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你去看“推特革命”在谷歌上的热搜频率,它在“伊朗革命”和“茉莉花革命”时,热过一阵,以后就消失了。就连“推特革命”的始作俑者——美国国务院也不怎么提。反而在中国国内,这个词的引用频率比较高。是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说这话的,往往是一批受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比较深的人。“推特革命”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一种符合自由主义审美逻辑的想象。也就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可以把暴政给干掉。中国的一些学者,把“推特革命”当一个模式,套用现实,或者说从现实上挖一块下来解读为“推特革命”。
观察者网:您认为今后社交媒体或者说新媒体,会不会在政治事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沈逸:社交媒体作为一个动员工具的价值永远是存在的,但是作为一个工具,它是中性的。所谓中性是说,你不要以为它只能用来把政府干掉,政府也可以用它来团结和动员民众。新媒体就是一个“能力竞赛”,只有那些不会使用它的人会被淘汰。
都说互联网有天然的反权威属性,那么谁是权威呢?不一定是政府。有的人用互联网反掉了政府,自己变成了新的权威,于是在下一轮互联网高潮来临的时候,他成了被反的对象。比如大V用互联网来反政府的权威,他们成了新的权威。大V很享受这一点,以为自己可以永葆权威,但是他们没想到上了互联网这趟车,也会轮到他们被反。赵薇这个事情不就是各种反权威吗?
观察者网:您怎么看这次赵薇事件?
沈逸:赵薇这个事情是分几波的。第一波是说赵薇不好的,第二波是继续说赵薇不好的。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差别,第一波是有明确的证据的,比如说她用了戴立忍,比如说有理由怀疑资本对于网络发布进行商业化删帖操作。到了第二波就扯淡了,说赵薇和什么共济会有关。然后第三波是什么?第三波就是用“共济会这事不靠谱”为赵薇洗白。第四波,利用网上流传的共济会不靠谱证据,说主张爱国、反赵薇的都是一些无脑脑残青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网上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场活的舆论战。这场舆论战跟以往不同的是,大家可以清晰的感受到,有一方使用了反宣传的技巧。什么叫反宣传?有一个叫立白的直播主持人,他平时不是一个爱国的人。突然之间他标榜起自己爱国了,用非常恶心的方式,让大家讨厌爱国本身。这就叫“反宣传”,用冷战时期的术语来说,叫“黑色宣传”。
通俗点说,败坏一个人的名誉有两种方式,第一个我直接出来说你不好,第二个是我假冒你的名义做很多事情,抹黑你的名声。说得更直白一点,抗日剧《敌后武工队》里日本对付敌后武工队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搞一个假的敌后武工队,冒名去做一些损害他名誉的事情,来割裂民众和游击队之间的联系。
在这个过程当中,注意不要使用“阴谋”这个词,这是共谋和配合。没法证明也没有必要证明,第四波就是故意用共济会攻击赵薇的人,第三波人的攻击方式为那些想为赵薇洗地的人提供了靶子和帮手。
第三波用“共济会这事不靠谱”为赵薇洗白
观察者网:要怎么应对这种“反串黑”?
沈逸:在赵薇事件过程当中凸显了几件事情。
第一,我们政府的能力不足,没有发展出一套机制。
从这次事情看,政府是时候对商业删帖行为进行规范化处理了。美国政府也会要求谷歌删帖,但是每次提出删帖的要求,法院都要判决。要删东西可以,要告知理由。“他人身攻击了”,“他涉及法轮功违法邪教宣传”,那就应该删掉。被删可以进行申诉,你说“我这不是邪教宣传”,然后有一个程序来判断这是或者不是。如果是就去删,如果不是就把它放出来。
第二个,我们政府部门必须要出来说:“没错,这件事情证明政府的政策创新能力面临巨大挑战,我们是要改的。”网络内容管理终究也是要规范化的。现在很多问题和争议在于政府不作为、乱作为,或者作为的创新不够。
从整个中国新媒体发展历程来看,赵薇事件可能在不经意中会成为一个标杆。如果监管部门足够敏锐的话,应该以此为契机,来推动一轮监管政策的创新和改变。但无论是否做出这个重大变革,有一点是已经证明的,就是中国民众或者说大陆民众在删帖问题上,态度、看法已经发生显著变化。
新媒体发展的这些年中,一些商业化的运作规则看上去已经顺理成章。中国存在一个商业化的删帖市场,这大概不是什么秘密。现在网民对商业化删帖规则表示“我不认账”。新的游戏规则正在出现,民众正在兴起。
这后面甚至可以引出一个很有趣的追问,就是对于那些以“不民主,要自由”为理由向政府发起挑战的自由主义大V们。你们说的“民主”到来了,怎么就不允许网民说话了呢?网民说话怎么就变成暴民了呢?为什么就变成了“叫魂”呢?亲,说好的民主去哪了?搞了半天,你要的“民主”就是,你可以说,我不可以说吗?这算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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