出它如何锻造了伟大的人性，表明人际关系没有被破坏，而且变得更好了，空前地好了。不管梁晓声的主观愿望是什么，他的小说客观上告诉我们的是：饿死几千万人的社会灾难（而不是自然灾害）其实有良好的道德后果，它不但没有恶化而且空前优化了社会的道德状况和人际关系（按照《年轮》的这种逻辑，是否再来次大饥荒，中国就可以进入人皆尧舜的道德理想国？
其实小说根本就没有把大饥荒当作社会灾难处理，而是借助小说中的农民老大娘之口，把它表述为“自然灾害”：“刚盼着能过上几天好日子，又闹灾荒。老天爷不睁眼，干嘛这么和咱们中国人过不去啊。”因高层政策失误而饿死几千万人的社会灾难居然要怪罪于“老天爷”，充分体现了作家的政治觉悟。
不妨与张贤亮的《绿化树》做一个简单对比。《绿化树》也大量写到了饥荒，特别是知识分子遇到饥饿时候的种种人性展现。那些城里来下放改造的知识分子在难以忍受的饥饿面前一个个变得勾心斗角、猥琐不堪，完全丧失了人的尊严，更失去了思想的能力，整天想着的就是吃。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下不能超越动物性而成为精神性的或政治性的存在，一切都是为了延续生物本性的需要，因此根本不可能培育出道德，已有的道德也会丧失殆尽。道德就是人异于动物的东西，而人在极度饥饿中的人就会变成动物。
不要说“大饥荒”，就是“文革”大破坏在梁晓声笔下也完全没能摧毁《年轮》所描写的那个道德共同体，没能对其人际关系造成根本伤害。王小嵩、徐克、吴振庆、韩德宝从小是好朋友，他们在文革中虽然分属不同派系，但都把友谊看得高于派系原则，残酷的阶级斗争似乎根本没有渗透到这个韩德宝、王小嵩、徐克、吴振庆这个四人小圈子内部。一个戏剧性的情节是：属于一个派别的韩德宝因为和属于另一个派系的徐克是朋友就轻而易举地从后者那里得到了象征政权的图章。 这和“伤痕文学”中描写的“文革”导致情人之间相互仇杀、家破人亡、夫妻之间和父子母女之间的揭发、反目、叛变等行为，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 它给我们的感受是：“文革”这场所谓的大灾难其实根本就没有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什么真正的道德伤害。
《年轮》的另一个问题是对“文革”的闹剧化处理。
在伤痕文学中，“文革”被描述为一场给民族、国家、社会和个人带来巨大肉体和精神痛苦的惨烈灾难——尽管对这场灾难的反思不见得深刻；而在梁晓声的《年轮》中，“文革”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虽然荒唐却很有乐趣的时代，这种乐趣来自人们以自己的高超智慧戏弄的那些“左”派革命分子。
最典型的是王小嵩的母亲假冒“走资派”的情节：为了保住自己所在的工厂，特别是保住一心为工厂操劳的张厂长，也为了家里人和工友们有饭吃，她同意工友的提议，把自己当作“走资派”供红卫兵小将拿去游街批斗（因为每个单位都必须有“走资派”）。游街结束后，母亲等“走资派”被扔在郊区要他们自己天黑以后走回来，好像很凶残。但王小嵩去接母亲的时候，发现那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母亲正在兴高采烈的采蘑菇，并把蘑菇装在高帽里（很像菲斯克说的“周旋的艺术”）。临走时还把挂的牌子上的纸撕掉，“都捡回家去，过日子用得上的”。虽然王小嵩的邻居说“这又不是郊游”，可你看了之后觉得这就是一场郊游，好玩极了。就这样，母亲若无其事地充当了一次“走资派”，用自己的机智和乐观和“小将”们周旋了一次，大获全胜，还收获了蘑菇和木板。回到家后被拥戴为“英雄”，女工们凑了十几元钱给她，算是“赔偿损失”。
我们说，“文革”的确是一场闹剧，但却不是可以被普通百姓如此戏弄和调侃的闹剧，而是会要你命的闹剧，否则也就不至于搞得几千万人家破人亡了。我们也在其他虚构文本、纪实文本以及回忆录中了解到“反右”和“文革”中的确有不少误打误撞成为“走资派”“右派”的例子，比如《蓝风筝》中那个在揪“右”派的会上因中途上厕所而被“推举”为“右派”林大龙。这些荒唐的闹剧对于被戏弄者来说绝不是可以取乐的儿戏。只有权力制造闹剧来折磨你、侮辱你、戏弄你的份，而你不但不能戏弄权力而且不能做这个闹剧的旁观者（《蓝风筝》中的林大龙被批斗之死）。《年轮》这样的处理社会灾难给人的感觉是：“文革”对社会大众和个人都没有造成什么巨大的伤害，人民群众用一点小小的聪明智慧轻易地就战胜了它。也就是说，“文革”被写成了可以被随意戏弄的“纸老虎”。对于这个的“纸老虎”，我们还揪住它不放干什么呢？我们的反思还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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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耶子  手机绑定用户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16 9:55:53    跟帖回复： 消费观察——理性看待消费   第 4 楼
   四、反面人物的他者化和妖魔化

    在竭尽全力美化知青这个道德共同体的同时，《年轮》还把造反派妖魔化、他者化，以便把“他们”和“我们”当做两种人截然区分开来。这些人一个个面目模糊、蠢笨无比、语言苍白、毫无个性。一方面是“文革”的力量好像巨大无比，把所有人都卷进去了，但另一方面，这种恶势力又被作了神秘化和他者化处理，要么是一个看不见的影子，要么是个别面目模糊的妖怪。

    梁晓声使用了多种修辞技巧把这些“恶魔”“妖怪”从“我们”的队伍中驱除出去。首先是匿名化，使之成为在场的缺席：虽偶尔出场但面目模糊。比如那个占用郝梅房子的造反派在小说中被称作“那个男人”而没有姓名。还有一个最典型的情节：吴振庆因为把塑料膜壳内的毛主席的像换成了女朋友张萌的像而遭到严厉批判，批判他的那些代表“文革”极“左”势力的批判者都被“剥夺了”姓名而成为面目模糊的“一个男知青”“一个女知青”。他们的话语更是千篇一律，愚不可及，除了背诵毛主席语录是不会说话的。

    到了梁晓声2012年担任编剧的知青题材电视剧《知青》时，对极“左”分子的匿名化叙事更进一步发展为妖魔化、他者化叙事。 《知青》塑造了“文革”时期的一个“君子国”“好人国”、道德理想国，充满了正能量。然而，这个“理想国”不但在经验意义上是不真实的（这方面的评论已经很多），而且在价值意义上也是误导人的（这方面还很少有人深入谈论）。《知青》的最大危害，就是通过把“文革”时期知识青年、普通百姓和领导干部的主流群体塑造为明辨是非、心明眼亮、道德高尚、勇于和“四人帮”和极“左”路线殊死搏斗的君子、好人，从而把“文革”和极“左”分子妖魔化乃至异族/异类化，仿佛整个“文革”灾难是“上面”的一小撮野心家和下面的一小撮小丑在那里瞎折腾，甚至类似异族入侵，与大多数中国人无关，也没有伤及中国的整体。毫无疑问，通过这样的“文革”叙述，本剧达到的是忘记“文革”、回避反思“文革”、反思自我、大家共同推卸历史责任的目的。

    电视剧中的知青们好像完全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除了偶尔吹过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文革”和他们其实没有任何关系。比如，家庭出身问题是本剧涉及到的少数几个与那个时代相关的政治主题之一。虽然相关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大量知识青年在那个时期都因为所谓的家庭出身而被打入另册，遭到制度性的歧视。成分论是当时毒害了很多人道德-精神世界的、普遍蔓延的一种流毒。但《知青》通过周萍的形象告诉我们：家庭出身歧视在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市场，遭到一致抵制。剧中人除了吴敏这个被严重妖魔化的异类，无论干部还是群众，无论是知识青年还是老百姓，都根本不看重什么出身，没有什么“家庭出身”概念，也没有“阶级斗争”这根弦。大家都在与“成分论”进行着斗争。看了《知青》，我的感觉甚至是：正因为周萍是“资本家”出身，所以她才受到几乎每个人的偏爱和保护，男主人公赵天亮一见她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背她；刘站长一见到她就不可思议地认定这是“好人”，不遗余力地护着她；兵团女排长更对周萍说“目前许多情况都不正常”，“我们的国家不可能永远这样”。剧中的这些人不但道德完美，而且政治理论水平也超乎寻常的高，几乎人人知道这个“不正常的时代”不会长久。这样，似乎“文革”的极“左”意识形态根本没有对中国农村的古朴民风和老百姓的内在德性造成任何的实质性破坏，也没有对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系统、政治信念、人际关系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如果真的是这样，如果“文革”中的一切是如此不得人心且受到一致抵制，那么请问：这场历时十年之久、几千万人遭殃、几乎全民参与的闹剧、悲剧，怎么可能发生并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呢？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文革”中的成分论是一个从上到下得到贯彻的体制性行为，内在于极“左”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它是一系列与一个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文化教育权利挂钩的体制性安排。 这种局面不是设置几个“好人”能够扭转的。而且像吴敏这样的人正是因为得到政策和意识形态的支持，才会如此理直气壮地欺负周萍。而为周萍辩护不仅会被指责为“阶级斗争观念不强”“不讲政治”，而且要受到株连。而电视剧给我们的感觉恰好相反，好像正是那些坚持“正确”意识形态和党的政策的人（如吴敏）处处受到排挤、冷落，失去了所有朋友。

    其实剧本要告诉我们的正是：“文革”完全是一场和中国——包括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它的人民等等——无关的莫名其妙的“悲剧”。该剧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处理方面的一个基本特色，就是把极“左”灾难（“唯成分论”给人们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他者化、异在化，把极“左”分子（吴敏、公社和县“革委员”个别领导）另类化、妖魔化、漫画化，他们不但衣服穿得和一般人不同，行为与一般人不同，语言也完全不同。整天背毛主席语录的吴敏就是典型，别人说的都是人话，就是她说的是“鬼话”，言行举止完全像特务和小丑，她在兵团女一班完全是一个被彻底孤立的另类。吴敏仿佛不是人，是和“我们中国人”完全不同的入侵的异族，他们完全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和体制培养出来的，他们的荒唐之举和种种恶行，他们造成的灾难，也就与当时“正常的”中国和中国人无关，因此也就根本没有必要反思。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电视剧《知青》经常把极“左”势力对农村社会（以坡底村为代表）的肆虐描写成类似外族入侵的场面。公社革委会、县革委会的人到坡底村搜查所谓“反动书籍”的情节，就非常类似抗日电影中的“鬼子进村”，而坡底村人和他们的对峙也极似人民和日本鬼子的对峙：他们自觉站成一排，共同对付入侵的“敌人”。这是两类人和两种人的对峙，是外族入侵者和本土反抗者的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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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耶子  手机绑定用户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16 9:56:33    跟帖回复：    第 5 楼
    五、表现“正能量”有什么错？

    《知青》播出后受到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它的不真实：把知青生活写得太好了，把那个时代写得太光明了。对此，梁晓声回应称：任何一部剧都不可能全面描写那个年代里每个人的真实生活。我梁晓声不是在做知青苦难史的纪录片（如果是那样还不如直接写回忆录）。影视剧“不可能完全真实地呈现每个人的真实感受。再说个人的感受会因为当时的经历不同而不同，就像如果让知青共同回忆那个年代的温暖，他们可以列举很多催人泪下的故事，同样，如果将主题变更为回忆那个年代的残酷，故事依然不胜枚举。”“这部剧从一开始我就说过不是写‘我的知青生活’或‘我的支边经历’，而是通过展现知青生活带出那个特殊年代，我想让观众知道‘那个年代’什么样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再现知青的生活经历。”  梁晓声实际上间接地承认了《知青》中有大量虚构，但他强调这是为了突出黑暗时代的光明，传达正能量：“我选择在那样的年代里，更多传递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这种温暖并不是对时代的粉饰，而是我们在特殊年代也没有放弃对它的坚守。” 。

    表现黑暗时代的光明当然无可厚非，但问题是首先要充分写出这个时代的黑暗本质，否则就不成其为“黑暗时代”了，也就谈不上什么对“光明”的“坚守”了。要知道梁晓声说的“那样的年代”是一个是非颠倒、价值颠倒的时代，因此，那个时代的“坚守”（坚持真理、不作恶等）何其难也，不仅需要明辨是非的能力，更需要勇气。同样，必须首先写出一个极为恶劣的环境，才能突显这种环境中残存的人性的温暖。梁晓声的问题恰恰在于没有写出这个环境的恶劣，因为他把恶势力写得愚不可及，不堪一击。

    反思“文革”的前提首先是把它建构和表征为社会灾难，不充分写出“文革”对于中国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的伤害程度，就无法把它表征和建构为一个社会灾难，因此也就无法对它进行深入反思。“文革”是一个鼓励人作恶的时代——听领袖的话、随大流就是去作恶，而做好人、“向善”却难上加难、几乎要付出生命代价的时代。因此，即使要描写黑暗时代的人性，即使是表现灾难中的道德坚守和人性光辉，也必须首先写出这是一个是非颠倒的时代，写出黑暗时代的价值是如何颠倒的，写出保持自己的独立价值判断是如何的艰难，这样才明白到底什么是“向善的行为准则”，明白坚持这种准则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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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耶子  手机绑定用户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16 9:57:12    跟帖回复： 第 6 楼
   结 语

    回到我们在一开始提出的一个观点：由于官方对“文革”的否定，梁晓声不能直接地、公然地为知青、更不能为“文革”翻案。相反，表面上他还常常以“文革”的批判者自居，声称自己写知青文学是为了反思“文革”。 为此，梁晓声总是要告诉记者自己因为写《知青》而冒了多大风险。 在《北京日报》记者的一次采访中，梁晓声这样解释自己的创作动因：“这些年有关知青题材的影视剧出来的并不多，原因大家都知道，呈现出来的也并不真实……尤其是今天的年轻一代，他们往往由记忆空白走向反面认识，认为当时是幸福指数最高的年代。作为曾经的亲历者，我们有责任记住这段历史。我希望通过《知青》改变这种趋势，让人们知道‘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 好像他创作《知青》的目的是阻止美化文革，体现反思精神。他还说：“文革是一场对我国造成巨大灾难和危害的运动，毋须再讨论。但是多年过后，人们似乎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开始模糊了，甚至有些糊涂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文化责任呈现那段历史，告诉人们，绝不可走回头路，那个十年，绝不是理想的年代，绝不是阳光的年代，更不是自由公正的年代。”

    但我们在分析一个文艺作品的思想倾向时，重要的是分析文本本身的客观效果，而不能只看作者自己的解释。作品的客观效果不等于作者的主观意图。关键不是看梁晓声自己怎么解释，而要看作品怎么写。梁晓声自己说《知青》一剧触碰到不少“高压线”，其中男知青赵曙光模仿契科夫《第六病室》中一句话“中国病了”就是其中之一。但是，看了全剧，我们的感觉是中国没病，而是很健康。

    梁晓声通过种种叙事策略希望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和红卫兵、文革加以剥离，这是徒劳的。因为，第一，知青运动是“文革”的组成部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于1968年，即使按照三年“文革”（1966-1969年）的说法，把它从“文革”中分离开来也是违背历史常识的；其次，如果脱离了社会理性和个体道德自觉，那么理想主义、牺牲精神等等本身并不是正面价值，而在那个特定年代，这种热情和精神与所谓“造反精神”“红卫兵精神”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即使在梁晓声本人的作品中也能找到这样的证据。比如《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写到：当造反派红卫兵和革命教师打倒工作组，批倒校长夺得政权之后，“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感到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民族肩负重任。‘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这段话似乎说于不经意间，但是含义极深。它证明红卫兵、包括知青的所谓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是产生于真正的公民参与，不是理性的选择，不是公民教育结出的果实，而是虚假参与，是阶级斗争教育的恶果，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和权力崇拜脱不了干系。红卫兵的责任感是一种虚假的主人公意识， 而且与虚幻的权力感联系在一起。《一个红卫兵的自白》有一个情节：当梁晓声从主席台拿到红卫兵的袖章回到座位的时候，他的同学王文琪一语道破天机“从此你可以趾高气扬了！” 他们自以为是国家的主人公，历史的主人公，历史规律的掌握者和历史步伐的推动者，但是实际上却是意识形态的俘虏，满怀激情参与制造了一场自己也没能逃过的民族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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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tieganmaozuo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16 11:31:27    跟帖回复： 第 7 楼
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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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yuhuo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16 16:01:28    跟帖回复： 第 8 楼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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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耶子  手机绑定用户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16 17:18:12    引用回复： 第 9 楼
转至第8楼第 8 楼 yuhuo 2017/11/16 16:01:28  的原帖：
D！
谢谢顶贴，转告知青，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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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耶子  手机绑定用户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17 0:57:58    跟帖回复： 第 10 楼
    比如《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写到：当造反派红卫兵和革命教师打倒工作组，批倒校长夺得政权之后，“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感到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民族肩负重任。‘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这段话似乎说于不经意间，但是含义极深。它证明红卫兵、包括知青的所谓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是产生于真正的公民参与，不是理性的选择，不是公民教育结出的果实，而是虚假参与，是阶级斗争教育的恶果，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和权力崇拜脱不了干系。红卫兵的责任感是一种虚假的主人公意识， 而且与虚幻的权力感联系在一起。《一个红卫兵的自白》有一个情节：当梁晓声从主席台拿到红卫兵的袖章回到座位的时候，他的同学王文琪一语道破天机“从此你可以趾高气扬了！” 他们自以为是国家的主人公，历史的主人公，历史规律的掌握者和历史步伐的推动者，但是实际上却是意识形态的俘虏，满怀激情参与制造了一场自己也没能逃过的民族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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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耶子  手机绑定用户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17 1:21:25    跟帖回复： 第 11 楼
    费解的历史-读《一个红卫兵的自白》有感

    今天在读梁晓声先生所著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一书，之所以读这本书，缘于自己对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极大兴趣。这场历时十年，声势浩大，被堪称深深的影响了一代人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当时的事实是怎么样的？当时的人们的生活状况又是如何？等等这么一连串的问题横亘于胸中多年，使我心中很早就积下来一股探究的好奇冲动。所以凡是能反映那段历史的国产影片或书籍我都比较感兴趣。

    虽然对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有所耳闻，但翻开这本以纪实为主要特征的小说仍然让我大吃一惊。惊叹当时的人们举止之怪异，思想之荒诞，行为方式之不可理解。沉思之余，思考发生这样的人间惨剧的原因，一方面是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之使然，另一方面是国民法制观念之淡薄。前者为表面的、直接的原因，后者则是深藏的、间接的但却是根本的原因。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人权无法保障（无从谈起），宪法惨遭践踏（前所未有），这跟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人治传统不无干系，这也是为什么这样的革命不发生在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原因。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发生的“大清洗”运动同样缘于个人崇拜和法制观念的淡薄这两个主要的原因，而“大清洗”发生在二三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发生在六七十年代，时间相差四五十年，这是否是历史的重演呢？

    我无法用现时的思想去理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们的种种行为和思想，只是不停的在心里反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为什么会愚昧到如此的地步，似乎完全丧失了正常人的理智？是什么使他们这样呢？仅仅是个人崇拜的使然吗？另或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因子吗？

    不管怎么样，我的内心对这段历史充满了迷惑，对那一代青年人的人生充满同情，我也希望，中国的民众牢固自己心中的法制观念，不要让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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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耶子  手机绑定用户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17 1:24:10    跟帖回复： 第 12 楼
    《一个红卫兵的自白》读后感，来自亚马逊网友：
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教授的历史侦察学曾说“历史的一项功用，乃在于提醒世人，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能够不可思议到何种程度”。“历史的另外一项效用还在于，它得以显示人们在面对极端匪夷所思的情形时其反应是何等的实际”。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一气呵成的读完。使我们80后的人不能不为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而感到震惊，同时也让我们觉得是那样的荒唐。那样的血淋淋，那样的不可思议。的确，听曾经历过文革时代的的人说过无论乘车，买东西都要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或是“老三篇”才行。不然做任何事都是寸步难行。一个文革使中国的经济倒退十年，其中破四旧使许多文化古迹，历史瑰宝惨遭浩劫。使人的思维模式出现近于疯狂的亢奋。本书真实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让我们能够身临其境的感觉到文革的社会现象，经济情况，人与人之间的生活状态，思想状态。和文革所带来的持久副作用。目前，在单位也或多或少能找到文革的影子。如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各立山头。制造言论，恶意中伤。中国目前有些人的思维是文革留下的后遗症。把文革时期的招数拿到现实中来创新变化，虽能逞一时之快，但大道无遮拦，就像文革一样一定会被时代所湮灭。留给我们的只有免疫力和理性思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知得失，以书为鉴可置身其中，体味悲欢离和，抒情晓理，增长见闻学识，实人生第一乐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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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耶子  手机绑定用户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17 9:24:59    跟帖回复： 第 13 楼
    梁氏知青作品是犬儒文学的典型。揣着明白装糊涂，在闹剧背景中虚构悲剧英雄。其效果是以作品的荒诞宣示作者的滑稽，是扭曲社会、扭曲思想、扭曲人格的时代标本。而且这种扭曲还在继续发扬光大。若非如此，中国不但没有“文学”，连沐猴而冠的娱乐都没有，只剩八个样板戏。

万字人物特写，披露大量习近平执政和生活细节
2017-11-17 12:58:57 人民日报
116人参与 13评论
原标题：万字人物特写，披露大量习近平执政和生活细节

11月17日，新华社推出长篇人物特写《习近平：新时代的领路人》。文章共1.2万余字，其中有不少关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故事和细节。一起来看！



2017年10月25日下午，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 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1、把“精忠报国”4个字作为一生追求的目标

他也从父母身上汲取力量。父亲习仲勋和母亲齐心都很早参加革命。他曾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即使身处逆境，“爸爸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仍坚定不移，相信我们的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您的言行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他在回忆五六岁时随母亲买《岳飞传》《岳母刺字》等小人书的故事时说：“‘精忠报国’4个字，我从那个时候一直记到现在，它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习近平年轻时先后写了8份入团申请书、10份入党申请书。他在20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2、从政44年，经历遍及党、政、军各个领域

他有足够的资历和自信来了解这个大国民众生活的真实情况。习近平的从政经历始于44年前，从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从普通公民到国家主席，从一般军官到军委主席，经历遍及党、政、军各个领域，历经村、县、地、市、省、直辖市，直至中央等所有层级的主要岗位，每一层级都历练多年，都扎扎实实而政绩卓著。

3、对军队怀有深情，办公室里摆放着刚工作时的军装照

习近平对军队怀有深情。他是一名“老兵”。1979年，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就穿上军装，进入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国防部长的秘书。3年后，来到河北正定工作时，习近平仍穿着褪色的军装，有时会背一个军用挎包。他在地方工作时，还担任军队职务。

如今，在习近平的办公室里，还摆放着他刚工作时的军装照。他说：“从小我就较多接受了我军历史的教育，亲眼目睹了我军很多老一辈领导人的风采，从少年时代就形成了对军队的真挚感情。”

4、走遍了中国所有集中连片特困区

他走遍了中国所有集中连片特困区。在中共十九大上，他是贵州团代表。这是中国最贫困的省区之一，2016年人均GDP在全国倒数。当他在贵州团讨论会场坐下时，大家一开始并不知道谈话会朝哪个方向走。意外的是，他与代表谈起了“食品”“白酒”和“旅游”。这些是当地人增收的手段。

5、自我介绍：“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2013年11月，习近平来到湖南西部贫困的十八洞村。不识字也不会说“官话”的苗族大妈石爬专把习近平迎入家中，非常客气地问习近平：“怎么称呼您？”习近平自我介绍：“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那一次，他和乡亲们在空地上围坐一圈，首次提出“精准扶贫”——要建档立卡摸清每户致贫原因，不能“手榴弹炸跳蚤”，要下一番“绣花”功夫。

习近平最近在一次座谈会上高兴地说：“3年多时间（十八洞村）摘掉了贫穷帽子，实现了全部脱贫，当年的40个光棍已有一半成了家，而且新娘都是外村人。”



2013年11月3日下午，习近平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同村干部和村民座谈。 新华社记者王晔摄

6、拍板定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新提法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后提的一直都是“基础性作用”。讨论时，有人认为新提法跨越太大，建议暂缓，最后是习近平拍板定论，实现了重大理论突破。参加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的学者回忆说，没有习近平下决心，很多重大改革是难以出来的。

7、推动“官邸制”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

习近平推动“官邸制”写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此前，对于这项改革，社会一直有呼声，但迟迟没有回应，因为这是向高级官员开刀，要得罪人。舆论称，这是习近平“自我加压”。

8、报送给习近平的请示不管多晚，第二天早上都能收到他的批示

在每一领域，习近平都亲力亲为。他认真审阅重大改革方案的每一稿，逐字逐句亲笔修改。这样保证了政出一门、意志统一，同时通过督察等措施，确保改革不沦为“纸上谈兵”。

习近平夙夜在公，勤勉工作。据中共中央办公厅权威人士介绍，报送给他的请示，不管多晚，即使到了夜里12点，第二天早上都能收到他的批示。

9、用中国游客到国外买马桶盖和电饭锅的故事来给官员“上课”

在习近平领导下，一个新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正在中国逐步建立。它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国家创新、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开放新格局等系统化的战略和安排。

为了让官员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他用中国游客到国外买马桶盖和电饭锅的故事来给他们“上课”。

10、反腐铁腕在中共96年历史上前所未有，最多时“一月打七虎”

从2012年12月初打响反腐“第一枪”，查处当选十八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还未满月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到后来几乎每月都有中管干部被查处，最多时“一月打七虎”，习近平施出的铁腕在中共96年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各国也极为罕见。

有人质疑中共反腐是“纸牌屋”。习近平说：“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还有人称反腐影响经济发展。习近平说：“我看天塌不下来。”

11、十八大以来，全军查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军级以上干部100多名

中共十八大以来，全军查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军级以上干部100多名，包括两名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枪林弹雨中为缔造新中国而牺牲的将军数量。

习近平组建了新的军委纪委、军委政法委，并制定出台军事法规40余件，以保证军队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和士气高昂。

12、在日内瓦演讲：47分钟收获了30多次掌声

47分钟演讲，30多次掌声。讲到关键处，几乎是一句一掌声。2017年1月，习近平来到日内瓦这个与新中国外交颇具渊源的地方，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现场真诚表示：“习主席，在您领导下，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而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新华社记者饶爱民摄

13、能一口气说出10多位俄罗斯作家的名字和大量俄罗斯名著

习近平的文学艺术积淀使他在国际舞台上颇具沟通力：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能一口气说出10多位俄罗斯作家的名字和大量俄罗斯名著；在访问欧洲时，他提及多位法国和德国文化名人，拉近了与当地民众的距离，以充满文艺色彩的表达阐释他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

14、曾为普京送上生日蛋糕，两人“就着三明治喝伏特加”

习近平以诚待人，温暖细心，流露出率真性情。普京曾谈起，APEC会议期间，习近平为他送上生日蛋糕，两人“就着三明治喝伏特加”。2016年7月，刚果（布）总统萨苏第14次访华。习近平向他赠送70多张他历次访华的照片。萨苏的国家历经内战，档案缺失，他表示“这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礼物”。

15、会抽时间游泳，每次一口气游1000多米

他和英超曼城俱乐部球星阿奎罗的自拍照引发网友“围观”。在阿根廷愉快地接受印有他名字的10号球衣。他喜爱体育运动，如足球、篮球、排球、拳击，还会抽时间游泳，每次一口气游1000多米。

16、和夫人彭丽媛出访时的活动细节展现出中国家庭的质朴温情

他们的活动细节展现出中国家庭的质朴温情。每当专机舱门打开，他们总是手挽手走下舷梯，服装搭配、举手投足间总有默契。2013年6月，他们在哥斯达黎加走访一户农家。面对主人端来的点心，习近平很自然地拿起一块，表示“我们俩吃一块就行”，说着把点心递到彭丽媛面前，让她掰去一半。

17、各国对习近平的到访多给予破格礼遇

俄罗斯国防部和作战指挥中心首次向外国元首打开大门；英国王室用皇家马车迎请习近平夫妇进入白金汉宫；柬埔寨莫尼列太后特意请习近平在西哈努克太皇生前常坐的椅子上就座……

G20汉堡峰会期间，每阶段会议后都有茶歇，茶歇后习近平总是准时返回会场。这时，有的国家领导人还在会场内外聊天。主持人德国总理默克尔便说：“习主席进入会场了，我们现在可以开会了。”

18、5年来出访里程相当于绕地球14圈

5年来，习近平足迹遍及五大洲、57个国家以及主要国际和区域组织，里程相当于绕地球14圈。据外交部礼宾官员介绍，他的出访日程总是紧张繁忙，活动环环相扣。在南非主持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时，他深夜12点还在参加双边会见；在印度果阿金砖会晤期间，他早晨8点离开酒店，一直工作到午夜快1点返回。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李建广 岳小乔整理）

新华社发长文 称习近平是“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2017年11月17日 星期五 03:2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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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媒新华社今天（17日）凌晨发表长篇文章，指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开创性的领导人”“伟大斗争中形成的党的核心”“为人民谋幸福的勤务员”“有担当的国家改革发展战略家”“重塑军队和国防的统帅”“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领袖”“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上述题为“习近平：新时代的领路人”的文章，全文1.2万余字，共分七个部分。

文章引述习近平宣告说：“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文章指出，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体现了中共全党的意愿”“国内外媒体把他描述为一个使中国由富变强的领袖”。

文章表示，习近平是“开创性的领导人”，并指五年前，在新闻中有“社交媒体时代的首位中共掌舵人”之称的习近平首次见诸媒体。

五年来，全世界都看到了习近平是如何“来真格的”；习近平“一往无前的决心和担当”起了关键作用。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的最新施政纲领让人耳目一新：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再奋斗“两个15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文章说，作为站在时代交汇点上的领导人，习近平“当仁不让地成为带领中国实现伟大梦想的掌舵者”。

此外，文章说，习近平是“伟大斗争中形成的党的核心”。从2012年12月初打响反腐“第一枪”，查处当选十八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还未满月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到后来几乎每月都有中管干部被查处，最多时“一月打七虎”；“习近平施出的铁腕在中共96年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各国也极为罕见”。

文章指出，2016年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习近平作为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的地位。文章引述舆论称，中共这样一个大党治理一个大国，在前进道路上面临那么多艰难险阻，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就难以形成全党意志统一，难以实现中国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统一，就干不成任何事情，更不可能创造人间奇迹、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文章表示，习近平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勤务员”，并指人民才是习近平强国战略蓝图中的主角。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历史性变化”对中国将来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新指引。

文章说，习近平身上体现了“中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指习近平带领中共，完全围绕人民的利益作出决策——常常是长期的，超前几年到几十年，并且“一张蓝图绘到底”。

文章也称，习近平是“有担当的国家改革发展战略家”，并指他五年来挂帅的机构主要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习近平还宣布将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文章说，从全面依法治国到美丽中国，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文化自信，习近平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了更为深入的部署。

此外，习近平“力图使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能最终超越资本主义”。这也体现在他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文章表示，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不仅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谋划出一条途径，也为治理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全新社会形态找到了有效对策。

文章还说，习近平是“重塑军队和国防的统帅”。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要引领世界最大规模军队在新时代实现由大到强的“关键一跃”。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全军查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军级以上干部100多名，包括两名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枪林弹雨中为缔造新中国而牺牲的将军数量”。

过去五年成为中国军队“彻底重塑、大踏步迈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文章说，变革后的中国军队规模更加精干，结构更加优化，编成更加科学，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陆战型的力量结构，改变了国土防御型的兵力布势，“迈出了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的一大步”。

文章说，习近平是“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领袖”。五年来，习近平足迹遍及五大洲、57个国家以及主要国际和区域组织，里程相当于绕地球14圈。

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在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章指出，这是习近平“本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一直坚持的理念”，体现将中国自身发展同世界共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和大国担当，“超越零和博弈和强权政治为基础的西方传统国际关系学说”。

另一方面，文章表示，习近平是“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并引述中共党章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共领导中国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文章表示，习近平指引的现代化新途径，不同于传统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产业革命和殖民扩张迈向现代化的历程，也迥异于“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习近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的新时代，也是站在十字路口的人类探索发展路径的新时代。

余姚郑洋村！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把户口迁回老家
2017年11月17日 10:45:02
来源：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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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视觉中国图

原标题：郑永年：我和别人眼中的郑永年，可能是两个人

郑永年是久居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是一位偏爱独处的公众人物。

虽然常居新加坡，但每个月至少来两次中国，或参加论坛，或到各地考察，也会在媒体上露面。今年十九大召开前，在大型政论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的第一集中，他便出镜亮相，谈改革必须啃硬骨头的问题。

不过，他平时最爱独处。只要人在新加坡，便每天早上6:45分准时起床，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读书写作生活。他经常两三个选题交替写作，英文写累了写中文，中文写累了写英文，一日三餐基本都在学校食堂解决，直到晚上七八点回家。

“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也不爱旅游，我在新加坡每天都按固定的时间生活，有点像部队生活。”55岁的郑永年腰杆笔挺，说一口带有宁波腔的普通话，甚为健谈。

我和郑永年聊了一下午，他有问必答，聊到高兴时，还拿出口袋里的身份证，说：“我到现在还是中国国籍，今年刚把户口放到了老家宁波余姚郑洋村。”

这位生于农家的学者，这些年笔耕甚勤。我问他，至今一共写了几本书，他说：“其实我自己从来不算的，有一次儿子跟我开玩笑，他说等我写到100本书，要为我开个派对。我就真的去算了一下，写的和编的加起来一共70多本了，其中七八本英文专著。”

19岁那年，郑永年走出了余姚山村，挑着扁担到北京大学报到。当时村里没有电话，北大招生的老师找不到他，中学班主任就为他选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1990年，他怀揣120美元远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逐步完成了从一个父母不识字的农村孩子，到国际知名学者的蜕变。

对于这样的命运安排，郑永年显得非常满意。“如果从政或者经商，都要击败很多对手，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去。我是越来越觉得做学问实在太幸福了，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其乐无穷。做学问不用冒犯任何人，自己跟自己较劲就行了。不过，我对自己写的书从来没有满意过，好像永远都只是刚刚开始。”

我向他求证，是否对外说过希望活到100岁？他很真诚地笑道：“我真的很想活100岁，如果能做到，那时候就可以把中国问题看得差不多了。”他顿了一顿又说：“当然这是开玩笑的，新的问题也会出现。”

郑永年档案

1962年生，浙江省余姚人，中国问题专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英文《国际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马拉松：“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

高渊：我关注你的微信朋友圈，发现你每隔一两周都要写一个“周日徒步日志”，每次都要走上三四十公里。

郑永年：对，最多的一次走了71公里。不过一般走35到40公里，接近一个马拉松。

高渊：只走不跑吗？

郑永年：我以前喜欢跑步，还经常打羽毛球，但后来膝盖受伤了，就改成走路。现在，我只要在新加坡，每个星期天早上8点多开始走路。新加坡有个水库，那里环境很好，有树木挡着阳光，我平均一小时走6公里，中午吃个饭，走到下午三四点结束。

高渊：结伴而行还是踽踽独行？

郑永年：一般是一个人独行，有时候也有其他人，但大多数人走不了那么远，经常走着走着就剩我一个了。而且，我边走路边思考问题，中间除了吃饭从来不停，就是这样一直走，已经养成习惯了。

高渊：你走马拉松累不累，目的是什么？

郑永年：在我50岁之前，做什么事基本都不累，但50岁以后，如果在办公室写一天东西，就会感觉累了。所以我就强迫自己，一周要休息一天。这一天如果待在家里，估计就是看看书看看电视，我们男人又不爱逛街，最多去书店。

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走路比较好。因为我一直觉得，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走路可以同时获得这三种感觉。

高渊：为什么需要这三种感觉？

郑永年：我上大学之前一直生活在浙江四明山区，经常吃不饱饭，而且干农活很累，劈山造田、修公路、种树等等，我都干过。当农民其实是很孤独的，但我难忘当年的感受。

如果每天吃得很饱，不仅不利于健康，而且不利于思考。现在，我一周有两个晚上让自己有点饥饿感，这样身体就比较舒服。同时，疲劳感也是需要的。如果天天坐在办公室里，新加坡的空调又很厉害，这就是负能量。但走路的疲劳是正能量，睡一觉第二天就恢复了。而且，走路也是很孤独的。这不仅能锻炼身体，也能更好地思考。

高渊：一个人走马拉松，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的赛跑？

郑永年：对，走马拉松和跑马拉松不一样，走路就是自己走自己的，没有目标，能走多少走多少。

我从来不喜欢比赛，也从不参加、拒绝参加学术论文评奖等。上世纪80年代，读萨特的存在主义，给我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人只能自我衡量，评判标准只能是自己，不是另外的人或物。所以，我对萨特当年拒绝领诺贝尔文学奖特别佩服，他说人就是自己衡量自己。我的理解就是，自己跟自己竞争，绝不要跟别人竞争。

郑洋村：“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父母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

高渊：你生于1962年，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

郑永年：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父母亲都是文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他们一共生了11个孩子，活下来8个，前面四个女儿，后面四个儿子，我排行老七。我跟我二哥之间有一个姐姐，在大跃进期间，她生病死了。这是后来我大姐告诉我的，她的小孩就比我小一岁，我对她的感觉就像对妈妈。

高渊：当时浙江农村情况怎么样？

郑永年：我家是浙江余姚的郑洋村，村里只有100多人，但有一个小学和一个赤脚医生。因为当时毛泽东要求，每个村都要有小学和赤脚医生。我读书的时候只有5岁，父母亲要种地，就把孩子丢在学校里。我们那个小学只有一个老师，她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我那个年级连我在内，一共两个人，就是一张课桌，一个年级。

高渊：中学在哪儿上的？

郑永年：我们村在山上，中学我去了山下的鹿亭中学。那时候是初中和高中各上两年，而且基本上没有理工科，像物理我就没上过，当时课本叫《机电》，倒是教了我们不少实用技术，比如怎么开拖拉机，怎么装电灯之类的。

高渊：你高中毕业是1977年，正好碰上恢复高考，当时想过高考吗？

郑永年：我们乡下哪知道恢复高考，直接就回家务农了。当了生产队的记工员，我年纪小，当时壮劳动力如果是10分的话，我刚开始只有3.7分，连半个劳动力都不到。后来还教过夜校，就是晚上在煤油灯下，教农民识字和简单的算术。

到了1978年，我想去当兵，但名额都给了干部子弟。后来知道有高考了，因为广播里宣传少年大学生。我的大姐夫是鹿亭中学的民办老师，他支持我去考。

高渊：父母对你有什么期许？

郑永年：他们是文盲，经常被人欺负，所以希望子女能读多少书就读多少，我的姐姐们都上过小学，我跟我弟弟都上了高中。但我弟弟后来没考上大学，也当了农民。

高渊：农村生活对你的学术人生产生了什么影响？

郑永年：我现在想想，农村生活对我影响太大了。到现在我还是认为，我是作为一个农民在做研究，我从来不盲目相信教科书上的东西，因为中国的现实和书上说的东西，相差太大了。

上北大：“我们那代大学生有点过于理想主义，但每个人都在思考。”

高渊：1981年，你为什么考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郑永年：那次高考，我英文考了60多分，当时算很好了。语文没有考好，尽管我在乡下的时候，经常为余姚人民广播电台写稿。但数学考得比较好，考了80多分。考分公布后，就要填报志愿了，我的分数够上北大。

当时北大招生办已经派人到了浙江，我们村没电话，他们打电话到公社，还好我大姐在公社社办工厂上班，把消息告诉了我。我当时的志愿，前两位填的是北大中文系和历史系。招生办看我英文考得不错，想叫我上国际政治系，但打电话找不到我，我们中学班主任帮我决定了，去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高渊：这是你第一次去北京？

郑永年：当然是第一次，我到了余姚市里才知道火车长什么样。到北京下车，我用扁担挑着木箱和铺盖，木箱是我二哥帮我做的，反正特别土。

到了北大后，感觉我自己非常傻。那些城里长大的同学，唱歌、跳舞、画画什么都会，我真的是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没有见过。

高渊：在北大四年，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事？

郑永年：第一就是，我发现读书太容易了，远没有务农辛苦。第二是图书馆里居然有这么多书，真是看不过来，读了很多文学历史方面的书。

刚进学校的时候，我不太自信。但一个学期后，我就考全班第一了，后面名次靠前的全是女生。所以，我真是觉得读书没那么难。但也是因为对其它东西不会，也没兴趣。人家去跳舞了，我不会，人家去唱歌了，我也不会，只能读书。

高渊：当时生活靠父母寄钱？

郑永年：主要靠奖学金，我们农村去的学生一般都有，每个月二十三四块吧。那些父母有工资收入的学生，奖学金就会少一点。我的奖学金主要是用来吃饭，偶尔还可以买点书。

高渊：本科毕业为什么不选择就业？

郑永年：我毕业是1985年，我们北大国政系的学生，当时外交部、中联部都需要人。但就在那年，中国开始实行研究生推荐制度，我是全班成绩最好的，被推荐上研究生了。

我也没多想，就继续读书吧。80年代的风气很好，读书氛围浓，思想也开放。我读研的时候，就开始为浙江人民出版社主编一套《政治学译丛》，自己翻译出版了不少书，比如《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一直持续到1990年出国。

高渊：你在北大待了9年，对北大怀有怎样的感情？

郑永年：我总觉得80年代是最好的时代。那时候，我整天就待在图书馆和教室里，有时候春节也不回家，就在学校里看书。我们那代大学生可以说是思考的一代，当然有点过于理想主义，但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在思考。

当然，生活很艰苦，我上本科时是八个人一间宿舍，读研的时候是四个人一间。毕业留校后没房子，就住集体宿舍。后来在北大旁边租了间农民房，可以不受打扰地写文章和翻译书。那时候还没成家，冬天骑着三轮车买煤饼生火炉，饭也自己做，白菜豆腐之类的。

去美国：“刚到美国，买一罐牛奶、一根香蕉花了3块多，把我心疼得要死。”

高渊：1990年，是什么机缘去了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

郑永年：我联系了三所美国大学，哈佛、普林斯顿和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哈佛大学要先收几块美金的邮费，他们才给我寄申请材料，普林斯顿不用，直接寄过来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有个老师曾在北大当过访问学者，我给他当过助教，他把申请材料寄给我了。

当时，我考了托福，但成绩一般，没考GRE。圣巴巴拉分校说，到了那儿还要考我的语言能力。但普林斯顿没有要求。其实，那时我对普林斯顿也没多少感觉，人家说爱因斯坦以前在那边待过，我觉得还不错吧。

高渊：普林斯顿为什么一眼就看上你了？

郑永年：这也是我很多年来的一个疑问，普林斯顿为什么录取我？我找了不少老师和同学打听，据说录取我的是研究西方政治哲学的瑞恩(Alan Ryan)教授，我前些年买了他的很多本书，他是英国人，从英国到澳洲再到普林斯顿，是当今世界研究洛克最好的学者。遗憾的是，我在普林斯顿没有上过他的课。后来听另外一个教授说，我当年翻译西方的书，写了很多文章，把西方政治哲学引进中国，可能是这一点打动了普林斯顿。

高渊：去美国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郑永年：太贵了。当时我身上只带了120美元，从纽约下飞机到普林斯顿的车票要几十块。第二天，实在饿了，就到超市买了一罐牛奶，其实我不喝牛奶的，但不知道买什么才好。还买了一根香蕉，加起来花了3块多，把我心疼得要死。

高渊：你曾说过，在普林斯顿读博士是你学习生涯中最辛苦的一段。

郑永年：当然辛苦了，我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首先是英文，因为我对出国没有做很好的计划，说出去就出去了。80年代很多人想出国，他们一般会先去一个小一点的学校，把语言学好了，再转去一个大的学校，我是直接去普林斯顿的。

前面6个月很痛苦，基本上不会说。我虽然80年代翻译过书，但就是开不了口，很害羞。老师说，你怎么不会说呢？美国大学不错，专门有老师辅导英文。后来一位女老师跟我说，英文很简单的，开口说就行了。

高渊：半年以后把语言关过了？

郑永年：就是克服恐惧心理了，不能说过关，到现在我的英语关还没过呢。然后我就开始用英语写论文，天不怕地不怕地投给一些政治学期刊，发表了好几篇。

高渊：研究中国问题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郑永年：我主修政治哲学，还上一些别的课，像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等，普林斯顿的教授都蛮强的。后来，我从政治哲学转向比较政治，这是因为对中国感兴趣，我在中国的时候倒是不研究中国问题的。

对于政治哲学，我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觉得哲学是不可研究的。每个人都可以是哲学家，但很难理解这个哲学家到底是怎么想的。100个人心中有100个尼采，哲学只能去体会、体验，所以我从来不去研究他人的思想。

高渊：听说你的博士论文最初想写中国农村改革？

郑永年：对，因为我亲身经历过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本来想用新制度主义来分析中国的农村改革，但对这些太熟悉了，反而不好写，可能会带有情感色彩。后来还是决定换题目，当时已经弄了好几个月，改成了研究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

高渊：博士论文后来出版了吗？

郑永年：我这人真是天不怕地不怕，论文写完后，就直接寄给剑桥大学出版社。两位评审说这本书挺好，但要修改。我花了不少时间改好后，但其中一位评审却改变他（她）的观点了，因为当时苏联垮掉了，他（她）认为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也会像苏联那样，我不认同他（她），就撤回了，因为我不能改变我的观点。

诺丁汉：“我想组建英国最好的中国研究所，把东亚所成功经验复制过去。”

高渊：拿到博士学位后，是怎么打算的？

郑永年：我毕业时有两个选择，要么工作，要么做博士后。我正好申请到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经费，这个研究基金蛮好的，基本上可以去任何学校，我选了哈佛。申请经费的题目，就是后来我的第一本英文书，研究中国的民族主义，这实际上跟中央地方关系也有联系。

后来出版的时候，我把书名定为“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翻译过来就是“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因为我觉得，站在纽约或伦敦看中国民族主义，和站在中国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同意西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看法。所以，我坚持要写上“in China”。

高渊：在哈佛大学待了多长时间？

郑永年：从1995年到1997年，差不多两年。第一年主要在改写“中央与地方关系”那篇博士论文，以及写“中国民族主义”这本书。第二年，我是新加坡和美国两边跑，因为哈佛一位教授建议我研究一下“亚洲四小龙”。

高渊：因为常去新加坡，后来就决定加入东亚研究所？

郑永年：那时候叫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他们正好在美国登广告招人。哈佛大学的汉学家傅高义先生认识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吴庆瑞，他觉得这个地方挺好，建议我去申请。当时的研究所规模很小，但几个月后就发生了变化，吴庆瑞先生退休了，进行了改组。

我和王赓武教授同一年来到东亚所，他是从香港大学校长任上荣休后过来的，比我早几个月。改组后，东亚所加入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更名为东亚研究所，王赓武教授当所长。一开始，整个研究所只有我们三四个人，我们继续招人，所以，我刚来就成“元老”了。

高渊：后来有没有离开过东亚所？

郑永年：我在东亚所工作几年后，2005年去了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在那里待了三年。当时诺丁汉大学名誉校长是杨福家，但我之前没跟他接触过，跟我谈的是英方校长。谈了以后，他又向杨福家去说，问他我这个人行不行，杨福家说行，这样我就去了。他们找我的目的，是要成立中国政策研究所。

其实我也不算正式离开东亚所，当时王赓武教授很支持我到不同的学术环境工作，我还是跟东亚所保持联系，参加东亚所的很多会议。那时候，我也是野心勃勃，看到英国对中国的研究基础比较差，就想组建一个英国最好的中国研究所，把东亚所很多成功经验复制过去。

高渊：在诺丁汉大学那三年有什么收获？

郑永年：我在那里当终身教授。因为由我主导中国政策研究所，我要考虑找什么人，怎么发展等，这种经验以前是没有的，以前都是在别人领导下工作。另外在学术上，我在英国写了好几本书。

2005年去的时候，在英国研究中国政治的华人教授，我可能是第一个。所以，来找我咨询的人很多，英国外交部、首相办公室、议会也请我去参加讨论。这使我学到了很多，也了解西方政界到底关注中国什么方面。更重要的是，那三年让我进一步了解政策咨询和学术研究的差别，前者要更多从决策者出发，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身份证：“我用的是中国护照，户口放在我的老家余姚市郑洋村。”

高渊：后来为何选择回到新加坡？

郑永年：因为王赓武教授希望我回来，我对他非常敬佩，他待人亲切、学术精深，是我眼中的当代大儒。2007年，他当了十年东亚所所长后，转任主席。当时，请来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利教授担任所长，但不知什么原因，杨教授一段时间之后后就辞职了。

这时候，李光耀先生非常关切东亚所，问王赓武教授和黄朝翰教授（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东亚所接下来怎么发展的问题。黄教授就提了我，李光耀先生也熟悉我的名字，因为我从1996年起就为新加坡政府写政策分析文章，他也觉得我合适，要我回来。东亚所就跟新加坡国立大学商量，通过评审程序给了我一个“终身教授”，因为我在英国已经有终身教授职位了。对于李光耀先生的关心，我是很感动的。

然后，王赓武教授亲自到诺丁汉大学，邀请我回去。英国方面挽留我，而且当时已经申请到欧盟和英国的研究基金，我在那边会做得很好。但我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决定回新加坡。后来我跟我的学生说，你到任何一个单位，都不会是非常完美的，每个单位都有好和不好的地方，也都有不同的人，有的捣蛋，有的干活，但我的体会就是一条，任何组织如果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有干活的人，就像我以前当农民一样，我自己不捣蛋，当一个干活的人。

高渊：2008年至今，你一直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你现在是新加坡公民吗？

郑永年：不是，我现在还是中国公民，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我也没有考虑过要申请新加坡国籍。

高渊：这些年来，你在中国知名度很高，很多人都以为你是新加坡学者，甚至不知道你生在浙江余姚。你始终保持中国国籍，却又常年在新加坡工作，会觉得不方便吗？

郑永年：以前确实不大方便，尤其是去欧美国家，用中国护照手续相对麻烦些。现在好多了，而且我也不想老是出去开会，很多国家来请我，我也可以借此推脱。因为没时间，我就喜欢待在办公室里看书写作。

高渊：现在户口在哪里？

郑永年：我以前一直是北大的集体户口，今年我把户口放到我的老家余姚市郑洋村去了，办了新的身份证。我现在是农民身份证，但没有土地，因此是“失地农民”。

高渊：你打算一直保持中国国籍吗？

郑永年：对我们这种人来说，要放弃中国国籍是比较难的决定。倒不是说有多么抽象的爱国主义，就是觉得怪怪的。我1990年就去美国，要放弃中国国籍早就放弃了。其实在国外将近30年，我一直用中国护照，也习惯了。这些年我不知道换了多少本护照，以前要求五年换一次，最近这些年才是十年一换，但因为经常出国，两三年就用完护照页了。我想以后写一写我的护照的故事。

高渊：准确地说，你是“常年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学者”。这样的双重身份，对于你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利弊？

郑永年：当然会有点困难，主要是认同上的。80年代我读马克斯·韦伯的书，他有个理论概念叫“价值中立”，至今影响我的学术态度。

当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你要完全中立是不可能，因为即使没有政治上的影响，也会有文化上的影响。就像我们东方人看西方，和西方人看中国，因为文化上的差异，要假装100%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

但可以尽量争取做到价值中立，这是可能的。所以，我观察政治，包括观察中国、新加坡、美国的政治，尽量不把自己的情感加进去，这样的学术态度虽然比较难，但还是有可能的。而且，中国本身也有这个传统，司马迁写历史，就是要公正、持中，这是目标，是价值观。

实际上，对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中国学者来说，用西方那一套理念发表作品，要容易多了，但我不能这样，做学问还是要追求接近真理。更何况，向世界解释中国是中国人的责任，不是西方的责任。

我是谁：“有态度地去做事，不参与那些无谓的争论。我观察政治，但我不参与政治。”

高渊：你在中国有很高的知名度，你对此有没有感到过惊讶？

郑永年：实际上，我大部分的学术著作都是用英文写的，当然有几本翻译成了中文了。我经常被人误认为是专业的专栏作家，实际上我是写书的，也编了很多书，当然专栏也在写，但是业余的。写一篇学术文章或一本学术著作，可能没有多少人读，因为太专业，但专栏文章的读者多很多，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这就是大众化。这也符合我的价值观，要写普通人看得懂的文章。

高渊：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报纸写专栏？

郑永年：1996年底开始的，已经持续21年了。一开始是为香港的《信报》写，从2006年开始给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写。一周写一篇，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在要停也停不了，因为习惯了。

刚开始写专栏的时候傻乎乎的，把一篇很长的文章寄给编辑，编辑再分拆成几篇发。所以万事开头难，后来写起来就容易了。当时《信报》要求每篇在2500字以内，后来在《联合早报》越写越长，最长写到过5000多字，现在控制在3500到4000字。我在早报上的专栏是星期二发，只有出现非常特殊的情况，才会晚一天。比如，上次李光耀先生去世，那个版面基本上都是纪念他的文章，我的专栏就推迟了一天。

我的专栏是把学术思考和时事结合起来，比一般的时评更学术化，但语言会比较土一点，农民也能看得懂。

高渊：这些年来，外界对你有不少评论，有人说你是保守派，也有人说你是自由派，你自己怎么界定？

郑永年：其实我自己也搞不清，我希望是实事求是、就事论事。我基本上会把中国现在所发生的事放到中国的历史，放在东亚的历史，放在世界的历史来看，一定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上看，才能看清楚，所以很难说有什么意识形态。

有一位记者曾问我，如果你一定要有一个立场的话，你自己怎么形容？我说我是中国的自由主义，不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我认为，中国现在有太多的西方自由主义者，有太多的西方的左派，有太多西方的经济学家了，我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用中国的方式，而不是西方的方式研究问题。

高渊：你怎么看待西方？

郑永年：我觉得中国的不少学者既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西方。我比他们了解，至少我不会像国内有些学者那样崇拜西方，因为我看到了西方的事实，我不会轻易相信西方的教科书，我了解西方的制度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高渊：很多人很崇敬你，但也有些人会批评你，你在意那些批评的声音吗？

郑永年：这些年来，常有人批评我，说我是不是在投机？我对人家怎么说我，都觉得跟我没关系，文章只有写的时候是属于自己的，写完了就不属于自己了。其实，很多人所理解的郑永年，和我自己所认为的郑永年可能是两个人。

说到底，还是要做自己的事，有态度地去做事，不参与那些无谓的争论。我观察政治，但我不参与政治。

做智库：“自己不能是利益相关者，否则就不可能客观，这是人的本性，屁股会指挥脑袋。”

高渊：你领导的东亚所是个知名智库，你认为什么样的智库才是好智库？

郑永年：做智库的关键是要说真话，只有说了真话，政府和领导人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没有真话，哪里能有好的决策？

像我们做智库的人，上至总统部长，下至流氓地痞都要接触。更重要的是，自己不能是利益相关者，否则就不可能客观，这是人的本性，屁股会指挥脑袋。

高渊：你现在经常去中国，主要是参加各种会议吗？

郑永年：我非常有选择地去中国参加一些论坛，像每年全国两会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高层发展论坛，像上海的中国学论坛等。有的论坛太虚，我参加一次就不再参加了。

其实我还是个农民，我更喜欢到处看看。我现在回国最主要是做些调研，我在广东有不少调研点，那里离新加坡近，像珠海、南海、顺德、东莞等都比较方便，老家余姚也经常去。

高渊：地方政府给你什么头衔吗？

郑永年：余姚和珠海市请我当顾问。尽管这些年做了很多政策咨询，但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研究者。我也更认同东亚所是一个研究机构，不光是智库，因为我们做很多的学术活动。如果没有学术关怀，政策咨询是做不好的，只会越做越浅。

高渊：作为一个经常做政策咨询的学者，你觉得应该和政府保持怎样的关系？

郑永年：首先要了解学术和政策的差别。做学术就要标新立异，我们两个人观点一样的话，不是你发表不了论文，就是我发表不了。而政策刚好相反，关键要有共识，我们几个人没有达成共识的话，就没法出台政策。

我喜欢打一个比喻，我们学者跟社会的关系，就像医生和病人。医生凭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给病人看病。如果没治好，很多学者喜欢说病人的病生错了，而不是说自己的知识经验不够了。而政府官员比学者更像医生，他们必须要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要研究社会，也要了解政府的想法，底线是不要把病人治死。

高渊：东亚所的研究方向是不是就是中国？

郑永年：以前只研究中国，因为当时新加坡还没和中国建交，所以用“东亚”来“掩护”一下。现在已经名副其实研究整个东亚了，包括日本和朝鲜半岛。研究人员是40多人，加上十多个行政人员，一共50人左右。

高渊：作为东亚所所长，你怎么把握东亚所的研究选题？

郑永年：所里的选题，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各个方面都会照顾到。像今年召开中共十九大，中国的经济改革、国企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法治建设等方面都要研究。

对我自己来说，当年去英国的时候，就规划要写“中国三部曲”，第一本是解释中国共产党，2010年已经出版了英文版，这花了我很多年心血。第二本书可能明年出版，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第三本书现在开始写了，解释中国的国家形态。这三本书是互相关联的。当然，现在又有很多题目出来了，反正是做不完的研究。

高渊：东亚所的经费从哪里来？

郑永年：东亚所创办的时候，是一家政府资助的民间研究组织。后来，创始人吴庆瑞先生留下来一个基金，我们现在一半钱来自于基金，一半钱来自于政府的购买服务。

看中国：“中国模式是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现在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高渊：你在美国、新加坡和英国的一流大学学习工作过，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研究水平如何？

2017年6月24日，广州，2017首届中国创新大会，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演讲中。

郑永年：美国人才很多，但现在对中国的研究有很大的不足，就是太过于微观，太过于量化。西方的社会科学有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在18和19世纪，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几代人把宏观的理论都建立起来了，到二战前后，中观理论建设得也差不多了，走向微观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我上次去哈佛跟傅高义交流，他也蛮担心的。像他这一代汉学家要花很多时间搞调研，但现在的年轻学者很少调研，就找一套统计数据或者民意资料，然后就闭门写论文了。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问题更大，美国还有钱，欧洲要少很多。

高渊：我们自己对中国的研究呢？

郑永年：我觉得，中国的大学有时候比美国的还美国，比英国的还英国，我们的学术思想和评估系统，都比西方还西方。所以我一直说，中国的学术被殖民地化了。

我们的学术不能照搬西方，更不能比西方还西方，特别不能被西方某一派的思想占领。要是一直这样下去，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就没有自己的声音了。我现在有点使命感，所以我从不参加争论，要拿出时间做更多自己的研究。

高渊：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提“中国模式”，你认为“中国模式”存在吗？

郑永年：我相信，“中国模式”是存在的。但这个模式，不是说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中国模式”是世界最好的，也不像另一些人说的那样，中国改革就是要消灭“中国模式”。在我看来，“中国模式”是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而现在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高渊：接下去怎么走会很关键。

郑永年：非常关键。中国归根到底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政治这一步走好了，中国就真是一个新型的大国。就像去年习近平所说，我们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现在西方遇到了很多问题，打着民主的旗号走不下去了。这200多年来，西方国家大部分时间都是精英民主，但现在在大众民主的条件下，哪里有忠诚的反对派，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这是走不下去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探索好的政治体系，并不只是中国在做，西方也在探索制度重建。

我惊叹于中国这个制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能通过转型，始终一以贯之，我相信中国政治也会是这样。

外国人眼里的习近平：担当现在和创造未来的人
2017-11-17 19:42:45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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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外国人眼里的习近平：担当现在和创造未来的人

11月17日，新华社推出长篇人物特写《习近平：新时代的领路人》。文章从“开创性的领导人”“伟大斗争中形成的党的核心”“为人民谋幸福的勤务员”“有担当的国家改革发展战略家”“重塑军队和国防的统帅”“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领袖”“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等七个方面展开。

这篇万字人物特写，引用了不少外国政要、专家学者和媒体机构对习近平的高度评价。俄罗斯专家奥莉加·米古诺娃谈习近平所作的十九大报告时说：“我第一眼就被它吸引住，从早上8点看到半夜，忘记了吃午饭和晚饭。” 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习近平把中国带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这篇万字人物特写里还有哪些外国人对习近平独到的评价？一起来看！

十九大报告外籍翻译：他非常平易近人

中共十九大报告9名外籍翻译之一、老挝专家拉姆恩·乔维吉对习近平的亲民印象深刻：“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中国领导人。他不是只在办公室，而是深入到人民中间。他非常平易近人，衣着、说话、笑容等都很接地气，我看到在雨天和烈日下，他不用别人撑伞。在我看来，他是个非常亲切的人。”

法国专家福佩吉：老百姓很喜欢习近平

法国专家福佩吉说：“据我观察，老百姓很喜欢习近平，因为是他带来了改变。”

布热津斯基：他“睿智而有远见”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称他“睿智而有远见”，“对国际和国内问题都有着良好的判断”。

俄罗斯学者尤里·塔夫罗夫斯基：他是“担当现在和创造未来的人”

俄罗斯学者尤里·塔夫罗夫斯基评价他是“有极高才智的人，有坚定信念的人，担当现在和创造未来的人”。

俄罗斯专家奥莉加·米古诺娃：他“拥有新时代所需的素质”

习近平带领中共，完全围绕人民的利益作出决策——常常是长期的，超前几年到几十年，并且“一张蓝图绘到底”。俄罗斯专家奥莉加·米古诺娃说：“我尊敬习近平。中国的领导人拥有新时代所需的素质。”

罗伯特·库恩：习近平把中国带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在听了（十九大）报告后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习近平把中国带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国内外媒体把他描述为一个使中国由富变强的领袖

（10月）25日，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体现了中共全党的意愿。国内外媒体把他描述为一个使中国由富变强的领袖。1949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站了起来。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中国人民走上了由穷变富的征程。

俄罗斯《独立报》：习近平改变了中国军队的面貌

一位解放军高级将领说：“习主席在关键时刻扶危定倾，力挽狂澜，他对军队的变革是颠覆性的，解决了长期制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俄罗斯《独立报》称：“习近平改变了中国军队的面貌。”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

2017年1月，习近平来到日内瓦这个与新中国外交颇具渊源的地方，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现场真诚表示：“习主席，在您领导下，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而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华尔街日报》：习近平将中国打造成不同于西方的一个选择

《华尔街日报》文章称，在全球舞台上，习近平主席将中国打造成不同于西方的一个选择，拥有独特的政治体系和文化，是一个在贸易、平等和气候变化等方面领先的国家。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习近平的智慧和方案有助于破解“文明冲突论”“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

皮尤研究中心：在世界事务方面，更多人信任习近平会做正确的事情

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报道称，在中国模式中，许多人看到了自己国家的光明未来。对全世界雄心勃勃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项。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覆盖了37个国家的调查表明，西方某些国家的支持率下降，在世界事务方面，更多人信任习近平会做正确的事情。

《日本经济新闻》：习近平“有望为中国夺回世界强国地位的伟业开辟道路”

中共十九大开幕后，《日本经济新闻》说，习近平描绘出了今后约30年的国家蓝图，向国内外释放了信号。他有望为中国夺回世界强国地位的伟业开辟道路。

文化：晚秋名花木芙蓉       
http://www.CRNTT.com   2017-11-18 10:14:00



画作：芙蓉国里尽朝辉　傅抱石／绘
　　中评社北京11月18日电／　秋末冬初，西风萧瑟，寒霜遍地，树叶摇落，百花凋零，而那“谁怜冷落清秋后，能把柔枝独拒霜”的芙蓉花却带露冲寒，醉舞秋风，默默地盛开着，满树花影灿烂。

　　芙蓉又叫木芙蓉，其花大、色美，艶若莲花，又称“木莲”。在我国种植相当普遍，尤以四川为最。每临深秋，成都满城如锦似绣，芙蓉花绵延几十里，因此唤四川为“蓉城”。史料还记载，自唐代始湖南湘江一带也广种木芙蓉，诗人谭用之在《秋宿湘江遇雨》诗里就有“秋风万里芙蓉国”之句。从此，湖湘大地便享有了“芙蓉国”之雅称。无怪毛泽东在《七律·答友人》中，就有“芙蓉国里尽朝辉”的抒情名句。

　　古人对芙蓉向有很高的评价，说它清姿雅质，独殿众芳，秋江寂寞，不怨东风，可称俟命的君子。在秋花之中，人们赞美秋菊，称颂它“凌霜留晚节”的高尚品质，同时，也爱吟诵芙蓉“轻扶一娄春已过，霜打金穗又一秋”。又因芙蓉于霜降时节开花，有拒霜之能，清代袁枚特作《渔女》一诗赞之：“短蓬轻楫自为家，羞上胭脂渚畔槎。莫讶风鬟吹不乱，芙蓉原是拒霜花。”确实，芙蓉花不仅堪与菊花称晚节，即便在秋菊萎谢之后，仍灼灼有芳艶，实在是比菊花更胜一筹了。

　　历代诗人吟咏芙蓉的诗特多。唐代白居易《木芙蓉下招客饮》诗云：“晚凉思饮两三杯，召得江头酒客来。莫怕秋无伴醉物，水莲花尽木莲开。”饮酒虽无名菜珍肴，却有优美的环境，水面荷花刚凋落，水边芙蓉正盛开。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芙蓉性喜近水，花开时节，水光花影，落花流水，相映成趣。

　　苏轼的《木芙蓉》诗，构思不落俗套：“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唤作拒霜知未称，看来却是最宜霜。”秋天到来之时，只有芙蓉花独自发出芳香，木芙蓉不是“拒霜花”，而是“最宜霜”，进一步赞美芙蓉在风霜中独自开放的坚强、豪迈的品格。

　　范成大在《窗前木芙蓉》诗中，托物寄情：“辛苦孤花破小寒。花心应似客心酸。更凭青女留连得，未作愁红怨绿看。”诗人看到窗前的木芙蓉花冒着微寒孤独地开放，想到木芙蓉花的内心也许像自己一样，倍感到心酸凄凉。但转而又一想，木芙蓉花是靠霜雪保留下来的，它是一种坚强的花，诗人的心情遂又乐观激奋起来。全诗感情起伏跌宕，表现了诗人丰富的内心情感和乐观的精神。

　　柳宗元也写有《木芙蓉》，寄托自己的情怀，诗云：“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风露繁。丽影别寒水，秾芳委前轩。芰荷谅难杂，反此生高原。”写芙蓉花并不因自己的美丽而向人显露，它矜持自蔽，当秋风到来时不但不凋落，反而繁茂的开起花来，它美丽而又区别于寒木，但又比荷花耐寒。诗人极力赞美木芙蓉的可贵品质，寄托自己的志向和操守。

　　“众芳摇落后，秋色在林塘。”芙蓉花不畏露冷，迎霜盛开，看它枝枝艶影，临照碧漪，芳姿妩媚，烂漫似春，一幅多么瑰丽的秋色啊！这种花如是在春天开放，有可能“若遇春时占春榜，牡丹未必作花魁”。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徐廷华）

郭鹤年：华人是地球上 最惊人经济蚂蚁
2017年11月27日 星期一 03:30 AM
来自/联合早报
Sina Weibo  Email

（八打灵再也综合讯）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认为，华人是“地球上最惊人的经济蚂蚁”，并且有无与伦比的经商管理能力。他认为华人对东南亚贡献巨大，其成功原因则是因为骨子里有文化的力量。

郭鹤年在《郭鹤年回忆录》中表示，这些来自中国的无名英雄到东南亚不仅为了填饱肚子，他们也乐于“吃苦”。“那些迁徙和开辟丛林的华人，种植橡胶、开辟锡矿、经营小商店。这些中国移民执行了这些艰钜的任务，创造了新的经济。”

“华人是东南亚
经济建设主要力量”

他指英国人是优秀的行政人员，他们扮演“挂名业主”的角色，坐在伦敦、新加坡或吉隆坡的会议室或豪华办公室里，帮助建设东南亚的则是华人。他说，印度人在开发东南亚方面也扮演重要角色，但华人才是建设经济的主要力量。

他指出，华人是天生的企业家。“他们非常饥饿，渴望成为移民，他们经常赤脚，只穿单衫和裤子。他们会做任何工作，因为有收入意味着有食物和住所。华人企业家是有效率和成本意识的，当他们寻找专业知识时，他们知道如何谈判。他们比任何人都努力工作，愿意吃苦。华人简直就是地球上最惊人的经济蚂蚁。”

郭鹤年赞扬良好的华人企业管理是首屈一指的。“在我70年的工作生涯中，还没有看过任何人有类似的管理方式。”但这不代表华人企业是世界上最富有或最大的企业。他说，如果与通用电气，或者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相比，许多华人企业其实是小巫见大巫。

郭鹤年认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拥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强大的法律制度和健全的体制。但东南亚华人身处的环境欠佳，也没有国家的政治和财政支持，但依旧取得蓬勃发展。

他说：“在东南亚，华人往往受到苛待和鄙视。无论你在马来西亚，苏门答腊还是爪哇，当地人都以贬义的方式称呼你是Cina，发音为Chee-na。”

头条 | 面对世界数百政党领导人，习近平这20句话动人心弦！
2017年12月02日 15:30:01
来源：参考消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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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头条 | 面对世界数百政党领导人，习近平这20句话动人心弦！





12月1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开幕，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讲话，我们摘录了20句话，带您一起感受习近平“天下一家”的境界。



1. 中共十九大规划了中国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的发展蓝图，宣示了中方愿同各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

2. 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3. 世界各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矛盾，也免不了产生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但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

4. 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5. 只要各方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起来规划，一起来实践，一点一滴坚持努力，日积月累不懈奋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6. 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7. 人类生存在同一个地球上，一国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之上，别国面临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

8. 面对日益复杂化、综合化的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

9. 如果奉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一套逻辑，如果采取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老一套办法，结果必然是封上了别人的门，也堵上了自己的路，侵蚀的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损害的是全人类的未来。

10. 我们应该坚持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理念，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创造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良好条件，共同推动世界各国发展繁荣，共同消除许多国家民众依然面临的贫穷落后，共同为全球的孩子们营造衣食无忧的生活，让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国，让人人享有富足安康。



11. 我们应该共同呵护好地球家园，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子孙后代。

12. 事要去做才能成就事业，路要去走才能开辟通途。

13. 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进行努力，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也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

14. 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

15. 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

16. 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

17. 中国共产党人深知和平的可贵，也具有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

18. 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19. 中国共产党从人民中走来、依靠人民发展壮大，历来有着深厚的人民情怀，不仅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情怀，而且对世界各国人民有着深厚情怀，不仅愿意为中国人民造福，也愿意为世界各国人民造福。

20. 中国共产党愿广交天下朋友。



相关视频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央视新闻）

探寻中国奇迹的＂政党密码＂       
http://www.CRNTT.com   2017-12-01 10:21:53


　　中评社北京12月1日电／“中国共产党是各国政党学习的榜样”“在北京召开的对话会有重大的意义，中国为全球贡献了不同于西方的一套对内和对外的治理方案”……这几天，作为我们党首次与全球各类政党举行的高层对话，作为迄今出席人数最多的首次全球政党领导人对话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凝聚着世界的期待，牵动着全球的目光。人们都希望通过这次对话会，更好地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

　　如果说，以前世界对中国奇迹的关注，主要是在经济方面；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支撑经济奇迹背后的中国政治制度，更值得关注。前不久，美英联合制作的纪录片《中国：习近平时代》，历数每分钟脱贫超20人的世界奇迹、“八横八纵”世界最长的高铁网络、连接城乡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的“乡村电商”，并不无感慨地指出，这些长期投资和计划，之所以“达到了其他国家根本无法实现的规模和水平”，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可以说，深度解码中国奇迹，中国共产党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关键词。

　　一位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德国汉学家感慨，在当今世界，几乎找不到第二个政党，可以像中国共产党一样，一代代积累执政经验，不断前进；也几乎找不到第二个现任领导人能像习近平一样，执政艺术、政治理念与长达百年的近代历史紧密关联。来自外部的客观评价，体现的是世界上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广泛认同，这既是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赞赏，更是对中国共产党为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期许。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主要运作方式。回顾世界政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建设、自我革新，极大拓展了世界对政党的认知。当一些国家的政党“忧权位甚于忧国运”，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为己任；当不少政党陷入内部分裂和政治衰败之时，中国共产党一手抓制度，一手抓反腐，破立结合，再造政党能力、重塑政治生态。各国政党齐聚北京，渴望了解十九大精神，正是因为我们打破了一党长期执政难以实现自我革新的错误判断，为各国执政党提供了行之有效、可资借鉴的另一种治理之道。

　　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过去5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把中国推到了新的历史方位，也引发世界“向东看”的浪潮。一部著作风靡全球的现象，耐人寻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为该书撰写长篇书评，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请习近平主席在自己研读过的那本上签名，泰国总理巴育希望内阁成员人手一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本“现象级”作品在全世界持续热销，第二卷出版不到3周即获得16个国家的知名出版机构引进版权，这不仅折射出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更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之道对世界各国执政党的深刻启示和强大感召。与世界各国政党对话，中国共产党将更好发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探寻中国奇迹的＂政党密码＂       
http://www.CRNTT.com   2017-12-01 10:21:53


  

　　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表明，每当社会发展的航船遇到风雨和迷雾，负责任、有担当的政党总会站出来为人们导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离不开每一个政党的努力。几天前，对话会的两幅海报正式发布，一幅是青花瓷茶杯盛着清茶，倒映世界地图，茶桌扩散出一圈圈涟漪，寓意共饮一泓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幅是中式茶杯、阿拉伯茶杯、西式咖啡杯相映成趣，茶水呈现类似太极阴阳图形的明暗区隔，寓意与会政党和而不同、坦诚交流。期待这次对话会，在侧耳聆听中国发展故事、相互借鉴治党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为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发展难题和共同挑战，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更多智慧和力量。

邓聿文：北京或2020年武统台湾
2018年1月5日 星期五 03:30 AM
文/邓聿文
来自/联合早报
Sina Weibo  Email

邓聿文

北京是否有统一台湾的时间表，向来是两岸研究专家及舆论所关注的问题，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回答，我倾向于认为存在时间表。但如果说过去这个时间表还比较模糊，现在应该很清晰。特朗普最近的国安报告，会加速北京统一台湾的进程，时间点或就在2020年。

可从中共十九大报告来看。报告将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两岸统一作为新时代的一条基本方略，这里就隐含着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


按照报告的阐述，新时代指的是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这段时期，其总任务是到2050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有一个基本方略，它是由14个方面的任务所构成，其中包括统一台湾。

用报告的话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换言之，至迟在2050年，北京必须统一台湾。

其实，这也好理解，既然中共宣示2050年将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届时台湾还不回归大陆，中国没有完成统一，这个民族复兴的强国梦就是不完整的，或者说算不上是真正的强国。因为哪有强国允许国土分裂的？

这也可以解释中共为什么在十九大报告里要强调“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可见，两岸统一是有时间表的，它就是2050年。

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新前段时间对美国推动美台军舰互访的强硬表态也透露出这点。李克新警告，美军舰访问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统之时。有学者认为这个表态有点夸张，主要是说给华盛顿听的，并非针对台湾。但这话应该是既假又真。所谓“假”，并非是说美军舰访台之际解放军就一定会攻台；所谓“真”，说的是它反映了北京一贯的想法。

自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对解放军的要求是一切向打仗看齐，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解放军准备打仗针对谁？不言而喻，首先是台湾。

另外，最高领导人的使命感也使得他不会容忍台湾无限期脱离中国。无论人们对他有怎样的评价，但一般不怀疑其有着强烈的民族振兴情怀，这也是他在上台之初即提出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原因。实际上，这也可以看作有红卫兵经历的红二代的一个共同特征。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的表述就反映了其思想和语言风格。想想，一个一心要恢复中国“汉唐雄风”历史地位的领导人，怎么能够容忍两岸无限期分裂下去。

促使武统台湾的因素

上述分析只解释了北京有统一台湾的时间表，还不足以说明2020年解放军将武统台湾。然而，下述因素的共同作用可能会促使北京在2020年发动武力统一台湾的攻势，它们包括特朗普国安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战略对手”、北京对台独的焦虑以及自以为具有解决台湾问题的实力、蔡英文的误判，还有最高领导人出于历史地位和连续执政的考虑等。

在进行分析前，先简单说明北京为什么会选择武统而非其一贯主张的和统。理由有四点：其一，北京这么多年来对台湾的让利并没有换来台湾民众对中国的好感，两岸人心越拉越远，而北京继续让利的空间不大；其二，随着台湾年轻人成为人口主体，台湾对中国的认同会继续降低；其三，台湾统派的力量愈来愈弱，未来即使是国民党执政，也不会回归中国；其四，大陆内部主张武统的声音开始超过和统。有鉴于此，北京虽会继续打着和统旗号，但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和统打算。

当北京认为不得不走武统这条路时，剩下的问题就是捕捉一个合适时机，而2020年会是一个机会。因为这年是中共“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一百年，即在中共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使中共及领导人具有武统动力。假如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能够统一台湾，这个历史功绩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所以，北京会有跃跃一试的动力。

特朗普新近发表的国安报告把中俄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并承诺在一个中国政策基础上，发展和台湾“坚定性”关系，会进一步促使北京加快武统步伐。

尽管美中事实上是竞争对手，但特朗普明确指出这点，并把它作为美国国家的战略目标，意义则不一样。它意味着华盛顿在发展和北京的关系时，一种趋势的转向，即今后对北京是遏制大于接触与合作。这会给北京增加解决台湾问题的压力，北京由此判断，早解决比晚解决好。早一点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由于华盛顿同时将莫斯科视为竞争对手，从而使莫斯科能牵制美国的部分注意力。

北京如果在2020年武统台湾，当然是建立在它认为已经具备武统台湾的实力和能力的基础上。美国研究台海问题的学者易思安最近受访时表示，解放军还没有准备好在2020年攻台，因为军改速度太慢，同时解放军也不具备在2020年攻台的能力。易思安的看法估计很难得到中国官方学者以及北京的认可。

中共十九大报告在有关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部分论述，2020年，军队要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目前军改已经进行了四年，到2020年应该基本能完成大半目标，而要检验军改效果，打一仗是最好的。

另外，北京多年来也在为武统做准备，主张武统的人越来越多，就是舆论动员结果。北京还在为战争准备经济结构的调整，2015年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提出即是。最近一段时期，解放军的军机又开始连续绕台巡航，今后很可能会常态化。

一定程度上说，2020年北京武统台湾，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指的是台湾送给北京武统的一个借口或说法。蔡英文政府和台湾社会很有可能会在美国发展和台湾的“坚定性”关系的表态下，冒险一搏，踩北京“红线”。台湾公投法的通过以及美台军舰互访都是诱发因素。如果台湾踩红线，这将使北京攻台“师出有名”。

最后，北京是否在2020年武统台湾，也取决于领导人的意志。出于连续执政的考虑以及前面提到的历史地位的诱惑，领导人很可能发动武统。因为一旦战争打响，即处于战时体制，和平时期的交班制度就不适合，领导人就能名正言顺地继续掌握最高权力，以在其手上完成民族复兴大业。

如果北京在2020年武统台湾，对东亚乃至世界来说，都是重大变局。朝鲜很可能会冒险对韩国发动战争，假如之前它的核能力没有被消灭的话。因为它会认为美国无力干预半岛事务，机会千载难逢。

笔者无疑不希望两岸之间兵戎相见，但很多时候，事情并不依赖人们的善良愿望。因此，请注意2020年这个敏感时间点。

作者是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蔡英文政府和台湾社会很有可能会在美国发展和台湾的“坚定性”关系的表态下，冒险一搏，踩北京“红线”。台湾公投法的通过以及美台军舰互访都是诱发因素。如果台湾踩红线，这将使北京攻台“师出有名”。

王宸：人民币时代拉开帷幕
2018年1月6日 星期六 03:30 AM
文/王宸
来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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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宸

随着中国原油期货的临近，在2018年，人民币时代必然会拉开帷幕。人民币计价规划的前景十分清晰，那就是黄金与石油共同构筑人民币计价的基础，再延伸到其他经济领域，以及其他金融市场的交易领域。这样人民币计价的基础才会更为牢固，发展前景才会更为长远。

从人民币原油期货来看，对人民币计价交易是严肃的考验。这不仅是因为人民币将成为更多国家的外汇储备，也必然将更多地成为商业储备货币，以支持人民币计价交易。这关系到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

从长远来看，中国需要提供人民币计价的基础条件与设施，而全球经济金融的发展博弈，则会最终决定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可以说是机会与考验俱在。中国的战略举措将决定人民币的外延性与发展空间。

原油期货之后，后续的人民币汇率期货应会稳步推出，以保证人民币交易在黄金和原油的基础上，有足够的对冲工具，逐步构建全球性的人民币资产池，将人民币的商业储备货币的特征发挥出来。这样的资金池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但是都与中国的汇率期货相挂钩，持有人民币资产头寸，已经可以用汇率期货对冲，有利于巩固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基础，也有利于不断拓展人民币计价的经济基础。

在多年以来不断地酝酿准备之后，原油期货将标志着人民币在国际化进程上迈出一大步，真正在全球经济和金融活动中拉开人民币时代的帷幕，目前来看已经不是问题。现在市场关心的是，人民币计价交易短期内能拓展到什么前景，以及人民币的商业储备属性，在全球最终会到达什么程度；当然也有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由于现在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已经比较普遍，所以，人民币的可兑换问题实际上悬念较少。大致上人民币已经可以自由兑换，所涉及的问题实际上是资本项目的放开，而宣布金融领域对外资放开之后，这个问题也逐步解决，目前没有资本项目的更多管制。事实上人民币的兑换问题已经解决，或者说人民币作为商业储备货币，作为金融投资的储备资产，已经完全实现可兑换。

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问题，就是短期前景和长远前景。短期前景来看，主要是黄金期货、原油期货、汇率期货的发展，也取决于中国经济的辐射与外延。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十分重要，像全球的大产油国对中国原油期货的认可与参与程度等，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的参与程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的参与程度。这势必会引起中欧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因为全球主要产油国就在中欧之间，选择欧洲还是选择中国是短期的一个关键环节。

但短期问题总会解决，像俄罗斯在圣彼得堡的原油交易所一直以拉近欧洲为目标，可是历史进展极其有限，这是解决短期问题的一些机会事件。中东也有伊朗与欧美的龃龉等等，因此短期前景应该相对乐观。中国的原油期货会有许多大的产油国来捧场，这几乎是必然的。

长期前景来看，则是人民币作为特别提款权（SDR）五大货币以及全球外汇储备，最终会在全球实现什么样的分布及结构，既包括人民币的外汇储备规模，也包括人民币作为全球商业储备在全球化中的使用程度。这是人民币计价交易发展成熟之后的事情。2018年正是人民币时代拉开帷幕的好时机。

作者任职于山东省日照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