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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从《康熙台湾舆图》观台湾的牛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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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王 发表于 2017-6-20 10:09:40 |显示全部楼层
台湾历史上的牛车,从《康熙台湾舆图》谈起
文:陈国栋,台湾当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二次编辑:八重王




前言:
台湾岛原无牛只。162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先向闽省官府承租大员地区后,为其提升农业生产、野鹿皮毛交易运输,以为贸易物资,乃大量招募中国粵闽浙东南沿海汉人前来开垦,中国志书亦记载「荷兰(红毛)时,南北两路设 牛头司,牧放生养,千百成群」,「耕牛农具耔种,皆红夷资给」。
1626年,西班牙所绘地图「福尔摩沙岛荷兰人港口描述图」中亦可见 新港社 附近有牧牛场,此为台湾有牛只之原由记载。牛只除作为耕作之辅助劳力外,也改变了台湾岛农业经营之型态,水稻、犁耕逐步取代粗放的旱田耕作,生、熟番(原住民)也逐渐习得汉人的耕牛、犁耕之农业生产方式,牛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带动清代台湾岛上农业发展的一项要素。此外,荷兰时代以迄清代,牛车也是日渐普及且重要的交通工具,用来载运各种货品,《康熙台湾地里图》在台湾镇与一崑身大海间,即绘有一帖台南早期汉族移民以牛车载运船舶货物的景象。但最生动且写实的早期台湾住民使用牛车为交通工具,则以可能绘于康熙三十八~四十三年(1699-1704) 的 《康熙台湾舆图》 最值得注意,图中台湾由南到北,皆可见牛车穿梭于各村落间的场景。康熙年间,奉福州官府命的「郁永河」来台采集硫磺矿,一路上更以牛车代步;南来北往的牛,反映牛车广为原住民与汉人所用的情景;当时台湾镇、十字街、红毛楼(台南安平区一带)的海岸号称「铁板砂」,也是一片人来「车往」的繁荣景象。
甚至1895年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初年,台湾中部埔里盆地、后上东部地区仍以牛车来运送邮件、接驳港边 货物。可见牛车(下图)在台湾产业史、交通史的曾经拥有重要性。







今台湾博物馆典藏之《康熙台湾舆图》完成于17、18世纪之交,大约在「郁永河」来台採琉(硫磺)的康熙三十六年(1697)之后不久。该图主要的功能是行政参考性的地图,表现手法表面上近乎传统的山水画,但实际上却不是写实之作。所有的地景与物件皆以图画式的符号加以呈现。不过,妙也就妙在这些符号看起来是具象的图画,而不是抽象的图案,于是在描绘这些包括山川、城市、营汛、汉庄、番社、稻田、人物、牲口……等物件时,这些符号还常常略作些微的变化,使得该幅舆图不致于太过呆板,从而产生了一些别具风格的趣味。「牛车」也是这种符号化的图象之一。


下图:台湾镇 附近所见的牛车。(台湾博物馆典藏之《康熙台湾舆图》摹本局部)






牛车大约从17世纪初开始出现在台湾,要到1970年代以后才在本岛消失,而在澎湖则一直维持到上个世纪末。在将近四百年的长时间里,牛车一直是台湾重要的交通与运输工具,颇堪令人玩味。本文拟简略地描述这种特殊的工具,帮大家发发思古之幽情。我们注意到整幅《康熙台湾舆图》从南到北,总计16处地方,画有二十辆牛车,显示出牛车是当时台湾西部户外常见的物件。(附表、上图、图下)此一事实「陈汉光」早在他1960年的文章〈台湾板轮牛车之今昔〉一文中就已经指出过。(注1)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康熙台湾舆图》虽然只画了二十辆牛车,这并不是说康熙末年时全台湾只有二十辆牛车。地图上的牛车只是一种具象的符号,出现多到二十次,而且散布在从南到北的台湾西部地区,意味著牛车的使用相当普遍,而且实际的数量非常庞大。此外,出现在图上最北位置的牛车虽然画在南崁附近,但也不表示南崁以北就不用牛车。
例如:康熙三十六年(1697)四月二十七日,来台採硫的「郁永河」就在南崁越过小岭,贴近海岸行进,当时「巨浪捲雪拍辕下,衣袂为湿。」到了八里坌,看到淡水河,也看到河上原住民渡河用的的独木舟(艋舺)。他「停车欲渡」时,不巧遭到飞虫攻击,吓了一大跳。(注2)
「郁永河」的记事也同时说明他从台南一站站换搭牛车,一路搭到淡水河畔。



附表 :
《康熙台湾舆图》上之牛车(由南至北)
排 序/ 位 置/ 备 註

1      搭楼社 牛1车2
2      下庄 牛1车1
3      中庄 牛1车1
4      埤头汛至赤山 牛2车2
5      长治里 牛1车1
6      依仁里 牛1车2
7      大井头 牛2车2
8      台湾镇 牛1车1
9      右营盘 牛1车1
10     鹿仔草 牛1车1
11     南日社 牛1车1
12     崩山社 牛1车1
13     吞肖社 牛1车1
14     前往后壠社途中 牛1车1
15     昡昡社 牛1车1
16     南崁社 牛2车1
小 计         牛19车20
上表:以《康熙台湾舆图》(牛)车出现的场景为準,其余牛只不计入。







上图:长治里 附近所见之牛车。(台湾博物馆典藏之《康熙台湾舆图》摹本局部)





一、牛车引进台湾的历史:牛车与车轮
牛车可能是步行以外,台湾开始最早,而且沿用最久的交通工具。


「陈汉光」根据「陈第」(1603年)的说法,认为台湾土产无牛。牛只,应是稍后汉人移入时才引进。
「黄宗羲」的《赐姓始末》则说(明)崇禎(1628-1644年)间福建大旱,巡抚「熊文灿」与「郑芝龙」合谋移民入台,「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台南)。」(注3)
「周钟瑄(陈梦林)」《诸罗县志》(1717年编成)引「陈小涯」《外纪》说:荷兰时,南北二路设牛头司牧,野放生息,千百成群。犊大,设栏擒縶之;牡则俟其馁,乃渐饲以水草,稍驯狎,阉其外肾令壮,以耕以輓;牸者纵之孳生。
讲在荷兰时代(1624-1662),积极养牛、利用牛只的事才确立。此一说法与《赐姓始末》的说法并不冲突,因为荷兰人是可以透过「郑芝龙」(或「苏鸣岗」,或其他华人)自中国大陆、或澎湖引进牛只的。

此外,《巴达维亚城日誌》1640年12月条下:也记载在台湾的荷兰人:为农业目的,而从澎湖输入多数牡牛及牝牛,其数大为增加,公司及个人所饲养者超过一千二百头至一千三百头。(注4)
除了从澎湖及福建外,荷兰人也自印度输入牛只。荷兰牧师「倪但理Daniel Gravius, 1616–1681」便曾自印度输入阉黄牛121头给  萧壠社。以上为台湾有牛之始,当在17世纪上半叶。太平洋西端岛屿原本没有牛只,所以台湾无牛係属正常。因为牛只是大型动物,需要有人安排才会去到那些岛屿。例如,关岛(Guam Is.)的水牛(Bubalus bubalis carabanesis,用吕宋岛方言称作carabao)就是在17世纪时,才由西班牙传教士从吕宋岛引进的。

而与台湾岛东北岸近在咫尺的八重山群岛的石垣岛则要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1935年后,才有台湾人为了垦地种植凤梨而从台湾运过去台湾水牛(Bubalus bubalis)。(注5)
据悉,台湾岛过去拖车的牛大多用黄牛,水牛则是通常是在水田耕作用的。
然而来八重山群岛的石垣岛旅游,分别可在两个离岛坐牛车,但目前都是用水牛拉车是在「由布岛」:从「西表岛」过海到「由布岛」。另外则是在「竹富岛」搭牛车逛街。由于「由布岛、竹富岛、西表岛、石垣岛」均同属八重山群岛,同样是水牛车,但两个岛的大小不一样,
「由布岛」的要过海涉水,因此不能太重,板车车身短了一点。
「竹富岛」的牛车是在马路上走,可以负重,所以长了一些坐比较多的人.这里的牛车大都由年长者驾驭,他们除了控制水牛行动与负责行驶安全,还要会弹三絃。
台湾的水牛已失去耕作的功能,数量萎缩,几乎没有人蓄养水牛,现在阳明山擎天岗还可看到.今天在八重山群岛石垣岛看到"水牛,牛车,三味线"转化为观光资源,令人钦佩。


下图:
八重山群岛的「由布岛」是「西表岛」海滨外的一个小岛,现在要到「由布岛」可以从「西表岛」上坐水牛车跨海过去





如果牛只引进台湾的问题比较单纯,那么,牛车的问题就得稍费唇舌。牛车结构的关键在它所使用的由三片木板拼凑而成的轮子,称之为「板轮」。


图3
三块板式车轮。来源:王雅伦,《1850-1920,法国珍藏早期台湾影像:摄影与历史的对话》(台北:雄狮图书公司,1997)。





「陈汉光」推断板轮牛车应由南洋传入台湾。不过,他亦无确证。只能推论板轮牛车应该係在荷兰佔据台湾岛时输入,因为前此台湾连牛只都没有。可是,就轮子的演进史来说,板轮问世,迄今为止已有数千年之久。西方人称为「三块板式」(three-part, tripartite)的轮子,在人类懂得用车后不久便已问世,到现在都还有人在使用,因他们特别能适应不良的道路条件。(注6)
若就中国来说,中国早在两三千年前就已经从板轮式车轮演进到辐轴式(hub-and-spoke)车轮,已经具备了现代轮子的基本形式。
所以春秋时代「老子」《道德经》的第十一章就说:「三十辐共一轂,当其无,有车之用。」把轮子有辐有轴(轂即是轴)视作再自然也不过的事。(图4)当然,人类进步的脚步并不一致,而地方条件的落差也非常大。因此在18世纪到20世纪的江西,都还出现使用三块板式的牛车。(图5、图6)中国如此,





上图4
汉画像砖所见之牛与牛车。(江苏邳州市陆井乡庞口村汉墓出土画像砖)来源:张道一,《画像石鑑赏》(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上图5
20世纪初年,江西地方尚可见到的牛车。来源:Rudolf P. Hommel, China at Work: An Illustrated Record of the Primi￾tive Industries of China’s Masses (New York: John Day, 1937。




图6
18世纪绘制的中国图画在江西的板轮牛车。来源:Barbara Harrisson, Chineese Porselein: Hoe Het Gemaakt en Verkocht
Werd (Leeuwarden: Museum het Princessehof, 1986).



二、《康熙台湾舆图》完成时期前后牛车的使用

就目前所见的资料来看,在荷兰佔据时期、南明郑氏集团初期,牛车的使用还不普遍吧。台湾居民使用牛车,要到南明郑氏集团后期(1671-1683),才比较盛行。隶清收归置县以后,牛车则盛行不衰。也在隶清之后才有了比较丰富的、具体的有关牛车使用情形的记载描述。以下选录若干文献作例子来进一步加以说明。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高拱乾」编成的《台湾府志》记载了很多有关利用牛车的事:

「安平镇渡 自 安平镇 至 大井头 相去十里,风顺,则时刻可到;风逆,则半日难登。大井头 水浅,用牛车载人下船;镇之澳头浅处,则易小舟登岸。(注7)出入皆乘牛车。遇山路陡绝处,则循籐而过;遇溪路深阔处,则跳石而过。凡传递文书,两手繫铃,撞之则鸣,其走如飞。」(注8)
上述就说明了在进入清朝统治十年出头的时候,南台湾人「出入皆乘牛车」;而汉人从 安平港 来到 台湾府(台南市)西侧的渡口 大井头时,因为水浅,船只难以直接靠岸,因此还用牛车下到水中接驳。


下图:
1684~1723年康熙年的《台湾地理图》,在当时「台湾镇、红毛楼、十字街的沿海,可看见数辆载货牛车往返近海船舶与陆地」
http://bbs.liuqiu-chin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599





「高拱乾」在他自己所发佈的《禁苦累土番等弊示》文告中更明白地提到:
「本道下车以来,访闻有司官役於招商贌社时,需索花红陋规,以致社商转剥土番,额外诛求,番不聊生。更有各衙门差役兵贌经过番社,輒向通事勒令土番拨应牛车,驾驶往来。致令僕僕道途,疲于奔命;妨其捕鹿,误乃耕耘。因而啼饥呼寒,大半鶉衣鵠面。」
所以,「高拱乾」为此「要求台湾府属下的官役、军民,凡经过各番社,不许勒令土番抽拨牛车、擅取竹木,苦累番民。倘有仍踵前辙,一经访闻,官则揭报、役则立拿杖毙,断不姑贷。各宜凛遵,毋貽后悔!」(注9)
可见牛车在台湾人之间已经极为普及,以至于与官府有所关係的人员不断地要求他们提供牛车作为运输交通工具,让平民僕僕道途,甚至妨碍了他们的生计。


下图:《康熙台湾舆图》,标注着:「水里社」至大肚溪伍里。「牛骂社」至大甲溪貳拾里。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郁永河」奉命福州官府来台採硫磺时,就经常提到「板轮牛车」。在其所著的《裨海记游》中一样也经常提到牛车。
例如,在他到达臺湾府城的二月二十五日,「买小舟登岸,近岸水益浅,小舟復不进,易牛车,从浅水中牵挽达岸,诣台邑二尹 蒋君所下榻。」
这一段引文,正证实了「大井头」渡口一带水太浅,因此要依赖牛车牵挽上岸。他紧接著评论说台湾这个地方,地不产马,内地马又艰于渡海,虽设兵万人,营马不满千匹;文武各官乘肩舆,自正印以下,出入皆骑黄犊。市中挽运百物,民间男妇远适者,皆用犊车。故比户多畜牛;又多蔗梢,牛嗜食之,不费芻菽。讲到在台湾马不容易获得,因此官员若不坐轿,就只能骑乘黄牛。至于一般人旅行或搬运物品,全都靠牛车。反正台湾产甘蔗,甘蔗叶正好拿来喂牛,养牛不太花钱。他又作了两首与牛车有关的《竹枝词》。如下。其一云:

「安平城旁,自一鯤鯓至七鯤鯓,皆沙岗也。
铁板沙性重,得水则坚如石,舟泊沙上,风浪掀掷,舟底立碎矣。牛车千百,日行水中,曾无轨跡,其坚可知。雪浪排空小艇横,红毛城势独崢嶸;渡头更上牛车坐,日暮还过赤崁城。渡船皆小艇也。」
当时以小艇驳接大帆船,但亦不能抵岸,必须再由牛车转驳。(图8)

另一首说:
红毛城即今安平城,渡船往来络绎,皆在安平、赤崁二城之间。沙坚水浅,虽小艇不能达岸,必藉牛车挽之。赤崁城在郡治海岸,与安平城对峙。
「耳畔时闻轧轧声,牛车乘月夜中行;
梦迴几度疑吹角,更有床头蝘蜓鸣。」
牛车挽运百物,月夜车声不绝。「蝘蜓」:音偃忝,即「守宫、壁虎」也;臺湾守宫善鸣,声似黄雀。(注10)


当时比「郁永河」晚到台湾的「孙元衡」颇有文采。「孙元衡」,字 湘南,安徽桐城人,贡生 出身,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担任:台湾府海防捕盗 同知,其后任过 诸罗县 知县、台湾县 知县。在这段期间写成了《赤崁集》一书。其中有一首 乙酉(1705)年的诗,题为「晓起漫成」:
「百瓮余齏禄料贫,閒阶散步不沾尘。
如哀如诉车音远,相唤相呼角语频。
无影日翻沙燕乳,细香风嫋树兰春。
年来绝塞烽烟惯,博得沧洲耳目新。」

他特别为「如哀如诉车音远,相唤相呼角语频」两句作註说:「车轮脆薄,其音甚楚,市贾吹角,若相和然」。(注11)

「孙元衡」在黎明破晓时分醒来,听到板轮牛车行进时发生的声音,历历分明,杂和著起身赶早市的生意人的吆喝声与吹奏号角的声音。破晓听到牛车的车轮声在远处,表示牛车很早就上路了,主要是要避开暑气。

康熙五十九年(1720),修成的《台湾县志》就强调:行远皆用牛车,亲朋相访,三、四人同坐,往来甚便.至于五穀、柴、炭之类,无非驾牛以运,连夜而行;人省永日之功,牛无酷热之苦。(注12)这样子的想法与做法,历久而不衰。

「刘克襄」在《山后探险》一书中译述了1880年代,一位派驻在台湾的英国海军军官的叙事,这位军官在前往高雄凤山的途中观察到:当长列的水牛车队有序地走往树下休息,未抹油脂的车轴发出喀吱声,吵醒早晨。东南风正迎我们而来。在这寂静的清晨,牛车队巨大的声响遥远可闻。牛车十分粗劣,而且迟缓、颠簸、吱嘎;沿著凹凸不平与惯常的路,平均一小时才走半里路;这不包括中途的休息。我们相信,它们在中国并不为人知悉。很可能是荷兰佔据福尔摩沙时代的遗物。(注13)
说牛车是荷兰据台时代引进,大概符合一般人的认知;但是说中国大陆没有牛车,当然不确,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从18世纪到20世纪,至少在江西一省就常常可以看到类似的板轮牛车。不过,这位英国海军军官在接近两百年之后,依然看到牛车在破晓前夜行,藉以避开暑气,在一片寧静之中划破沉寂,那种嘎嘎声响,犹然縈绕耳际,挥之不去。为什么牛车的声音会那样子吵闹呢?英国人说是车轴没有上油,欠缺润滑之所致。另外一个理由则是路况太差。

「周钟瑄」编纂的《诸罗县志》记载1717年之前,台湾北路,夏、秋行路之难,中土未有。水深泥淖,车牛重载,往往倾覆。固由淫潦相继,亦土性不坚,沙灰淤陷;而陂田蓄水,车牛往来杂遝,故处处坑堑,非尽秋霖之故也。(注14)
当时,从离开台湾府城(今 台南市中心)北侧没几里开始,一直到台湾北端,都属于「台湾北路」。夏天、秋天雨水多,是部份的原因。更严重的是路况不佳:路上到处有坑洞,坑洞积水,有时候还相当深;同时,道路从来没有夯实,处处形成陷阱。路面这么糟糕,主要是没有人负责维护。在这样的道路条件下,板轮牛车倒是恰当的交通工具,因為它的长处就是适应不良的路况。





上图:《康熙台湾舆图》于台湾府与一崑身沿海间的牛车驳运。(台湾博物馆典藏之《康熙台湾舆图》摹本局部)





上图:牛车经常以车队的方式行进。来源:George L. Mackay (James A. Macdonald ed.), From Far Formosa (New York: F. H. Revell Co., 1896).




三、牛车的用途

牛车是交通工具,当然用于运输与交通,不过,它被使用的场合与目的,有时候还颇出人意表,相当有趣。举例而言,牛车开到海里接驳船货就是个不寻常的现象,而且就发生在台湾府城的码头,一处叫做「大井头」的地方。前文已经述及1697年,「郁永河」从福州来到台南,下船时已经亲眼目睹过这个现象。几年后,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冯协一」受命为新任的台湾府知府,他聘请「吴桭臣」(注15)担任幕友(顾问兼秘书),两个人一道搭船到台湾来。「吴桭臣」记录说,五月初一日:午间,进鹿耳门。……进此即大港,周二十里。泊大马头,又名「大井头」。岸滩水浅,舟不能近,俱用牛
车盘运上岸。岸上即大街,去府仅里许。(注16)牛车用作自近海驳运人、货上岸的交通工具。近岸靠码头的地方水变得很浅,船只根本无法靠岸,因此只好把牛车拉到水里,直接盘运。台湾西海岸大多是沙岸,问题也就差不多。

清乾隆二十年(1755),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在奏摺中所提到的那样:台湾「虽处海滨,沿海皆有沙线阻隔,横洋巨舰不能直达各厅县境。」(注17)

除了港口驳运之外,岛内主要商品的搬运,牛车当然是主要的交通工具。1830年代中期,成书之《彰化县志》在提到牛车的重要性时就指出:其在本地囤积五穀者,半属土著殷户;其余负贩贸易,颇似泉、漳。惟载货多用牛车,与内地不同耳。(注18)

1900年左右,成书之《安平县杂记》记台南安平港一带商品(主要指 糖)装船外运的事,提到:或用竹筏由溪配郡、或用牛车由地付郡,交付糖间制糖及南北郊买糖之人分配火船、夹板商船之类。……载资,每件:车,远一角、近五尖;筏,每件一角五尖。(注19)
无论远近,用牛车载都比用竹筏载来得便宜。在清代台湾,佃户缴纳租粮给地主时,地主常常要求佃农把租穀用牛车运到指定的场所或港口,分别就叫作「车运到府(业主的家宅)」、「车运到馆(业主设的租馆)」或「车运到港」。

牛车也用于旅游,不只是交通工具,而且真的是用来游乐,特别是原住民。不过,相似的记载并不多,只见于各种版本与形式的「采风图」。

清乾隆初,巡台御史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游车〉条说: (注31)
番无年岁,不辨四时,以刺桐花开為一度。每当花红草绿之时,整洁牛车;番女梳洗,盛妆饰,登车往邻社游观,麻达执鞭為之驱。途中亲戚相遇,掷果為戏。若行人有目送之而称其艳冶者,则男女均悦以为快。(注20)

或许这样的风俗只存在一段期间(严格说来,牛车对原住民而言是外来的,并不是固有的),或者是汉人观察者未能亲身参与,不明其究竟,所以也就没有太多话可说。当然,坐车出门,交通与娱乐本来就兼而有之,用不著特别强调吧。





上图:清咸丰六年,载有「车运到府」字样的收单(作者自藏)。





上图: 《番社采风图》之〈游车〉。(台湾当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典藏)




上图:《敦仔行乐图》与牛车。(台湾博物馆典藏)





上图:车斗上有竹编篷子的牛车。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提供台湾当局图书馆印制2006年桌历。





图14 蒋元枢,〈重修塭岸桥图〉。来源:「蒋元枢」纂辑、台湾当局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重修台郡各建筑图说》(台北:台湾当局中央图书馆,1983)。



四、牛车的形式与演变(注21)

牛车作为代步的及搬运农作物的交通工具持续甚久,因此在时间的历程中,难免也有一些改变。板轮是持续存在最久的一种形式,而有关此种板轮车的记载则是以1830年代,完成的《彰化县志》最详,我们权且摘录如下:「地平旷便于行车。轮高五尺许,轨辙画一。一牛约运五、六百觔。编竹为车笼,以盛五穀之属。诛茅採薪,去其笼,捆束以载。行远可乘三、四人。重则另横一木于右,縶紖加轨,多一牛以曳之,若马之两驂而缺其左矣。(按、今有一车而驾三牛者,更多则再驾一牛于辕前,名曰「头抽」。其左曰「左边」,右曰「右边」。)妇女乘则置竹亭于上,或用布帷。凡引重致远皆用车。汉庄、番社,无不家制车而户畜牛者。冬、春皆夜行。田潦尽涸,四野康庄,夜静风生,蹄轻行疾。轆轤之声,远近相闻,有临淄、即墨之风焉。夏、秋多淫雨,水深泥淤,非昼不可行」。(注22)

据此描述,一头牛拉的牛车,载运能力大约有500-600觔,相当于三、四百公斤。(若用用两、三头牛来拉,承载量当然成比率增加。)载重能力虽然不是很强,可是牛的耐力强,拉车可以持续很久一段时间,这才是它的优点。

《彰化县志》也指出:牛车用来载运五穀的时候,车斗上用竹编的篷子罩住,这样穀物就不会掉出来。若是装载禾秆或者茅草,那么就把竹篷去掉,稻草用捆的,这样可以载得多。若是用来载人,一头牛拉的牛车通常可以载三、四个人;若是搭载女客,那么就在车斗上装个竹亭,或者再加上布帷。

《彰化县志》强调驾车出行的适当时间,冬、春皆夜行;夏季与秋天因為雨水多,路上常常水,又多坑洞,容易出事,因此应该在白天行走,一方面看路看得较清楚,另一方面则是出了状况也比较容易排除。不管是原住民的聚落还是汉人的村子都有牛车备用,因为不管是载重还是行远,牛车都是最好的交通工具。




上图:徐澍,《台湾番社图》所见无盖的车斗。(台湾博物馆典藏)





上图:《林天木台湾巡视图》。(台湾博物馆典藏1928年,片瀨弘模 写本)



《彰化县志》提到牛车的车轮很高,大约高达五尺,也就是一公尺半左右。这种牛拉的板轮车用整块木板制成车轮,或用两、三块木板拼成,无轴与辐的分别。为何轮子没有轴与辐,而作成一个圆板状呢?
三十多年后,来台担任 教喻 工作「朱仕玠」提供了一个詮释。他说:「台地车轮,用坚木板铺平,凿横孔,用坚木穿贯;无轮与幅之别,盖台地雨后潦水渟涂,车轮有幅,障水难行,不如木板便利;所谓因地制宜。」





大意是说如果使用有辐的车轮,一旦卡到泥泞之中,不容易拉拔出来,所以他也认为使用板轮比较适合台湾的特殊气候与地理条件。牛车在清代时期,基于载重能力的考虑,有一牛、两牛、或三牛等不同的拖拉方式,一如《彰化县志》所言。不过,所有的牛车车辆本身大致上同样都是使用两个板轮。进入日本殖民时代以后,逐渐以一牛拖拉为常,而且在轮子形式及材质上也有所改变。先是由板轮转为有轴与辐的铁轮(上图),由两轮变成两大两小的四轮。







1930年以后,又使用橡胶包覆铁轮的轮子(上图)。这是一方面随著时代的进步,可利用的材料有所改变;一方面在日本殖民时代道路条件也大大改善;再者也是因为时代的进步,牛车的功能越来越受到侷限,由一般的交通工具转型为纯农业性的农场运输工具的缘故。不管车轮怎么改变,牛车从清代进入日本殖民时代,依然是台湾主要的运输交通工具,特别是在乡下农村,而日本人的政策是「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牛车当然盛行,直到1908年12月27日,台湾总督府发佈「荷车取缔规则」(货车管理条例),限制其使用范围之后,牛车的发展才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其后,台湾的铁、公路交通随著汽车、火车的运用日渐发达,牛车才以缓慢的速度降低其运输的角色。即便如此,在日本战败之时,全台仍有牛车六万余辆。(注24)
说了老半天「牛车」,其实它在民间,有许多不同的名称,例如叫作「牛车」、「大车」、「笨车」及「柴头车」……等等。最有趣的是:它也被唤作「马车」,而制造、或修理这种车辆的店铺也称为「马车店」。事实上,台湾很少有马,只供特殊身分的人骑乘,不用作交通工具。(注25)

今台湾岛中部南投县竹山镇中和国小的调查,指出镇内下崁的方,有一处小地方的名叫作「车店子」。从清道光(1821-1850)年间开始,下崁就有很多人以驾驶牛车为业,前往远处的流藤坪、田仔等地运送竹材。路远费时,牛车队常常在一棵可遮阳蔽日的大榕树下休息,久而久之,就有人来开店提供服务,也有人来帮忙修理车辆,于是产生了「车店子」这样的地名。而在车店子更南之处,也因牛车运输活络,曾经有过饮料舖子。不过,该处的聚落较小,并且位于道路中途,于是人们便把它叫作「半路店」。(注26)

同样的资料也描述当年驾驶牛车的情况,内容丰富生动,我们转录如下,聊代结语:当时在中部地区,牛车制造以鹿港较多。以民国二十五年例,一辆牛车约需日币三百多元。做零工每天工资二角半,运砂石每辆可赚十多元,运稻穀则以斤计算,一百斤一块半,如载二千斤可赚三十元,收入堪称不错。可是并非天天有生意上门,而且除了牛只的饲养照顾需费神外,每年也要缴税金两次,每次七十多元。
早期牛车车轮外包铁圈,牛只可拖货将近二千斤。
1950年左右,塑胶车轮出现,就可拖二千多斤了。驶牛车者经常半夜三、四点钟,即需带著饭包(饭盒)、开水,準备出远门。空车时,坐在牛车上;运货时,则伴著牛只步行。天气热时需取水泼牛身,以散其体热。牛只走得太慢,则需稍加鞭打。当时本地(中崎)牛只亦经常到鹿谷、小半天等地运货,因柏油路面尚未出现,货物装綑好后,牛隻拖著车和货,在崎嶇的碎石路面缓缓前进。有时上坡需奋力拖拉,有时下坡主人则需帮忙剎车。最怕的是雨后的泥泞路径,若不慎陷入泥中,麻烦就大了。到达目的地,卸货领了工资,再赶回家里,已是日近黄昏。这样装货、卸货,又要步行数十里路,够辛苦了。
1960年代以后,因三轮货车及大卡车的日渐普及,驶牛车已逐渐式微。
今日,造型优美的牛车竟成为庭园和围墙的装饰品,令人睹物而生思古之幽情。(注27)




备注:
1、陈汉光,〈台湾板轮牛车之今昔〉,《台湾文献》,第11卷第4期(1960)页14-33。

2、 郁永河,《裨海纪游》(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文献丛刊」第44种,1959),页22-23。

3、这件事情,有一说主张是「苏鸣岗」而非「郑芝龙」安排的。稽核史实背景,不无道理,但与本文无直接相关,不在此申论。

4、郭辉译,《巴达维亚城日誌》第二册(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0),页246-247。

5、松田良孝著、邱琡雯译,《八重山的台湾人》(台北:行人文化实验室,2012),页64。

6、Lionel Bender, Invention (Eyewitness Books) (London: Dorling Kindersley, 1991), p. 12.

7、高拱乾,《台湾府志》(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文献丛刊」第65种,1960),页43。

8、高拱乾,《台湾府志》,页188。

9、高拱乾,《台湾府志》,页249:高拱乾,〈禁苦累土番等弊示〉。

10、以上三段引文件「郁永河」,《裨海纪游》(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文献丛刊」第44种,1959),页13-14。

11、孙元衡,《赤崁集》(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文献丛刊」的10种,1958),页7-8。

12、「陈文达」著、「王礼」修,《台湾县志》(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文献丛刊」的113种,1961),页401-402。

13、「刘克襄」译著,《后山探险:十九世纪外国人在台湾东海岸的旅行》(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2),页149-150。

14、周钟瑄,《诸罗县志》(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文献丛刊」第141种,1962),页289。

15、吴桭臣的父亲即是因科场案被流放 宁古塔,幸得他的好友「顾贞观」写了一闕以「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哪堪回首?」开头而感动多人的《金缕曲》一词,终而获得赐归的「吴汉槎」。

16、吴桭臣,〈闽游偶记〉,收在《台湾舆地汇钞》(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文献丛刊」第216种,1965),页15。

17、《明清史料》,戊编第二本,页102a-103b,〈户部「为 闽督 喀尔吉善 等奏」移会〉。

18、周璽,《彰化县志》(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研究丛刊」第48种,1957),页137。

19、《安平县杂记》(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文献丛刊」第52种,1959),页30-31。十进位货币(银元)单位,从大到小,递次为元、角、尖、瓣。引文中的「火船」指轮船,「夹板船」指欧洲式的帆船。

20、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文献丛刊」第90种,1961),页16。

21、关于牛与牛车,「邱渊惠」有一本叫作《台湾牛》的书,描述得很清楚。此外,「康原」的《台湾农村一百年》一书,多处地方也在讲牛和牛车。读者尽可自行参考。邱渊惠,《台湾牛》(台北:远流,1997)。康原,《台湾农村一百年》(台中:晨星,1999)。

22、《彰化县志》,原刊于1836年左右。(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研究丛刊」第48种,1957)卷九〈风俗志〉「杂俗」条,页292。

23、朱仕玠,《小琉球漫志》(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文献丛刊」第3种,1957),页69。

24、「陈汉光」的〈台湾板轮牛车之今昔〉,《台湾文献》,第11卷第4期(1960),页14-15。「关山情」主编,《台湾三百年─乡土系列》(台北:户外生活图书,1986),页156。

25、陈汉光,〈台湾板轮牛车之今昔〉,《台湾文献》,第11卷第4期(1960),页14-32。有关板轮车之描述请参考「朱仕玠」,《小琉球漫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文献丛刊」第3种;或「朱景英」,《海东札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文献丛刊」第19种。

26、南投县竹山镇中和国民小学(涂有忠)编,《下崁采风录》,页66,〈车店子山清水秀〉。

27、南投县竹山镇中和国民小学(涂有忠)编,《下崁采风录》,页323,〈走入历史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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