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眼818《社会主义 请看华西村！》

华西村掌门人回应负债389亿元：网传文章断章取义
2017年12月24日 星期日 07:1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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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篇名为《中国最富村负债389亿 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到底经历了什么?》的文章在网络上发酵，该文称，昔日的天下第一村，走到了转型的岔路口。对于网传文章，华西村党委书记、主任、华西集团董事长吴协恩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网传文章断章取义，今年华西集团钢铁、化纤板块业务盈利大幅度增长，服务业整体平稳，集团经营情况好于往年，纳税稳中有升，整体发展态势良好。

据新京报报道，根据华西集团提供的财务数据，截至今年前三季度，华西村实现盈利1.62亿元，负债总额为387.42亿元，去年同期为360.44亿元，同比增长6.96%;华西集团资产总额为558.26亿元，资产负债率69.4%;华西集团实现营业收入202.1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超20亿元。

“今年以来，钢铁、化纤行业行情火爆，是近年来表现最好的一年，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华西集团会经营不好?”吴协恩表示，负债有所提升，主要是因为布局了许多新业务。“适度的负债率，对企业经营也有好处，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吴协恩表示。

据吴协恩介绍，目前投资的效果正在显现，部分投资收益已达数倍。此外，新布局的金融、电竞等业务也在推进，利润将逐步释放。

“我经常跟村民说，有质疑，说明外界一直在关注华西村，有关注也是好事，对于这些传言，我们也不必过多理会，踏踏实实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吴协恩表示，每隔一段时间，网上就会出现一些传言，这都是不了解华西村所致。

吴协恩表示，网上有些声音认为，华西村比较封闭，但实际上华西人心态非常开放。“欢迎有质疑的朋友，到华西实地走走看看，眼见为实嘛。”吴协恩表示。

华西村背后家族:企业超200家 成员从政经商玩电竞
2017年12月23日 星期六 11:1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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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京报

近日，华西村被爆料负债已达389亿元，“家天下”、“跟不上时代”等评论接踵而至。

华西村党委书记、主任、华西集团董事长吴协恩在接受理财帮帮主专访时表示，网传文章断章取义，今年华西集团钢铁、化纤板块业务盈利大幅度增长，服务业整体平稳，集团经营情况好于往年，纳税稳中有升，整体发展态势良好。

实际上，华西村之所以在今日仍能如此受到瞩目，离不开原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及其家族数十年来的资本运作。

在吴仁宝的带领下，华西村“70年代造田、80年代造厂、90年代造城”，坚持以集体经济为主的共同富裕发展道路，早在上世纪90年代，华西村就凭借家家户户住别墅、存款超千万的生活为人们所知，一度成为了全国首富村、“天下第一村”。

1994年，华西集团正式组建成立，这个集团由由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新市村村民委员会全权控股，涉猎包括钢铁、房地产、网络、金融等多个行业。此前，吴仁宝作为华西村党委书记曾任华西集团董事长，家中多位成员在集团中担任要职。

而如今华西村“负债389亿元，资产负债率68.78%”的消息，也正是源自于华西集团去年一季度报表。

不过尽管如此，这个首富村背后的资本究竟由哪些血脉相连的吴家人掌控，仍是萦绕在不少人心中的疑虑。理财帮为你拨开层层迷雾，起底华西村吴氏家族。

企业总数超200家

华西村旗下最主要的资产即华西集团，截至去年一季度，华西集团总资产541亿元，负债389亿元。

华西集团2016年的一份发行债券说明书显示，截至去年3月末，华西集团共有子公司186家，联营企业19家，合营企业3家，旗下企业总数达到了208家，这些企业，被华西集团划分为钢铁、纺织化纤、材料、商业、其它等5大板块。

根据华西集团提供的财务数据，截至今年前三季度，华西村实现盈利1.62亿元，负债总额为387.42亿元，去年同期为360.44亿元，同比增长6.96%;华西集团资产总额为558.26亿元，资产负债率69.4%;华西集团实现营业收入202.1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超20亿元。

“今年以来，钢铁、化纤行业行情火爆，是近年来表现最好的一年，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华西集团会经营不好?”吴协恩表示，负债有所提升，主要是因为布局了许多新业务。

“适度的负债率，对企业经营也有好处，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吴协恩表示。

据吴协恩介绍，目前投资的效果正在显现，部分投资收益已达数倍。此外，新布局的金融、电竞等业务也在推进，利润将逐步释放。

吴仁宝的儿子、侄媳妇、侄女婿进董事会

在深交所网站上的一份债券说明书显示，由华西村委会控制的华西集团，日常经营由7人组成的董事会负责。

董事会名单显示，目前华西集团的7名董事会成员全部来自华西村党委，其中还有不少人与吴仁宝有血缘关系。

具体来看，董事长吴协恩是吴仁宝最小的儿子，也是现任华西村的“一把手”。

在华西集团担当董事一职的包丽君是吴仁宝的侄媳妇，她还担任华西集团下属12家公司董事长，其在华西村职务为党委副书记。

华西村党委委员、华西集团董事陶葵军是吴仁宝的侄女婿，担任华西污水处理董事长。

华西村党委副书记何建南据称是吴仁宝的远亲，除了在华西集团董事外还是华西北钢的董事长。

长子家庭：多家公司已注销，女儿任副市长

吴仁宝的大儿子吴协东，出生于1949年12月，目前担任华西村党委常务副书记。

根据天眼查信息显示，吴协东曾经在江阴市宝昌建材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担任法人，不过目前在业的仅有江阴市华西管桩有限公司和江阴市华西中康运输有限公司，其余3家资料显示已经注销。其中，华西管桩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吴协东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康运输的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吴协东担任执行董事。

值得注意的是，天眼查显示，吴协东还曾是江苏华西扬子置业有限公司的法人，这家公司的注册资本高达2亿9千万元，不过在今年9月底，扬子置业的法人已经由吴协东变更为了孙凡均。

吴协东有两个女儿，分别是吴洁和吴芳。

吴洁是姐姐，也是吴仁宝的大孙女，出生于1973年前后，曾担任华西村党委副书记，目前是华西实验学校党委书记。

据北京晨报报道，吴洁的丈夫孙云丰（又名孙云南）曾经担任华西村党委副书记。

此外，孙云丰在2013年-2015年间还曾担任华西村上市公司华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目前，孙云丰是云南屏边华西村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注册资本200万元。

另一边，吴芳出生于1974年11月，从2012年2月开始担任江阴市委常委、副市长。吴芳的丈夫李庆是华西村现任党委委员，互动百科显示，他也是华西集团副总经理。

次子家庭：旗下公司官网无迹可寻，总经理换人

吴仁宝的二儿子吴协德出生于1952年，于2015年7月因病逝世，享年63岁。

逝世前，吴协德正担任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华西集团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华西上海和香港公司总经理、华西旅游服务总公司总经理、龙希大酒店总经理。

吴协德的儿子吴昊据称曾担任华西村党委副书记，但目前已经不再出现在最新换届名单上，

此外，还有资料称，吴昊曾是华西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华西村在墨西哥开办公司总经理。吴昊的妻子，也就是吴仁宝的孙媳妇周丽，目前是华西村党委委员。

据农民日报报道，周丽在2010年正在担任华西旅游服务总公司总经理，这家公司隶属于华西集团，资料显示，公司共有员工1000余人，年接待国内外游客近200万人次，直至2013年，仍有媒体为周丽冠上这一头衔。

不过记者查阅发现，如今华西旅游服务总公司的官网已经无迹可寻。此外，新浪财经报道，华西龙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已经将总经理人选由曾经的周丽改为了法人吴钰强。

三子家庭：进军餐饮业

吴仁宝的三儿子吴协平曾担任华西村党委副书记，目前是华西村党委委员，是华西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华西村餐饮旅游的总经理，也是华西村美食营养学院院长、中国烹饪协会名厨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吴协平曾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因为热爱而选择了做厨师，目标是将华西村的餐饮世界化。吴协平成立了华西美食营养培训中心，举办“中国厨艺高级技能研修班”。

资料显示，吴协平有一儿一女，均未在华西村担任党委副书记或党委常委等职务。

四子家庭：家族企业继承者，进军电竞业

吴协恩出生于1964年，是吴仁宝最小的孩子，也是“天下第一村”的继承者。在同辈均不再在华西村任职的现在，目前，吴协恩仍然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是华西村村民委员会主任，也是华西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资料显示，华西集团注册资本90亿元，在江阴和唐山分别投资有钢铁厂；华西集团旗下华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江阴、张家港等地均涉足过房地产业务，2003年华西集团提出进入金融行业。

目前华西集团旗下拥有的金融类企业包括典当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财务公司、咨询公司等。此外，华西集团还参与了多家银行、证券、期货公司的股权投资。

据义乌市妇联报道，吴协恩的妻子孙惠芬是华西集团负责物资采购的总经理。与家族中其他从事建筑建材等传统行业的亲戚们不同，吴协恩的儿子孙喜耀不仅是华西华茂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还进军了电竞业。

2016年，孙喜耀入股新三板挂牌公司英雄互娱，与他同为这家公司监事的还有“华谊兄弟”王中磊、王中军以及徐小平等。

此后，孙喜耀还担任了上海耀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耀宇文化”）和EHOME电子竞技俱乐部董事长，而在孙喜耀的带动下，华西集团也传出了投资网络、游戏、动漫等项目的风声。

女儿一家：主营航运物流产业

除了四个儿子之外，吴仁宝还有一个女儿，叫做吴凤英，据称曾经担任华西村党委常委，是华西物流中心总经理，吴凤英的丈夫缪洪达曾任华西村党委副书记，是华西毛纺总公司总经理、华西集团副董事长。有资料显示，吕苏君一人担任了华西村12家公司的法人，几乎囊括了华西村航运业务板块的所有公司。而航运正是华西村重点布局的业务板块之一。

两人有一个女儿叫做缪华，在最新换届后，她是华西村党委副书记，也是华西综合管理总公司总经理，而缪华的丈夫吕苏君是华西村党委委员，也是江苏华西村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钢铁业务回暖，转型进行中

此前，钢铁行业板块占华西集团营收大头，也是华西村财富源头。目前，华西集团拥有博丰钢铁、华西北钢、华西南钢等公司。围绕钢铁加工，华西集团在华西村还先后建起型材厂、法兰厂、带钢厂、焊管厂、弯管厂等一批企业，构建了钢铁加工产业链。

2013年、2014年及2015年度及2016年一季度，华西集团钢铁营业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占比分别为67.45%、64.98%、60.52%和67.82%。但是，这个占比超6成的主营业务在上述时段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79.05亿元、178.29亿元、129.89亿元和37.37亿元，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对于网传文章，华西村党委书记、主任、华西集团董事长吴协恩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网传文章断章取义，今年华西集团钢铁、化纤板块业务盈利大幅度增长，服务业整体平稳，集团经营情况好于往年，纳税稳中有升，整体发展态势良好。

吴协恩表示，网上有些声音认为，华西村比较封闭，但实际上华西人心态非常开放。“欢迎有质疑的朋友，到华西实地走走看看，眼见为实嘛。”吴协恩表示。

由实业转型成金融集团，是现任华西村书记吴协恩的目标，此前由“能人”带领全村实现富裕的模式在长效的现代企业制度管理下还能否持续发挥作用，随着“吴仁宝”时代的结束，在吴氏家族的带领下，华西村未来究竟将走向何方，拭目以待。                                

90年代亿元村如今破败吃饭成问题 原因让人唏嘘

2017-12-23 22:31:00央视财经 分享 13参与
　　山西大同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被誉为“中国煤都”，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长期大规模开采，煤炭资源日益枯竭，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煤矿关停潮席卷而来，大同“一煤独大”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
　　在这样的形势下，当地经济该如何转型？矿区村民生活又该如何得到保障呢？
　　曾经集体盖洋楼 如今吃饭成问题
　　初冬时节，山西大同市西部山区里一片沉寂，而十年前这里却是令无数人向往的财富之地，大小煤窑星罗棋布，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如今走在核心采煤区左云县秦家山村的路上，显得格外冷清，路上半天很难见到一辆车。车辆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行驶了30多公里后，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记者来到了秦家山村。眼前这座略显破旧的建筑就是秦家山村委会办公楼，修建于1988年，当时在偏远的山区，一个村集体能修建一座这样高规格的办公楼实属罕见。这间位于一层走廊尽头的光荣室，“省级先进企业”、“小康村”、“文明示范村”一张张荣誉证书与一面面锦旗挂满了整个房间，述说着秦家山村昔日的历史与荣耀。

　　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秦家山村 村委会主任 崔秀平 ：九三年省委省政府给我们发的是千万元村，九五年就是亿元村了。崔秀平介绍说，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煤炭需求猛增，拥有丰富煤炭资源的秦家山村一下子热闹起来，全国淘金者从四面八方涌来，村里矿井林立，最多的时候这样一个偏远的小山村煤矿数目多达八、九座。
　　崔秀平 ：当年在城里打工的，每个月也就是二三百块钱，在我们村打工的最少一千五百块钱一个月，到年底还有分红，我们村民一户能分两万块钱左右。

　　在那个年代，城里都少有的“万元户”，在这里不是稀罕事儿，因为家家都是。村集体给村民建起了十几栋二层小楼，并且建设了医院、学校、敬老院、剧场等一大批配套设施，这里村民过着让城里人都羡慕的生活。十里八村都来这里举办村运会，看病也要来这里的村医院。
　　村民袁秀花今年67岁，老伴儿杜兴国今年70岁，他们老俩口是土生土长的秦家山村人。1989年他们全家从山下的破土窑搬进了这栋楼房，村集体给村民统一装修了房子，并配上了全套家具，令他们全家喜出望外。
　　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秦家山村村民袁秀花 ：进来的时候有壁纸有灯，有装修的柜子，柜子是实木的，家家户户都有，都是统一定制，根据地方大小做的。当时城里边像这样规格的，很少见到。

　　富裕的生活条件，良好的配套设施，丰富的文化生活，川流不息的车辆，繁荣的秦家山村被誉为当地的“小香港”。然而这种躺着煤堆里数钱的日子在2008年戛然而止。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煤炭价格大跌，伴随着矿产资源日渐枯竭，以煤为生的秦家山村从此一蹶不振。而且随着常年高强度的开采，这里的地下水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村子里已经出现了地基下沉，墙体开裂，生活缺水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昔日的辉煌已经不在，这里已经不再适合居住了，慢慢的变成了一座空心村。
　　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秦家山村 村民杜兴国 ：家家户户基本地上墙上都有裂缝。外边种的地裂缝基本上都有把耕牛掉下去的。
　　秦家山村有6000多亩地，退耕还林已经有12年之久，由于地处干旱地区，外加地下水遭到破坏，村里土地已经多年没有任何收益，村民依靠每年退耕还林的几百元收入很难维持生计。年轻人纷纷离开这里进城打工，秦家山村从之前六七百人的富裕村，几年间只剩下30多位老弱病残留守在这里，成了真正的“空心村”。

　　由于常年开采，煤层越采越深地下水遭到破坏，水质受到污染已无法饮用。村民吃水成了一件难事儿，为了解决吃水问题，当地政府将水从几十里外引到村里，但秦家山所处位置地势高水压小，供水十分不稳定时有时无。无奈之下当地政府只能调用蓄水车每周来给村民送水。在杜大爷家里，记者发现摆放最多的就是大大小小的各种水桶。

　　事实上，类似秦家山村这样的村庄，在大同市采煤沉陷区比比皆是。左云县台子山村与秦家山村仅相隔十几公里，当年也是因采煤致富的小康村。如今这里有着与秦家山村同样的遭遇。
　　张广今年52岁，是生活在这里为数不多的村民，也是这里目前村里最年轻的人。他家这栋楼房是1990年村集体出资修建的，如今地基下沉墙体开裂现象十分严重。挑水成了村民张广每天的必修课，他不仅要给自己家挑，还要帮着村里几户老人挑。现在村里只剩下不到20位老人。
　　为了让采煤沉陷区村民能得到良好的安置，大同市在受损较为严重的乡镇进行试点搬迁，建设采煤沉陷安置区，实施整村异地搬迁安置，秦家山村、台子山村以纳入安置范围，新居已经开始建设，2018年底他们将告别这里搬入新居。搬迁安置措施虽然能够解决沉陷区百姓最现实的住房问题，但搬迁后的村民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村里煤矿已经关闭，赖以生存的土地因缺水而无法耕种，村民生计没有了着落。

　　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台子山村 村委会主任 王素田 ：主要是地不行，咱们这个地，下面采空区以后反不上水来了，地表水反不上来，种庄稼十年九旱，靠老天爷吃饭也不下雨，一亩地打上百十来斤，吃饭的问题都难以解决。
　　林光同补
　　光伏产业扭转大同采煤沉陷区窘况
　　大同在长期大规模的煤炭开采中，形成了约1687平方公里的采煤沉陷区。为了解决采煤沉陷区这些遭到破坏的闲置土地，2015年6月，《大同采煤沉陷区光伏发电基地规划及2015年实施方案》获得国家能源局批准，国家能源局首个“光伏领跑者示范基地”项目在大同落地。光伏项目为大同的经济转型找到了方向，为几十年难以破解“一煤独大”的经济发展模式找到了突破口。

　　山西省大同市发展改革委 主任 王明生 ：大同这片土地上，老天也是先天的一个因素，也是非常好的，光照二类地区。再一个它要有一些电网的接入与消纳具体的条件，采煤过程中需要供电，形成了稳定的220千伏的环网。我们这一块区域它这个电网就是很坚强的，这在别的地区也是少有的。搬迁以后老百姓就是离开那片土地，土地它是闲置的。恰恰给光伏产业，就腾出了空间。
　　虽说采煤沉降区的土地遭到破坏已经闲置，但大部分属于退耕还林用地，属于林地。如何将这些闲置土地合法化利用是摆在当地政府部门面前的难题。经过反复论证大同市提出了“林光互补”的新设想。就是做光的同时，满足林业管理、生态管理。

　　在左云镇一排排太阳能电池板沿着山势整齐排列，在湛蓝的天空映衬下显得蔚为壮观。2016年6月，由13家公司组成，总占地4.95万亩的一期“光伏领跑者基地”建成并陆续并网发电。华电大同光伏项目、联合光伏项目分别落户秦家山村、台子山村。
　　秦家山村与华能光伏签订了土地流转协议，按照每年360元/亩，将村集体1349亩地流转出去，合同期为26年，村集体每年能够收入土地流转费48万多元，这笔收入对于多年零收入的村集体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这笔钱村里将按照人数均分，村民每人每年能够拿到600元，加上退耕还林补贴，加在一起村里每户一年可以拿到补助2000多元，这也成为了众多村民的生活保障钱，通过光伏项目村民有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尝到了甜头。目前秦家山村只流转了三分之一的土地，剩余土地他们将参股联合建设光伏项目，希望通过光伏产业让村民获得更多收益，重塑秦家山村的辉煌。

　　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店湾镇 镇长 赵瑞春 ：光伏项目落地建成，并且投产以后，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新的活力。我们一年的收入大约是一千多万，老百姓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就在我们光伏厂区，我们22个村都兴办了光伏产业，这些村都完成、实现了集体经济破零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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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为什么能”的制度密码       
http://www.CRNTT.com   2017-12-24 08:35:08



在中国经济今年的成绩单中，“稳中向好”无疑是最核心的关键词之一
　　中评社北京12月24日电／作为来年经济工作的“定盘星”与“指南针”，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历来备受瞩目。明年中国经济前景怎样？经济工作有何布局？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国家统计局、商务部分别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了诸多外界关心的热点问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明年的经济增长有一个比较好的支撑，能够延续今年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北京日报发表时评人范荣文章称，在中国经济今年的成绩单中，“稳中向好”无疑是最核心的关键词之一，而这也是市场各方给出的共同答案。亚洲开发银行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再次上调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在年内四度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普遍性地“看多”，源自亮眼的经济数据：2017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6.8%，增速连续9个季度保持在6.7%至6.9%的区间；过去五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超过7%，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过30%……可以说，在全球陷入“新平庸”、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可谓风景这边独好。

　　惊叹之余，越来越多人开始寻找“中国奇迹”背后的密码。中国经济为什么能？有人归因于市场体量、人口红利，有人聚焦于体制变革，还有人从中国人民勤劳节俭的民族性格中探寻答案。种种分析都有一定道理，但最根本的恐怕还在于我们制度的独特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机制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让“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文章分析，社会主义的制度底色，使我们对各方面资源具有更为理性、更具远见的统筹协调能力。从时间坐标来看，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能够始终坚持长远规划，并有条不紊地按照计划一步一步前进。1953年，伴随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面世，我们告别了新中国成立之初连火柴、钉子都无法自给的困境，初步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此后，以5年为一个周期，我们前后庚续、接续奋斗，抵达了一个个曾经的目标，又向着下一个目标出发，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逐步化为现实。从空间格局上看，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统筹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全国一盘棋”的整体谋划中，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次第铺开，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全面推进，结对帮扶、东西部协作汇聚起了精准扶贫的强大合力……高瞻远瞩、统筹协调，这是中国的经济生机蓬勃、行稳致远的基础所在。

　　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则使我们在资源配置上拥有更强的敏感性和灵活性。紧紧围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些年来，从转变职能、简政放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到减轻企业运营成本、推动某些垄断行业进行市场化改革，再到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建设支持企业运营的软硬件设施，一系列改革举措纷纷出台，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市场活力不断释放。数据显示，2016年，中关村共有300余家企业活跃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新上市企业总市值近1700亿元；2013年至2016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3%，新动能不断加强，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蓬勃发展。支付宝、高铁、网购等我们习以为常的身边事物，甚至成为“歪果仁”心中的“新四大发明”。不夸张地说，良好的创新基础和市场环境，正在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发展高地和投资热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全新的发展公式嵌入当代史，激活了中国经济，激发起亿万民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奇迹”震惊世界的密码，就在于我们既解决了长期平衡问题，又解决了迅速反应的问题，既解决了万变不离其宗的问题，又解决了求新求变的问题。如果说反应即时迅速、对供求关系调节灵敏是市场配置资源的“过人之处”，那么强有力的国家统筹和调控能力，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主要体现。市场经济的种子撒进社会主义的土壤，其成长之茁壮、活力之旺盛、成果之丰硕，超过了所有人当初的想象。相较于西方现代化模式，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体制也被称之为后起国家现代化的第二条道路。改革先锋郭树清曾如是解释：“第二条道路与第一条道路的相同之处是充分鼓励每一个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不同之处是，充分发挥国家的规划、指导、协调和扶助作用。第一条道路是一个明显自发的过程，第二条道路是一个较为自觉的过程。”

　　文章指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摸着石头”一路走来，我们已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宽阔大道上走出了自信，不断完善的这一新经济体制，我们定将推动中国经济创造更多的“奇迹”。

美专家评析：西方应为中国惊人成就喝彩
2017-12-24 10:52:02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杨梅菊
核心提示：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可能将由中国经济的惊人崛起而决定。
参考消息网12月24日报道 美国《明星论坛报》网站12月10日刊登麦卡莱斯特学院经济学家、《经济展望杂志》主编蒂莫西·泰勒的文章《中国崛起：一个国家的财富》表示，中国实现中等繁荣的这场巨变，也对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中国的经济转型也让其他国家受益。
在30年、50年、或者100年后，当后人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史时，我猜最重要的话题可能不是美国的预算赤字、税收、医保，也不会是欧盟的欧元危机，甚至也不是已经被大书特书的全球化。
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可能将由中国经济的惊人崛起而决定。
中国的崛起已经在我们眼前进行了近40年，改变了十几亿人的生活。以下是来自世界银行的一组数据，它们可以反映中国人的生活从1980年前后至今的变化：
中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比例，从总人口的80%降至6%左右。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0美元增至8200美元。
人均预期寿命从66岁提高到76岁。
婴儿死亡率从48‰降至8‰。
15岁及以上人口识字率从66%提高到96%。
当然，类似数据还有很多。但最根本的是，十几亿中国人摆脱了穷困潦倒、体弱多病和教育水平低下的状态，达到了世界银行的“中等以上收入水平”。那些在1980年刚刚成年的人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而他们如今还未到退休年龄。
那么，你会为中国感到高兴吗？于1776年发表经济学巨著《国富论》的亚当·斯密，曾于1759年发表过另一部专著——《道德情操论》，该书对大多数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人的福祉进行了反思。斯密写道：
“假如中国这个伟大帝国连同其全部亿万居民突然毁于一场地震，那么一个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很有人情味的欧洲人会有什么反应呢？”
“我觉得，他首先会对这些不幸的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他会忧心忡忡地想到人世无常，人类创造的全部成果就这样在顷刻间灰飞烟灭。如果他是一个投机商人的话，也许还会触类旁通地想到这种灾祸对欧洲商业和世界贸易可能带来的影响。”
“可是当悲天悯人、深谋远虑全部过去以后，他就会像平常一样优哉游哉地做生意、寻开心，好像这种不幸的事情从未发生过。哪怕是他自己遇到的最小的麻烦，都会让他更为紧张不安。”

美专家评析：西方应为中国惊人成就喝彩（2）
2017-12-24 10:52:02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杨梅菊
核心提示：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可能将由中国经济的惊人崛起而决定。
在1759年，亚当·斯密认为，在考虑遥远国度人们的福祉时，光靠“邻人的爱”或“人类的爱”是不够的。
斯密认为，人们应当听从一种比爱或善心更为强大的判断，即他们的良知。他写道：“这是自动出现在这种时刻的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一种更为有力的动机。这是理性、道义、良心，判断我们行为的伟大的法官和裁判。当我们的行为将要威胁他人的幸福时，他的声音足以震慑我们心中最剧烈的冲动。他向我们大声疾呼：我们不过是无数生命中的一员，决不高人一等；如果我们如此妄自尊大，必将受到人们的仇视、憎恨和诅咒。”
中国实现中等繁荣的这场巨变，也对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中国的经济转型也让其他国家受益。中国出口的产品让消费者享受到低价，如今，他们又开始受益于中国发达的技术。中国的投资支持了美国的国债，也鼓励了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
但在想起中国时，我还是很容易想起那些不好的方面，更多地想到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影响。这样一想，十几亿人类伙伴的命运扭转与改善，似乎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往往更容易同情1970年代或1980年代初贫穷的中国。在那时候，人们饶有兴趣、饱含感情、甚至带着施舍的心态，观看中国传统舞蹈或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比赛，有时候在结束时还会慷慨解囊，为吃不饱饭的孩子或者学校捐上一笔钱。
但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虽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或未来政策决定带来的副作用有所担忧，我仍然为中国感到高兴。

外媒称中国经济崛起势不可挡：不久会超越美国
2017-12-22 00:15:01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卫嘉
核心提示：报道称，政治学家兼欧亚集团负责人伊恩·布雷默认为，特朗普总统执政为中国提供了更大空间，可以发挥它已经在发挥的作用。中国完全可以说“我们有一套强大的模式，那是当今最伟大的趋势”。
参考消息网12月22日报道 外媒称，中国崛起看来势不可挡，有人预测这个已经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继续前进，且不久后会超越美国。
据阿联酋《国民报》网站12月19日文章报道，不过，也有人极力主张在评估中国中短期发展前景时应持谨慎而长远的观点。
日本资深银行家及官僚行天丰雄指出：“虽然中国经济规模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仅为1万美元。”他告诉《国民报》记者：“要想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人均GDP至少必须达2万美元。”
报道称，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补充说：“这意味着中国人均GDP必须翻一番才行。但是，即使这个国家继续以每年7%的速度的发展，仍然还需要10年时间。”
其他人则持不同看法。报道采访的政治学家兼欧亚集团负责人伊恩·布雷默认为，虽然中国GDP总量仅为美国的62%，但是中国的经济制度有助于中国以远超美国的速度发展经济。
布雷默12月中旬在迪拜阿拉伯战略论坛上提出：中国在全球市场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是2018年的最大趋势。他将中国经济制度与目前影响美欧政治制度的两极分化与民粹主义进行了对比。
布雷默说：“在贸易或政治领域缺乏领导者的世界上，（美国）特朗普总统执政为中国提供了更大空间，可以发挥它已经在发挥的作用。中国完全可以说‘我们有一套强大的模式，那是当今最伟大的趋势’。”
报道称，布雷默还说，即使“中国政府一方面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世界，另一方面劳动效率仍相对低下”是事实，也不应低估中国的重要意义。“这将产生长期稳定。中国模式不会被效仿，但是会有更多国家愿意合作。”（编译/郑国仪）

华西村女不外嫁　富三代开豪车去村企上班       
http://www.CRNTT.com   2017-12-30 10:37:34



　　种田的华西村年轻人喜迎丰收，他们其中许多开着豪车在村企上班（本文图片均为华西村提供）

　　低调、内部通婚、开着豪车去村企上班……长期以来，“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的年轻人，和华西村也被贴上了许多标签。

　　新京报记者近日走访华西村发现，和时下国内农村年轻人大规模向外“流动”的现状不同，多年来，华西村一直保持着大约98%的年轻人返乡率。这些年轻人，一般毕业后一两年内结婚，婚姻多靠熟人介绍。即便是在外自由恋爱的，最终也会把另一半带回华西。

　　目前，华西集团共有控股子公司283家，其中控股1家上市公司，联营参股公司80家，产业涉及金融、融资租赁、钢铁、化纤、农业等多个板块。华西村年轻人回乡后，会在各个村企工作。

　　由于普遍富裕，许多年轻人开着豪车去村企上班。

　　多位年轻人表示，不喜欢被贴上“富三代”标签，他们和父辈一样努力工作的同时，也会注重享受。

　　不愿离乡

　　98%年轻人选择留在华西村

　　对于华西村的年轻人，许多华西村附近的村镇也觉得有些神秘。“虽然是同学，但感觉很多时候和他们想法不一样，他们往往一毕业就回家结婚了，很少找外地人。”江阴一位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

　　按照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华西组织人事负责人缪华的话说，极少数人在外求学后会选择在外工作，绝大多数人毕业后还会回到华西村。缪华说，据其掌握的情况，毕业回乡的比例达到98%。

　　外界曾有声音认为，华西村对村民实行了经济控制，导致村民不敢离开华西村。

　　“过去，老书记吴仁宝比较强势，连自己的儿子在外面就业，都被叫了回来，以至于外界形成了华西村封闭的印象，实际上老书记对村民并不强制，只是希望华西村能够发展好。”出生在81年的华西村村民梅振华告诉记者，华西村年轻人毕业后多选择返乡，一方面是出于照顾父母等情感因素，一方面也是出于经济因素。

　　梅振华本科毕业于哈尔滨理工大学。“我当时学习的是钢铁专业，毕业后也想在外找份工作，但当时村里正在发展钢铁产业。跟吴协恩书记聊了后，最终决定返乡。”梅振华认为中国人一向安土重迁，在华西村本身经济不错的情况下，毕业回乡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89年生的史宇杰大学期间学的是食品专业，毕业后原本准备去某上市酒企工作，犹豫良久后还是回到了“家门口”，进了华西村的一家食品厂工作。

　　一个村子有多大的就业承载量？按照史宇杰的话说，现在华西村里的企业接近300家，“无论多冷门的专业，都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史宇杰认为。

华西村女不外嫁　富三代开豪车去村企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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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遍“女不外嫁”

　　毕业一两年就结婚

　　在选择回乡后，华西村的年轻人一般一两年内就步入婚姻殿堂。

　　“我找的是我们初中同学，也是同乡。”梅振华从哈尔滨理工大学毕业后，进入华西村钢铁厂工作，并在24岁那年结婚。

　　史宇杰找的是自己高中同学，24岁大学毕业后，步入婚姻殿堂，目前已经有了两个儿子。

　　史宇杰的哥哥史进杰则找的是自己大学同学，并不是江阴本地人，也是24岁结婚。

　　除了自由恋爱，更多的华西村许多年轻人在回乡后，通过熟人介绍的方式，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我把自己的外甥女介绍给了同事葛孝通，没想到他们一下子就对上眼了。”葛孝通出生于1992年，毕业后回家，亲戚、朋友、工作单位帮其介绍了多次，史宇杰也曾把自己的几个妹妹介绍给葛孝通，但都没成功。“工作后，圈子窄了很多，许多人只能靠介绍，才能解决婚姻问题。”史宇杰表示。

　　“我们华西村，已经形成了这种毕业就结婚的氛围，一般毕业就结婚了，先成家再立业。“据华西村宣传部门人士透露，华西村年轻人结婚时间普遍在24岁、25岁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华西村姑娘，很少外嫁，外嫁后一般都会把另一半带回本村生活。这也给外界留下了“排外“的印象。

　　“以前华西村太穷，外来的姑娘不愿意嫁。后来条件好了，又不愿意外嫁。大家都在村里，婚姻大多数通过介绍，一来二去，就导致大家都成了亲戚了”。

　　梅振华称，除了被认为排外，许多人还认为华西村是家族统治。“实际上，多年通婚后，大家多多少少都带了点亲戚关系，如果意义上讲，也算是一个家族的。”梅振华表示。

　　开着豪车去上班

　　“富三代”甘拿5000块工资

　　“早些年，我们统一购买，给村里购买了捷达轿车，但后来条件好，许多人追求个性化了，我们也就不统一购买了。”华西村党委书记、华西集团董事长吴协恩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表示，在华西村，豪车并不是什么稀罕事物。

华西村女不外嫁　富三代开豪车去村企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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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记者在华西村探访发现，华西村的“富三代”们大多拥有豪车。

　　每天清晨7：30，就有7位华西村年轻人开着凯迪拉克、宝马、奥迪到华西都市农业高品质稻米生产基地上班，换上工作服，穿上胶鞋，走进农田，培土、育苗、……

　　一年前，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想让华西也种出安全香醇的大米，在日本考察了十几个农场，最终决定在全村选派7名35岁以下的年轻人去日本学习水稻种植，发展现代农业。报名的有100多人，经过层层筛选和日本老师面选，最终确定了7人，全部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均无务农经历。

　　在日本，7人学会了育苗、插秧、施肥、加工、操作农业器械甚至拆卸农机。

　　新京报记者在基地探访时，发现7人正在做饭，而在此前，这些人从未进过厨房。由于农场比较由于长时间劳作，7人被晒得黝黑。

　　“除了除草会聘请阿姨，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搞定的。”据史宇杰介绍，回国后，7人投身农业，负责了千亩农田。从农资采购、物联网操控灌溉，研发平田设备和播种自动上土装置，设计包装电商推广……“华西牌”大米评上了“江苏好大米金奖”。

　　“目前，这些小伙子每个月工资5000元，未来发展好了，会给他们加工资。”据基地负责人介绍，目前华西大米基地的产值一年大概有400万元，接下来准备将进行复制。

　　多位受访者表示，村里开着豪车去上班的富三代并不少见。

　　据吴协恩介绍，华西村初创期，村里生活条件很差，现在最担心就是年轻人吃不了苦。华西村与贵州穿洞村、西点军校等合作，培养年轻人的“吃苦精神”。

阿里巴巴成为全球第一大空头“窝点”！



阿里巴巴（BABA）美股留存卖空股达到259亿美元，其折合人民币1627亿元，数量跃居全球第一！

郭良平：也谈“社会主义有点潮”
2018年2月12日 星期一 03:30 AM
文/郭良平
来自/联合早报
Sina Weibo  Email

近来在中国，大陆一波“社会主义有点潮”议论方兴未艾，给人的感觉是，似乎中国已经在引领世界潮流了。不错，习近平是将中国的实践放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来定位的；他把世界社会主义的500年历史分为六个阶段：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模式；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探索；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面对人类一系列难题一筹莫展时，中国有信心提出“中国方案”。

的确，在世界范围内、甚至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社会主义思潮在抬头。从19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好处，大多数被顶尖1%的人口攫取了；99%人口的收入要么增长缓慢，要么停滞，要么下降。有几代年轻人没有尝过资本主义的甜头；难怪近些年的民调显示，年轻一代对社会主义有好感，和他们的前辈形成鲜明对比。正是他们成就了桑德斯这样公开打出社会主义旗号的左派民粹主义政客；而10年前，这在美国政坛不啻于自杀。在欧洲，同样的民粹政治也方兴未艾，而且北欧也是社会民主最发达的地方。然而，中国是否能够引领世界社会主义潮流，还得看中国是否真的掌握了社会主义的真谛，真正把握住世界潮流。

中国大陆有一些学者和政治人物在认真探索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情况和发展新趋势，并提出一些理论创新。然而，在官定的宣传口径下，学术探讨的空间很窄。我们看到更多是沉渣泛起——几十年没用过的陈词滥调，被几十年不得志、几十年没有更新知识的人带了回来。中共的“返璞归真”是他们的机会来了；他们工作非常卖力，但其综合效果让人们常常误以为文革要回来了。中国的政工干部、宣传系统、党校、社会科学院、近年来大批新建的各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及一部分老文科院系里充斥了大量这样的人；加上学术界和政界的权力结构和根深蒂固的庸俗文化，他们不是事实求是，进行探讨、创新，而是急于迎合“上意”，卖弄滚瓜烂熟的教条，造成形式主义和形而上学泛滥，把好经也念歪了。误人误己不说，更重要的是误国误民。

资本主义民主正面临巨大的困难，但这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已经准备好取而代之。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和大跃进时代的中国都被证明是过分自信了；资本主义延续至今并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巨大发展，也是马克思始料未及的。没有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反思，同样的错误有可能重犯。

传统社会主义是党国主义

社会主义的核心是“社会”。资本主义以资本为本，是市场逻辑渗透一切，包括社会和政治；而传统的社会主义则是国家为本，是权力逻辑渗透一切，包括经济和社会。两者都不是以社会为本，因而都不是社会主义。前者滥钱，后者滥权。

传统社会主义最大的困难是对权力的制约。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栽在这上面。滥权、腐败、脱离群众、特权阶层、对社会和个性发展的压抑、经济没有活力、创新能力低下等，这些是造成社会主义阵营一夜间垮台，被人民抛弃的根本原因。著名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说，社会主义是“通向奴役的路”，不无道理，但他批评的传统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国家主义——更确切地讲，是党国主义，因为它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党和国家，而不是围绕着社会设计和运转的。今天的中国仍然没能够脱离这个巢臼。

中共优于其他执政的共产党的地方是，它下了很大的气力试图解决传统社会主义弊端。毛泽东的办法是发动群众造反，通过大批判和体力劳动来改造干部的思想观念、工作和生活作风。很显然，他失败了。目前，中共当局的办法是大张旗鼓地反腐，从制度建设上建立起对权力的监督，以及增强干部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和天下为公的信仰，但这个办法基本上没有涉及群众和社会的参与。它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虽然还须假以时日、拭目以待，但历史的经验并不乐观。因为这完全依靠执政党的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和自我更新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不断地遭到权力无处不在的侵蚀。

在中国大陆，许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的清廉。今天的干部素质并不见得比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差，但他们面临庞大得多的诱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和金钱结合，不仅造成贫富两级分化，也催生了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中共反腐的勇气、决心、力度和成就都值得称赞，但揭露出来的腐败，其深度和广度触目惊心，不能不引人深思。混合体制造成的滥权和滥钱的夹击，很少有人能够抵挡，更重要的是社会发展受到抑制。腐败及其造成的社会不公引起普遍不满，是社会动荡的根源。国家在“维稳”的巨大投入（已超过军费开支），大大压缩了社会发展的空间。如近年来司空见惯的，在社交媒体和日益发达的通讯和交通网络条件下，自发的社会团体和活动不断涌现，而政府则不断地限制、引导或粉碎它们，视之为不稳定的因素。

严密的控制造成中国社会发展程度低，个人也无法充分全面发展，这和马克思原来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正相反：被压制的“公民社会”正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而且从根本上讲，高压下的社会是不稳定的，也影响民间的创新能力。历史上所有富于创新能力的社会，都有相当的结社自由和密集的社会组织网络。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社会活力不够。苏联、南斯拉夫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形是，一旦高压不再，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即刻浮出表面，造成大面积、长时期的社会动荡、民族宗教冲突和国家分裂。政治高压和社会矛盾积累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党国主义体制下，人民有可能受益——如果执政党真正实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话；但这至今尚未有可靠制度保障，因而也常常走向反面，如苏联，成为特权阶层的天堂或腐败的大温床。说到底，民主是绕不过的坎。民主的议题就是社会问题的议题。中共也常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但却少有具体行动，因为具体到每一个干部，都希望自己的权力越大越好，都希望为民做主而不是被民做主。一旦他们不为人民谋幸福，转而为自己谋幸福，甚至骑在人民头上做老爷，人民也拿他们没办法。

社会主义拯救了资本主义

中国有一种从文革时就流行的观点：西方民主是资产阶级统治的烟幕，维护的是资产阶级法权，因而是虚伪的。不错，西式选举民主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很容易为金钱和利益集团所操纵，而且决策和执行力都跟不上快速变化的时代，但它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正如著名经济史学家波兰尼（Polanyi Karoly）指出的，现代民主是社会对资本的反抗和制约，是用选票来抗衡金钱的政治壮举，而且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就——废除奴隶制、八小时工作日、结社罢工的自由、义务教育、民权和人权保障、福利国家等。这些都属于社会主义范畴，因为它们关心的是社会议题，与资本发展的逻辑毫不相关。正是在民主政治的制约下，资本主义才没有发生马克思预测的、由社会两极分化、中间清空造成的大革命态势，也可以说社会主义拯救了资本主义。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往往比社会主义国家还多。

但这种民主政治是以主权国家为前提的。在全球化下，资本已经逃脱主权国家的羁绊，因而也逃脱了与之抗衡的民主力量而在世界范围内肆虐。这才是2008年以来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而社会对资本的反抗则是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各国，“有点潮”的真正原因。

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以社会为中心，社会的逻辑——既不是市场逻辑也不是权力逻辑——占主导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克思的预想中，不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会被推翻，国家最终也要消亡，剩下的只有社会，政治和经济都要服从社会需要。以这样的社会为中心来构织个人、政治和经济生活，才能使社会的功能、个人的身心和才干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世界各地那些造成“社会主义有点潮”的民众，要求节制资本、解决民生问题，但绝不希望一个政府来管他们怎么讲话、如何思想、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这些在一个健康而发达的社会里，人民自己会处理得很好的。人民应该生活在一个发达的社会中，而不应该在国家的包办下。

因此，建设一个健康的社会形态，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但这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迄今为止基本是个空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必不可少的；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党的领导除了要用来追求国家主义的目标（例如民族复兴、强国强军之类），也必须用来追求社会主义的目标（即社会建设）。过分追求国家主义的目标也会损害社会主义的目标。

中国的社科界应当大力研究健康社会成长的条件和政策选项，如民主参与的方式方法、社会公德和个人道德产生和发展的机制、自治自律的制度选择和创新、防治犯罪的途径、如何使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而不是资本的需要，以及如何利用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在许多领域逐渐趋向于零的生产成本和日益发达的各种网络来为社会建设服务。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郑永年：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
2018年2月20日 星期二 03:30 AM
文/郑永年
来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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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中国有关当局公布了将在农村推展的土地“三权分置”的改革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三权分置”。根据官方的解释，“三权分置”可以落实宅基地的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

这一改革要改变政府作为居住用地唯一供应者的情况，研究制定权属不变、符合土地和城市规划条件下，非房地产企业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作为住宅用地的办法，深化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完善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土地制度，推动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尽管宅基地的“三权分置”在法律上没有明确依据，但人们可以从物权法的角度来解释将要进行的试点，即将农户资格权看作是集体组织成员权的表现，而使用权则是可以流转的用益物权。旧有的政策是“一宅两制”，即房屋归农民私有，但房屋的宅基地归集体所有。

尽管“资格权”和“使用权”合二为一，都是归农民所有的，但农民的“使用权”的流转则被严格控制。这次，有关当局通过“权利分解”，创造出一个新的权利来，即“资格权”。这意味着从政策层面开始推进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

这一政策设计可谓用心良苦。对研究者来说，这份政策是一个绝好的案例，可以检讨中国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一意识形态条件下，农村改革如何举步维艰。

农村土地改革的两种极端

在农村土地改革方面，中国一直苦于两种极端的意识形态，一端是坚持旧有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一端是主张“农村土地私有制”，双方都认为只有他们相信的“所有制”才是农村的根本和出路。多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所讨论的改革思路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两种极端的意识形态。

因为“集体土地所有制”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因此任何改革都必须符合这个意识形态，即使一些做法开始和这个意识形态分叉，也必须通过哲学化的或者辩证化的解释（或者理论创新），使得人们相信原来的意识形态得以延续。

这种“隐晦”的改革充分体现在“三权分置”的政策设计上。因此，“三权分置”尽管是为了推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但有关当局也同时规定，严格限制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即“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这个口子不能开，按规划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这个原则不能突破，要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等”。说穿了，在给“使用权”一些“流转”空间的同时，又把它关在了“笼子”里面。

从其主观意图来说，这一政策设计是让农民和农村分享国家发展尤其是城市化的成果。的确，这不仅仅关乎农民的权利，也关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权利和农村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一段时间是赋权农民和农村的，主要表现在生产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方面；容许农民进城打工（流动）也是一种赋权政策。但后来实现权利的途径越来越有限，到取消农业税之后，就没有可以赋权农民和农村的有效举措了。

不仅如此，很多方面，反而呈现出“去权”的趋势，例如，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得不到有效改革，城市化不能消化长年累月为城市服务的农民工，而城镇化则演变成为把农民赶上楼。实际上，对国家来说，不管做什么事情，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第一位的，而农民权利的实现是次要的，甚至只是附属品。现实地说，近年来实施的精准扶贫可以实现“保底线”的目标，但很难实现赋权农民和农村的目标。

“三权分置”可以再次赋权农民吗？真的可以让农民分享国家发展尤其是城市化的红利吗？从实际层面来看，这一政策的目标就是让农民在自己宅基地上盖房子，即可以用来实现自己居住权，也可以用来出租给别人。不过，这里的问题在于，就农民本身来说，居住面积已经够大，不需要再用宅基地来实现自己的权利了。

除了居住空间的质量问题，大多数农民的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远大于城市。那么，谁来租赁呢？中国的三线、四线城市的住房已经过度，出现了很多“鬼城”。如果现行政策不变，城市人口仍然会继续向中心（大）城市集中，更多的小城市会演变成“鬼城”。在这种情况下，由宅基地改革所引导出来的农村“造房运动”很难改变农民的现状，如果不是恶化现状的话。

这一改革政策唯一可以发挥作用的，就是大城市周边的城乡接合部，因此其适用范围非常有限。从有关部门对“适度放活”的表述来看，事实上也如此。根据有关部门的规划，政府可能将会首先在一些城市化进程较快的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进行有限度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和退出试点。

为增加租赁住房供应，构建购租并举的住房体系，拓宽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增收渠道，按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的部署，京、沪、杭等13个城市正在开展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在试点城市，村镇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自行开发运营，也可以通过联营、入股等方式建设运营集体租赁住房。

很显然，这些实践已经发生多年了。就此而言，“三权分置”政策充其量也只是给那些已经存在的实践了事后的合法性。如果这样，人们不得不质疑“三权分置”政策的有效性了。决策者是否提问过一系列问题：这一政策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维护既有的意识形态，还是为了在维护既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催生一些有限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人们引入马克思的观点，那么就要继续问，这一政策在操作层面，谁来做？“谁来做？”这一问题很重要，因为它基本上决定了谁获益的问题。如果这一政策的目标是让农民获益，那么就必须考虑到政策的执行者问题。

农村问题历史背景复杂

在中国农村问题上，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关乎于“集体组织”。在毛泽东式的“人民公社”和农村“生产队”组织体系解体之后，农村的“集体组织”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高度流动等因素，使得很多地方的大多数农民并不在农村生活，原来农民所属的“集体组织”事实上已经不存在。

但问题在于，决策部门一直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个事实，“假装”着农村集体的存在。很多政策都建立在这个“虚设”的“集体组织”之上。今天，在理论上，所有享有农民身份的农民个体仍然享受着人们称之为“集体组织成员权”的权利，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对集体经济组织所享有的权利，而成员权被认为是兼具身份权和财产权性质的特殊权利。

此外，和村民自治制度相关，农民也享有包括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在内的各种权利。从字面上看，农民所享有的权利一大堆。不过，如果熟悉中国农村现状，人们不难得出结论，所有这些权利仅仅是文字而已。也可以这么反问：如果这些权利真的存在着，那么农村的现状为什么会变得那么严峻？（如果人们不想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就可以耐心等待眼下这一波基层反腐败运动会揭露什么样的问题。）

简单地说，享受国家为农民规定的各种权利的，仅仅只是农村的绝少数，包括农村有权力者、有钱人、地方强人，也包括一些地痞流氓和土豪劣绅。在毛泽东时代，国家不惜牺牲消灭整个地主阶层来打破农村的利益格局，但所换来的只是权力者主导的利益格局，农民从依附地主转为依附权力。

在旧体制解体之后，有了农村的自治制度，理论上农民可以解放出来了，但传统的社会结构很快恢复过来，农民再次依附一个不叫“地主”的农村强人阶层，在很多地方，自治组织和“黑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就土地制度来说，尽管仍然实行“集体土地所有制”，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集体土地所有制”演变成为农村强人土地所有制。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土地管理者的所有制，并非农民的所有权。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打破今天的地方政府和强人垄断的土地权利。

人们可以预测，在限制社会资本的前提下，“三权分置”只会强化农村强人的权利，而继续弱化普通农民的权利。尽管人们赋予农民权利观念，但在现实层面，农民太弱，弱得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权利。农民所能做的要不是自杀，要不就是简单操作的暴力。

如果人们意识到权利的实现，需要阶层力量的平衡这一社会和法治制度环境，那么农民权利的实现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第一、给予农民宅基地的真正权利，而非仅仅是今天的使用权和资格权。这些都是纸面上的，对农民来说并不具备真实的意义。第二，容许城市中产阶级进入农村，造就另外一个有能力的阶层，制衡原本的农村强人。只有城市中产阶层具有权利观念，也具有保护自己权利的能力。

中国农村的发展资源已经处于竭尽状态。在取消农业税之后，政府可以做的似乎不多了。人们的共识是，只有通过有效的土地制度的变革，才可以引入有意义的变革，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不能改变由农村强人所主导的“集体土地所有制”，那么任何变化都会是表面上的。农民需要分享城市化、工业化的成果，这要求农村人口的双向流动。

一方面，需要容许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农民向往城市生活这个趋势不可避免，任何人也阻挡不了。但如果光是农村人口的流出，必然会造成农村的“单向流出性衰败”。今天的局面就是这样造成的。要避免“单向流出性衰败”，就需要容许甚至鼓励城市居民流入农村，在农村居住和生活。

双向的流动需要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民、城市居民都可以拥有农村的土地，至少是宅基地。这样，在农村就会出现一种由不同社会群体拥有土地的混合土地所有制。这不仅是发展所需，更是农村社会阶层互相制衡所需。没有这种制衡，无论怎样的政治建设，农村的衰败和“黑社会化”不可避免。

农村本身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农村本身不足以实现现代化，这在哪一个国家都一样，发达国家也如此。农村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帮助，但仅仅是政府的投入很难可持续。在世界范围内，农村的现代化取决于：第一，城市化能够吸纳消化大部分农民；第二，城市居民倒流到农村，实现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这两者都需要土地制度的变革。在中国，如果不变革目前的土地制度，这两种变化的发生就不可能。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朱颖：委内瑞拉带给世界的教训
2018年2月20日 星期二 03:30 AM
文/朱颖
来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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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个月委内瑞拉传来的几乎都是坏消息：超过80%的人每天只吃一顿饭；即将发行 “石油币”，每个“石油币”价值等同于一桶原油；宣布官方外汇汇率贬值99.6%；再度上调最低工资也难抵逾2000%的通货膨胀率；2017年11月货币量同比上涨618.67%；2017年12月原油产量陡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

这个在1976年成为拉美的富国，人均收入折合今天可达1.9万美元的国家，怎么会落到今天如此的境地？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哈耶克的名言：“用通向天堂的美好愿望来铺设一个国家通向地狱之路”，就是委内瑞拉近20年的生动描述。

委内瑞拉已故总统查韦斯1999年执政后，提出了名为“21世纪社会主义”，实为民粹主义的“美好愿望”。这个愿望要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进行全面调整，经济方面核心是国有化和享受各种福利，包括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住房。这种民粹主义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这个美好愿望实现了吗？委内瑞拉民众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幸福感，从1998年至2013年，委内瑞拉人均收入从1万1725美元逐步上升至1万8306美元，而同一时期的贫困率则从49%下降至29.4%。

但是，委内瑞拉人均收入的提高，是建立在国际油价高涨和石油出口收入的基础之上。2002年到2010年国际原油价格从每桶 22.81美元增至109.45美元，委内瑞拉人均年收入从3657美元上升到1万3581美元。当2016年国际原油价格跌至40.76美元，人均收入也迅速缩水，仅为4262美元。拉美智库Sedlac指出，在消除贫富不均方面，委内瑞拉是表现最差的国家之一。

一方面，仅仅凭国有化无法提供经济的动力；另一方面，巨额公共支出让委内瑞拉政府负债累累。国际油价下跌后被石油繁荣所掩盖的满目疮痍都显露出来，整个国家陷于经济下滑，财政亏空，债台高筑，物质稀缺，越来越多的民众生活还不如查韦斯执政前，实现了“一个国家通向地狱之路”。

这条地狱之路的引领者是查韦斯，他把结果平等视作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有效途径，实现社会财富的无差别分配。这其实就是千百年来人类梦寐以求的乌托邦社会。乌托邦的实践证明了弗朗西斯·福山所言，民粹主义的问题在于所提供的短期方案，实际上会损害穷人的长远利益。

然而，当初委内瑞拉的广大民众绝对不会接受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主张。哈耶克认为，只有私有制基础上的竞争制度，穷人才有可能致富，且才能凭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掌权者的恩惠致富。这类主张面对一个财富分配差距过大，不平等问题凸显的社会显得苍白无力。相反，抨击资本主义、驱逐外国资本、实行国有化、社会平均财富等民粹主义的口号能赢得社会的广泛支持。

原因是民粹主义的口号符合广大民众改善命运的愿望。主张竞争恰好与广大民众所面对的残酷现实是一致的，他们已经憎恨现实社会，宁可接受虚幻的乌托邦，也绝对不能接受不平等的现实。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张的那套东西，正是让广大民众参与竞争，努力改变命运。这等于把民众推向他们憎恨的社会。

这样的情感因素，导致人们的认识偏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S.Phelps）的《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给我们展现了19世纪以来的市场经济给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带来的巨大进步。在书中提到这样的一个事实：1843年以后40年里的英国，富人的人数增加了，但穷人的平均收入几乎是50年前的两倍。

物质进步的好处也落实到穷人的身上，穷人一直是竞争制度的受益者。富人确实变得更为富有了，但数百万上千万的穷人拥有了暖气、汽车、天花疫苗、室内排水系统、廉价旅行、妇女权益、儿童死亡率下降、充足的营养、寿命延长一倍、子女上学等等。

但市场经济的竞争制度不会天上掉馅饼，查韦斯给委内瑞拉民众送馅饼，吃免费午餐胜过参与竞争和付出的努力，人性的弱点是宁愿相信穷人心中的罗宾汉施恩送午餐，也不愿意面对不确定去努力奋斗。不确定环境下，人们的付出未必如愿以偿。埃德蒙·菲尔普斯在《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资本主义的最大缺陷就是不确定性。

民众把权力交给查韦斯，查韦斯给民众送来福利，这是确定的。所以，民众也愿意让查韦斯集中权力，走向独裁。民主制度诞生了查韦斯，查韦斯消灭了民主制度。政府权力不受监管，权力的腐败导致从商品进口到政府补贴，再到最终的分配和销售，在商业流通的每个环节都有人投机牟利，倒卖和走私商品，官僚阶层是权力集中最大的获益者。

查韦斯的继任者马杜罗是查韦斯的忠实追随者，延续着“21世纪社会主义”道路，国内经济几乎崩溃。最倒霉的受害者恰恰就是当初拥戴查韦斯的底层民众。我们无法知道委内瑞拉的广大民众，是否在反思查韦斯的乌托邦给自己带来的灾难，但世界可以从中汲取教训。乌托邦的设想很美丽，但诉诸情感的幻想终究要破灭，遵循经济规律是唯一的选择。

与委内瑞拉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智利，2012年智利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迈入了发达国家行列。智利接受了芝加哥学派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指导。整个世界，尤其是经济转型的国家，能否从这两个案例中得到有益的启迪呢？

我们无法知道委内瑞拉的广大民众，是否在反思查韦斯的乌托邦给自己带来的灾难，但世界可以从中汲取教训。乌托邦的设想很美丽，但诉诸情感的幻想终究要破灭，遵循经济规律是唯一的选择。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经济学教授）